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首发腾讯新闻)最近,贵州女企业家被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政府也发布通报称项目款项目前已支付89%,相关报道并不属实。
报道是否属实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厘清,但通过该事件我们能看清楚基层政府的透支型发展模式,以及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透支型发展模式
首先,这件事并不是贵州才有的特殊现象,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些年都在走透支型发展路径,通过金融、土地的杠杆加速地方项目的进程。
金融透支作为一种工具,合理使用有利于地方加快发展,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可以压缩发展的周期,快速改变基本面貌。事实上我们国家的发展相当程度上也是受益于这种模式,如果等到地方财政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再投入,一来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二来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一旦运转起来,就会产生路径依赖,背后也隐藏着风险:透支型发展模式和地方官员不切实际的政绩冲动结合。
有政绩冲动未必是坏事,但政绩工程很容易受到主观主义的影响,比如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在任内做出看得见、摸得到的政绩,就有可能上马一些不切实际的工程,还会辩解是为地方的发展才做的。
这个工程哪怕长期来看是有效的,但从投资的规律来讲,可能就不合理,所以很容易陷入资金链的断裂,最后产生地方债务。中西部很多地方的景观建设明显就是不切实际的,没有带来任何效益,最后都烂尾了。
为什么中西部地区更容易“爆雷”?
我们看新闻报道,好像发生这种事比较多的是贵州湖南等中西部地区,其实东部发达地区也有,但东部地区比较好的地方是虽然透支的窟窿很大,但还可以循环,因为还有外部资源不断涌入,已有的投资也能带来效益,哪怕建一个体育馆,也可能带来周边土地升值。
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讲,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也好,城市景观也好,没办法直接产生效益,花掉的钱也不能从税收或其他方面运转过来。中西部地区县城的土地和人口只有这么多,建完就完了,和东部地区源源不断的循环和升级不一样,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基础安排。
透支型的地方发展路径能够运转起来需要很多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整个地方的资源和经济发展。另外也要看经济周期,如果经济预期一直比较好,就可以不断地循环,一旦预期下降,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会面临问题。
当然,负债率也需要可控。现在我们很多地方的融资品打破了可控的因素,监管其实是不严的。以我自己的调研情况来看,很多地方债务的窟窿有多大,上级政府有时候是搞不清楚的,因为链条很复杂。另外,针对对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导致实际情况也更加复杂。
地方主政者为什么不担心风险?
对于主政的人来说,他其实完全不担心,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周期。另外,主政者也会规避责任,比如,融资和审计的过程非常清晰,没有一分钱进入自己的腰包,整个程序合规性方面也没问题。
如果他一直在想“这个太可怕了,我不能再搞了,迟早会爆雷”,那这个事情就没法做了。这个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点是你要让它一直循环下去。如果中间停下来,可能引起的问题比你解决的问题还多。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单单他主观有冲动发展,背后也可能是“被迫”的,面对发展的机制,个人没有选择。通过透支融资,引入资金和项目,整个社会才会活起来,这是所有地方主政者的底层逻辑。
以前,融资平台没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看手头有多少钱,干多少事。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可以向金融机构借钱,也就很难回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模式。
选择这样的赛道和模式,也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在我任上转换赛道,换一种发展模式,那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我这样做下去,不但很可能没有什么损失,甚至还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企业为什么愿意做?
所谓透支型的发展模式还有一个基础就是“官商共同体”,这是个中性词。地方发展一定需要企业参与。对企业来说,参与政府主导的项目也是一个机会。
从我调研的经验来看,大多数企业参与政府项目利润率是有保障的。政府也需要这样的企业家,因为他可以垫资,满足很多项目提前开工的需要(一些项目需要在任期内做出来)。一般来讲,企业老板去做这些工程还是有一定的安全系数的,不只是因为跟官员有良好的信任关系,也是因为地方政府选择的投资型发展模式某种意义上是比较稳定的。
A项目做完了,你可能赚不到钱,但是B项目你可能会多赚一些。十几个项目里面,肯定有几个项目是不赚钱的,但也肯定有几个项目是赚钱的,这样企业家就能保持平衡。对企业家来说,因为生意比较稳定,所以哪怕有风险也要投入进去。
透支型发展逻辑会调整吗?
最近几年,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已经在加强,只不过一种模式一旦形成,它牵扯的面很广,已经嵌入到整个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表面看是地方债务问题,背后其实是整个政治经济的运转机制。这个机制要转换其实很难,需要一个新的机制来替代,问题是你能找到更好的替代机制吗?
在我看来,过去很长时间内形成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有它历史性的贡献,我们需要短期之内补短板,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民生方面。但是今天我们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要进入一个新常态。这个阶段要转过来,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的,需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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