上海
“如不守孝，那就披麻戴孝，在灵堂成亲！”杨淑慧斩钉截铁地对儿子周幼海说道。
1948年2月，早已经病入膏肓的大汉奸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考虑到儿子和施丹苹已经订下婚约，杨淑慧叮嘱他们必须要守孝三年才能结婚，毕竟周家是大户人家，规矩很大。
然而周幼海根本不信这一套，无论如何也不肯依了母亲，坚持要尽早完婚。母子二人争执不下，最终约定在父亲的灵前完婚。
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出现了。在新街口的殡仪馆中，周幼海和妻子施丹苹披麻戴孝，站定在父亲周佛海的棺材前，四周零零落落站着一些亲友和佣人，母亲杨淑慧边哭边说：
“幼海和丹苹现在要在父亲的灵堂成亲，佛海呀，你要有灵，保佑他们呀！”
做人质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为何周幼海不顾父亲刚刚去世，执意要和上海交际花施丹苹完婚？谁都不会想到，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周佛海，有一个投身革命并加入共产党的儿子，之所以急于结婚，就是想在婚后集中精力，更好地去做地下工作。
1922年10月，周幼海在日本出生，当时父亲周佛海不过只是一个穷学生，和妻子杨淑慧靠着微薄的稿费勉强维生。当时周佛海已经和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自从脱离共产党之后，周佛海过得并不如意，虽然在国民党中历任各种重要职位，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之后，周佛海和汪精卫开始正式接触，臭味相投的两个人结成联盟，决定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938年冬天，周佛海和汪精卫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汉奸活动也日益公开。当时周幼海已经被送到香港避难，在一次上课时，他发现自己的课桌上被写上了“小汉奸”三个字，顿时脸色惨白。
后来周幼海在校刊上发表支持抗日的文章，来表明他的爱国之心。然而同学们依旧冷漠的目光，给他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刺激。
很快，周佛海就随汪精卫返回了上海，并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接了过去。周幼海在上海待了没几个月，周佛海就应日本特务机构的“邀请”，将儿子周幼海送到了东京读书。
17岁的周幼海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钳制父亲的人质。
碍于周佛海的身份，日本人对周幼海十分重视，特地给他安排了最舒适的邮轮包房前往日本，以贵宾身份住进了日本大财阀藤田源一的豪华别墅内，并安排了周佛海以前的老师亲自教授日文。
闲暇时，周幼海由专人陪同，在日本各地游玩。周幼海在生活上被照顾得无微不至，只是寒暑假的时候不能回国，当时日本人委婉地告诉周幼海，这是为了不打乱他的学习，同时也是他父亲的意思。
就在周幼海抵达日本不久，国内发生了“高、陶事件”。由于内定的部长之职被抢走，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出走香港，公开发表文章揭露“日汪密约”，并称日方安排周幼海到日本读书，实际上是当了“人质”。
看到文章之后，周幼海的内心很是痛苦，他开始逐渐意识到，日本人在有计划地将他培养成汉奸亲日派的接班人。就在此时，一位名叫陈国桢的中国学生，给周幼海指了一条明路。
陈国桢比周幼海高两级，知道他喜欢看小说，便趁着自己兼管图书馆的机会，悄悄借给他一本书，并叮嘱他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本书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为了保密，陈国桢用纸将封面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回到住处之后，周幼海连夜读完了这本书。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国有个共产党，自己的父亲周佛海原来也是共产党的一员，后来叛党当上了大汉奸。自此周幼海对父亲就有了看法。
看过《西行漫记》之后，陈国桢安慰周幼海，只要他不当汉奸，同学们就不会看不起他。在二人逐渐熟悉之后，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抗战上，当时陈国桢告诉周幼海，真正抗战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对此周幼海并不是很理解。
于是陈国桢又给了周幼海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面写着《论持久战》四个字，这是周幼海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著作。
后来陈国桢遭到日本宪兵逮捕，不幸病死狱中，然而他在周幼海心中撒下的进步的种子，却开始逐渐生根发芽，周幼海开始尝试进行反抗。
他的第一个反抗行动，就是要求在寒暑假回国。刚开始日本方面并不答应，周幼海趁机说道：“怪不得人家说我是‘人质’，你们不愿放我回国，不正是把我当‘人质’吗？”
无奈之下，日方只得同意周幼海回国的要求。
没想到此次一回国，周幼海就出逃了……
为革命理想与敌人周旋
1941年暑假，周幼海回到上海，日夜被日本特务看守。当时周幼海对于日本人和汉奸十分痛恨，便约自己在香港读书时的知心同学姚祖彦商量，自己已经决定到大后方抗战，准备先去杭州再去重庆。
一天晚上，周幼海孤身离开家，住进了早已开好房间的酒店，趁着第二天天还未亮，登上了前往杭州的火车，向着自己的抗战梦出发。
母亲杨淑慧见儿子一夜未归，赶忙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知道儿子已经有抗日思想，急忙报告日本宪兵队，请他们予以堵截。而杨淑慧则带着女儿找到姚祖彦，声泪俱下地请他说出周幼海的下落。
见此情形，姚祖彦不得不说出周幼海打算先去杭州再去重庆的计划。
周幼海乘坐的火车还没到杭州站，日本宪兵和特务已经站满了月台。周幼海下车之后，一眼就认出了两个特务头目，知道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