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媒介化：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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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的“盲点”，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话语的根本立场，然后结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属于经济媒介化，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后通过历史性回顾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的元过程，即在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配合与发展下，经济媒介化先后经历了渗透、延伸、改变与内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与遮蔽的双刃效应。经济媒介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物质生产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补充研究，为深化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

作者简介

朱江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媒体融合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FXWB018）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

缘起：从传媒经济到媒介化社会

在互联网技术驱动下，媒体形态与生态不断迭代，先后衍生出以交互性为特征的“泛媒体”、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媒体”以及依赖于虚拟技术的“浸媒体” （崔保国，王竟达，2018）。媒体形态的层出不穷带来传媒业的巨大改变。传媒业不再仅仅是数字产业中的一个经济门类，而是深度参与到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之中。这种参与也不仅仅局限于提供技术可供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的媒介技术进行关系重构，推动全社会发生数字革命。如此一来，传媒经济一词已然不能概括当今数字媒介经济本身的丰富程度以及其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刻程度。

受到欧洲媒介化理论影响，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媒介化社会是当前传媒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应该成为研究传媒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主要范式，这为当前媒介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喻国明，耿晓梦，2021）。但是相关研究还比较零散，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比如，媒介化社会从何时开始？数字媒介时代之前媒介化社会是否存在？它们之间有何区别？再比如，欧洲媒介化理论强调的是媒介对社会与文化的革命性影响，那么经济在媒介化社会中有什么变化？为何对经济媒介化视而不见呢？如果社会媒介化可以分为经济媒介化、政治媒介化、文化媒介化、宗教媒介化等不同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一分割研究的方式是否存在还原论的风险？

日益增长的数字媒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理论供给的巨大落差，是反思媒介经济理论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动力。然而，近五年来新闻传播学四大刊上媒介经济研究的文献量远远低于媒介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文献量。这种对经济问题的回避实则暴露了这一领域理论创新的乏力。因此，本次研究尝试从已有媒介经济研究瓶颈与本土化的困境出发，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提出经济媒介化这一新型分析方法。

二

盲点：多路媒介经济研究的

理论瓶颈与本土化困境

当下媒介经济理论的集体失灵很大程度上源于理论发展自身的局限性，数字媒介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是加速了问题的暴露。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曾于1977年指出，“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角色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可是“盲点”之痛不仅存在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存在于所有媒介经济的探索性研究中。而且在西方研究传入中国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这一“盲点”又被进一步放大了。笔者借用“盲点”一词回顾多路媒介经济研究的困境，也希望如达拉斯·斯迈思所说的那样，“（盲点这一论断）是开启一场辩论，而不是结束辩论”。

（一）已有媒介经济研究的“盲点”

20世纪上半叶随着大众媒介的盛行，不少研究者对媒介经济功能产生了兴趣，西方媒介经济学、发展传播学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纷纷发展起来。但遗憾的是这些学派各领风骚十几年后都先后进入到瓶颈期，要么理论创新乏力，要么发生 “文化转向”，致使在媒介经济功能日益凸显的当下，媒介经济研究的“盲点” 进一步扩大。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媒介经济学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是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中经济学范式最强的一支学派，但是理论来源与经济学范式属性也成为其发展的阻力。虽然在罗伯特·皮卡特（1992/2005：1-12）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媒介经济学完成了学科建制，但是传播学与经济学的范式始终未能真正融合并发展出新的学科范式。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传播学有意接纳经济学，不如说是以密歇根州立大学为代表的传播学院接纳了一批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精英学者（姚曦，李斐飞，2016）。由于研究群体较为小众，加之当前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对几乎零边际成本的数字媒介经济问题捉襟见肘（里夫金，2014/2017：4-10），媒介经济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缺乏理论创新动力。

滥觞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发展传播学是最早明确传播具有经济功能的一支学派，代表了传播学者主动关注与传播有关的经济现象。不过因为研究者的学科局限性，发展传播学始终缺乏稳定的理论范式。从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现代性理论到媒介依附论，再到近十年发展传播学一直竭力跳出后殖民理论框架，积极与世界文化多样化相结合，文化成为发展传播学开展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乡村、性别与健康等问题研究的关键变量。参与式传播范式的兴起也进一步强化了以文化为中心的多元范式（韩鸿，2014）。在这一背景下，当前的发展传播学很少涉及数字媒介与经济发展问题。

相较而言，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仅理论基础较为扎实，而且传承也较为连续。不过来自斯迈思的“盲点”批判也格外引人瞩目。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西欧阵营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批判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转向”（刘子旭，2019）。有趣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在理论发源时间与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的路径上与发展传播学有着较多相似之处。两者还在媒介依附理论上出现了研究交叠（夏文蓉，2007）。更加吊诡的是，两者在理论进路中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政治与文化领域。尽管近些年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2014/2020：2-12）提出重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建立了数字劳动理论体系，但是依然只针对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并不涉及经济基础问题。

这些理论的先天不足，加上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殊国情，使得它们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显得格外蹩脚。西方媒介经济学一直因为建立在自由市场竞争前提之上而面临着水土不服（曾琼，张金海，2014）的问题。发展传播学因为主题的多样性而面临分化，逐渐走向从特定经验现象之中寻找张力（郭建斌，姚静，2021）。传播政治经济学虽然活跃，但其“学术化”倾向浓重，并不直接回答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胡翼青，杨馨，2016）。移植西方理论的道路走不通，自主知识体系又迟迟未能建立，致使我国媒介经济研究在媒介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常常处于失语状态。

（二）媒介化理论的兴起及其“盲点”

随着媒介嵌入日常生活的程度越来越深，类似于“全球化”“城市化”等以 “-ization”为词缀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一词应运而生，代表了媒介研究转型的新范式，这似乎为内眷化已久的传播学重新接入社会科学搭建了桥梁。理由如下：第一，媒介化理论并不简单地关注于媒介报道或媒介组织，而是更为广泛地研究媒介与社会转型是何种关系这一根本性的问题（Hepp，Hjarvard & Lundby， 2015）。第二，将媒介建构视为一个半自治的制度过程，伴随社会结构互动发展，可以参与社会的权力与资源分配（夏瓦，2013/2021：25）。这打破了往昔将媒介视为文本、内容或技术等具体而静态的理解；第三，媒介化理论作为中层理论，一方面可以避免媒介化研究走向过于宏大或细微的困境，另一方面中层理论在应用范畴上有较强灵活性，有助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兼顾开展（Couldry & Hepp，2017：12-22）。第四，媒介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是媒介与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多种结构性要素的互动过程，这必然要求媒介研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展开交叉研究（Lunt & Livingstone，2016）。

尽管媒介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媒介参与社会变迁的叙事蓝本，但是对最为核心的媒介与经济关系一直视而不见。媒介化理论奠基人斯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2013/2021：1-6）将媒介化定义为“社会或文化活动的核心要素（如工作、休闲、娱乐等）采取媒介形式的过程”（Hjarvard，2004：48），并总结了政治媒介化、宗教媒介化、游戏媒介化和惯习媒介化，集中在政治与文化领域探讨“人们使用媒介做了什么”。尽管早年他也分析了玩具产业全球化的媒介化趋势，将其描述为“想象化”“叙事化”和“虚拟化”三个步骤（Hjarvard，2004：43-63），然而这项研究并不涉及产业经济机制或经济全球化等根本问题，本质上还是一项文化研究。媒介化理论进入中国后，由于各个领域无差别地使用“媒介化”一词，大大降低了概念的有效性。

相关研究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媒介化进程排斥经济活动，事实恰好相反。首先，媒介天然具有经济属性。根据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2004）对 “媒介”的定义，所有媒介都具有连接功能、符号功能与经济功能，共同决定了媒介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次，媒介化过程天然与经济活动相伴随。媒介化与全球化、个性化和商业化的元过程（Kortti，2017；Krotz，2009：21-40）交织，媒介传播与商业化的关系自然应成为媒介化研究的对象。第三，媒介化发展过程离不开经济因素的作用力。媒介化理论的代表人物Andreas Hepp、Stig Hjarvard 和Knut Lundby（2015）在论文中坦率地指出，“媒介已经成为各种社会领域的共同组成部分，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不仅如此，在一些情境中经济因素是推动媒介组织集中化发展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另一些媒介占据主导作用的情境中，经济因素也可能转变为制约其发展的力量。综上所述，大概是由于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局限性，当下的热门理论——媒介化理论主观上忽视了经济活动的媒介化现象。

三

重构：回到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以上理论回顾显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对媒介经济功能的解释都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不过下文并不准备沿着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习惯路径而展开。传播政治经济学最初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物质性与阶级性的深刻影响，但是后来它的“文化转向”将一切矛头集中在“异化”之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的背离。

（一）误解：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话语的扬弃

受到西方左派学者的影响，媒介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借鉴多采纳了异化劳动话语，形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式。而这一点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判。诚然在马克思学术生涯的早期，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哲学逻辑和从现实出发的客观经济学逻辑曾一度在他脑海中激烈交锋，但是后期马克思已经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生产实践”，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强调客观性的后一逻辑。在《资本论》的写作与出版中马克思已经非常审慎地使用“异化”一词，仅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范畴内谈“异化”（孙伯鍨，容可，1983）。

马克思研究话语的转变始于对机器大生产的深刻认识。在前期关于机器大生产的论述中，他强烈批判了机器对劳动的排斥。但是，马克思逐步意识到，亚当·斯密时代提出的劳动分工论是建立在小规模的手工作坊生产组织形式之上的，而机器的出现与工厂的发展表明社会已经从“制作”走向“制造”，新的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代表一种先进生产力，是社会物质生产变革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对工艺学的接触，让马克思更加深信，机器通过创造全新的生产活动和协作关系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飞跃发展。随着认识的升华，马克思在《拜比吉和尤尔笔记》中指出工厂制度的基础是“无需耗费很大劳力而对各种自然产品进行不断改善，使它们转变成给人带来好处和享受的对象”（Marx & Engels，1845/1998：342），这表明机器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劳动对象化的关系，更是劳动对象为人提供有用性的关系，即为我性。

此后，马克思逐渐抛弃了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在第三次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时，他将实践与生产中的具体劳动研究升华为抽象的一般劳动研究，认为劳动作为现代工业经济的历史性产物，代表了人类历史性生存的现实关系。至此，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认识完成了从价值主体到历史客体再到历史主体的演变过程（张一兵，2020：629）。异化劳动话语不再代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主要立场。

（二）拨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抛弃异化劳动话语，重归生产话语，是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发展媒介化理论的关键。马克思的生产话语并不是指单纯的生产过程，而是“透过生产的棱镜去透视社会现象背后看不见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 （张一兵，2022）。生产话语既包涵了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包含了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的“看不见的关系”（吴婷，2022）。这些“看不见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与物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人主动改造自然，并使得自然“为人所用”。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随之改变，马克思说道“进入社会状态的第一步——依赖”（Marx & Engels， 1858/1988：259）。三是经济关系与社会制度。因为“没有交换的劳动几乎和没有劳动的交换一样无用”（Marx & Engels，1858/1988：239），所以交换关系伴随劳动而出现，交换与分工的不平等促进社会不同阶级的产生，形成基本经济关系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制度。

由此可知，马克思的生产话语既不是“生产决定论”，也不是“关系本体论”，而是从生产实践出发，强调物质生产与关系建构之间互动性的研究。为关系建构“穿针引线”的重要工具正是媒介。为了研究不至于失焦，不能将媒介等同于“万物皆媒”，后文会根据媒介的经济属性对媒介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三）重构：经济媒介化概念的提出与操作化路径

媒介化理论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基础上分析媒介与经济关系建构提供了思路。嵌入在人类经济活动之中的媒介，通过影响生产、流通与消费中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进而对经济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起到建构作用。因而可以把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称之为经济媒介化。

更具体来说，经济媒介化是把媒介发展看成一种决定经济活动的关系的生产活动。首先，媒介生产了存在于生产力之中的关系，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生产协作关系。正如马克思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1845/1995：80）。其次，媒介生产了充斥在生产关系中的关系，包括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比较复杂，而且常常在媒介充当中介的过程中遮蔽了本来的关系。比如，“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857/2016：91）。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媒介活动必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有多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正是经济媒介化研究需要回答的。

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研究迈向操作化的分析工具。首先，在这里媒介是指人类社会关系建构的工具。更准确地说，经济媒介化中媒介的选择标准是：是否作为人与人在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经济活动中开展交往的主要载体。以此为标准，经济媒介化中的媒介大体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经济活动中为人与人交往提供物质载体的基础设施媒介，对应生产力中的交往关系建构。近几年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2015/2020：35-62）分析了自然媒介、技术媒介与互联网媒介的同构关系，提出“媒介即基础设施”，试图从媒介的角度重新书写人类历史文明形态，从而掀起了一阵媒介物质性研究的热潮。身体、交通以及互联网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媒介属性已然被广泛接受。第二种是在经济活动中帮助人们完成交换、消费与分配的经济媒介，对应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关系建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2000：185-187）曾提到，“货币在无文字的时代肇始于商品”，它的作用不仅能够在无文字时代加速商品交换，还在有文字时代“成为联系日益专门化活动的主要媒介”，而且这一功能在电力时代大大增强。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900/2019：195-205）强调作为媒介的货币是社会互动关系发展的主导者。马克思更是将商品、货币和资本等中介物视为社会关系的载体。第三种是为了交换和传递经济信息以及制订和传达经济规范的信息媒介，对应生产关系中的社会关系建构。这与大多数传播学研究中媒介的定义相符，以莎草纸、印刷术、报纸、电报与网络等为代表。以往媒介与经济的交叉研究大多停留在第三种媒介形式，因而文化批判研究大行其道，媒介参与经济发展的底层作用被严重忽视。

其次，媒介化是媒介参与人类生产实践与经济活动的过程。媒介与经济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媒介化的程度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深。舒尔茨（2004）将媒介化过程分为延伸、替代、融合和适应等四个阶段。约瑟夫·斯特隆巴克（Jesper Strömbäck）（2008）按照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的关系将政治媒介化划分为产生、影响、加强和内化等四个阶段。经济媒介化也不例外。媒介逻辑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按照从浅到深可以整理为四个描述性指标，分别是：覆盖经济活动；有独立自治的运行逻辑，但是受到政府和社会等力量的约束；越来越能够冲破和改变政府、社会等力量的约束；成为人的依赖，能够代理和决定人们的行动。对应这四个指标，经济媒介化的过程可以划分为渗透、延伸、改变和内化等四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阶段只是展现了媒介参与经济关系建构的不同程度，人类社会并不一定完全按照这四个阶段的顺序发展，也未必需要一一经历所有阶段。

最后，提炼媒介逻辑是展开经济媒介化分析的目标。媒介逻辑指媒介在媒介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治能力的运作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媒介形态的交流传播形式（Altheide & Snow，1979：2-5），却因为能够以非正式规则的形式帮助“分配物质和象征资源”（Hjarvard，2008：113）而对人类实践活动产生了一种作用力。媒介逻辑存在于一个个传播构型（communicative figuration）之中，与其他制度逻辑相互依存，人们既可以研究一个特殊的传播构型，也可以对它们的集合加以共性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媒介化探讨媒介与经济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媒介或几种媒介的效果研究，而是研究媒介集合形成的逻辑力量是否会引起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是如何产生影响的？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持续的，抽象的。

四

演进：经济媒介化的历史进程

媒介化理论有两种可操作的分析路径：强调整体性的历时性（diachronous）研究和关注当前发展的同期性（synchronous）研究。为了整体性、全局性地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发展的全貌，本次研究优先选择历时性路径呈现经济媒介化的历史演进过程。西方媒介化理论常常将信息媒介视为研究对象，然而由于信息媒介产生时间晚于人类社会发源，因此不能完全覆盖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元过程，媒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基于经济媒介化对媒介与媒介化的重新定义回望人类历史，媒介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源与发展的底层逻辑被充分彰显。

（一）渗透：身体为媒、产品过剩与私有制的出现

“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梅洛-庞蒂，1945/2001：116）。因此，“我们就是身体”的具身传播开启了人类早期的经济媒介化实践（梅洛-庞蒂，1945/2001：265）。

对于人类的起源，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是人类脱离动物的主要原因（恩格斯，1884/2018：31）。他们还采信了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中的推测，群居人类的生活大致上是以果实与坚果为生，创造了最初生存的有限区域，分节语是人类最早期的交流语言（摩尔根，1877/2007：508）。一开始群居的人类可能维持着杂交的混乱关系。后来群不断缩小，他们“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庭”（摩尔根，1877/2007：20）。依据考古推测，血缘家庭的演变经历了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最终稳定下来（恩格斯，1884/2018：33-62）。

至于家庭结构演变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既是自然条件的影响，又是经济条件的结果，尤其体现为男女分工的斗争。最初的男女分工是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在这一点上，上帝的天平是偏向男性的，在身体构造上决定了男女分工的结果。因为女性的生育能力，承担了人口繁殖与照料生活的任务；也因为生育的关系，确立了最初的母系氏族关系。可是不久后，随着人类的生产力逐渐提高，狩猎、畜牧乃至农耕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一开始财富自然而然地归氏族共同所有，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多余的财富转归为家庭所有时，原有的对偶家庭和母权制氏族社会就受到了打击（恩格斯，1884/2018：52）。拥有生产工具和财富的男性经济地位崛起，更加需要子女来继承财物，这势必使得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

这一过渡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人类仅仅使用了一点诡辩的技巧便使得制度更迭顺理成章。“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突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马克思， 1882/1965：138）。也就是说，只需让子女随父亲的姓氏，归于父亲的氏族，便能顺利继承父亲的财产。如此一来，氏族制与家庭结构就轻易变更了。再接下来，为了让确凿无疑的亲生子女继承父亲的财产，一夫一妻制出现了。这宣告着原始氏族内部自然形成的公有制彻底向私有制转变（恩格斯，1884/2018：62）。

当代研究者经常将家庭作为一个传播构型，分析媒介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殊不知，身体的天然构造是氏族时期家庭结构、经济关系和私有制演变的物质基础，过剩的产品部分脱离了物的属性，作为媒介形式成为人们经济关系与地位的体现，而“姓氏”作为最初的信息媒介帮助这一经济关系制度化，并延续下来。在这一时期，媒介还没有固定的形态，仅以一种自发的状态渗透到人类文明的发展之中。

（二）延伸：古代交通、货币与以中国为中心的简单商品经济

一个从农业和手工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的出现，被恩格斯称为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行走于列国，交通工具对他们来说就是身体的重要延伸。从畜力交通发展到畜力牵引的轮子交通，流动的商人越来越活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人的移动，还有商品的流动。为了便利商品流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运而生。

便于人交流的交通与便于商品交换的货币的双双发展，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基本格局。中国自秦朝统一后，“车同轨”和“币同形”的改革首次解决了大范围商品交换的问题，而“书同文”则为信息流通提供了方便，这次改革为后世国内统一商品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古代轮子交通的运力是有限的，人力顺应自然建设的运河是陆地交通的重要补充（库利，1902/2015：5）。从秦朝开始，官府就积极开凿人工运河。直到隋朝，南北纵贯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连通，这基本奠定了我国长期繁荣的水运交通网络，同时也决定了古代商品经济中心的主要分布格局。

除了国内大市场，边陲或交界地区的交通连接为区域性货币流通圈和经济圈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依靠在边陲贸易中建立的货币圈与经济圈，中国古代著名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先后发展起来，成为古代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生命线。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的横向史是交通的空间史，货币的纵向史是商品经济的演变史。

不过，封建统治阶层对商品经济的打压时松时紧，以书写和印刷术为代表的信息媒介也没有成为商业的翅膀，反而成为统治者传播“重农抑商”思想的工具。再加上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产品有限，简单商品经济始终从属于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然经济。因此，这一时期媒介逻辑处于伴随商品经济延伸发展的阶段，与弱小的商业化进程共同成长。

（三）改变：现代交通、资本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市场经济

简单机械交通时代是属于东方的，依靠封建集权制度的保障与国内通畅的交通网络，古代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不过，他们却因为统治阶层的自我封闭而错过了燃料交通时代。在蒸汽机等技术革命下，意大利、英国和荷兰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本活跃的现代市场逐渐发展，全球经济中心也逐渐转移到欧洲国家。

那么，为什么交通的落后会导致东方没能从货币为媒走向资本为媒的现代市场经济，进而失去经济中心地位呢？“货币作为资本，可以看作是货币的更高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1857/2016：213）。也就是说，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一种必然发生的进化。那么，货币如何才能转化为资本呢？马克思（1867/2018：139）首先指向了商品的流通环节，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资本的流通与货币的流通不同，是以“G-W-G”为卖而买的模式替代了“W-G-W”为买而卖的模式，并且通过无限运动来实现资本增殖。社会化大生产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成为资本的必要条件，劳动力价值创造是资本剩余价值的来源。所以直到“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马克思，1867/2018：195），货币才能够通过流通环节成为资本。

很显然的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并不能满足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2021：12）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化学燃料交通工具是资本跑赢中世纪旧势力的 “腿”，在国内铁路与公共交通网以及跨国航海业的推动下，一方面，资本在国内城市开展着大胆而无序的商业冒险，创造出崛起的工业城市，另一方面，“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马克思，1867/2018：171）。自此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与此同时，电报的发明开启了电子传播时代。“电报终结了这种同一性，它使符号独立于运输工具而运动，而且比运输的速度更快”（凯瑞，1989/2005：162）。从此，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交通，以其特有的技术逻辑改变着人与人连接的方式。随后广播、电视等媒介陆续出现，大众媒体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是大众社会消费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不过，从发生逻辑上看，交通大发展创造的广阔市场空间是货币和资本作为 “中介物”和“润滑剂”出现的前提，也是大众媒体机构获得大发展的前提。但是从支配逻辑来看，货币和资本的发展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与壮大，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建构的主导力量，也对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空间格局产生极大影响。不过，在这一新的经济关系中，货币与资本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中介物”。马克思（1867/2018：104）指出，货币不仅仅是私有财产，更代表这一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以货币为纽带的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人处于物的统治之下。虽然货币对人的物化未能完全打破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但是当货币上升为资本的时候，资本家对资本的追逐以及对劳动的剥削推动人类社会无可辩驳地进入到物化的时代。

（四）内化：互联网、互联网平台与数字经济重构

论起对人与人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关系的改变，互联网是继现代交通之后的又一大发明，而且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媒介对空间与关系的重组功能更加强大。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跨国公司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新形式，大大拉进了国际城市之间的距离，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丹·席勒（Dan Schiller）（1999/2001：2）说，“数字资本主义的工程师们一直在追求一个重要目标：建立一个泛经济网络，以支持规模不断扩大的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商务活动”。多年的发展之下，互联网已然与现代交通一并成为全球化经济网络的重要基础设施，甚至在人工智能大发展过程中，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作用变得比现代交通更加重要。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个个超大规模平台，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媒介形式，生成了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产销一体化的生产协作组织模式，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谢富胜，吴越，王生升，2019）。在生产领域，平台对生产方式重构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流通领域，人类毫无争议地进入到平台社会时期（Van Dijck，Poell & De Waal，2018：1-3）。如今，平台已经成为集基础设施、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于一体的媒介形态。根据历史经验，媒介的发展是经济腾飞的前提。在这一次互联网平台发展中，中国出现了一批超大型平台，在世界市场有着一席之地。东方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再次迎来发展的机遇。

虽然互联网平台促进了经济新增长，但是互联网平台重构的经济关系并没有消灭剥削，而是使其更加隐蔽了。由于人对互联网平台的强烈依赖，除了体力和智力之外，人的注意力、意识、生理特征、基本资料等所有属性以数据形式被平台所占有，在算法和数据操纵下与人的主体相分离，人被严重商品化和价值化了。不仅如此，人的行动也不得不受制于互联网平台技术，网络逻辑成为影响决策的一部分。至此为止，媒介逻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最终内化于经济发展之中，经济媒介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五）社会变迁中媒介逻辑的双刃效应

此次研究通过对经济媒介化历史进程的快速扫描，展示了不同媒介推动交往关系、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渐次发展并促进社会变迁的关键节点。这是对媒介所生产的复杂关系系统的初步说明，足以展现媒介与经济的关系不是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一个循环累积发展的经济媒介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媒介化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生产力的建构效应与对生产关系的遮蔽效应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回望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发展历程，媒介一方面毫无疑问地充当了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建构深度媒介化的社会关系，是“拜物教”的始作俑者。首先，身体分工是私有制形成的动力，私有制的出现打破了人是家庭和氏族附属物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关系第一次走向物的主宰。接着，古代交通的发展是商品和货币大发展的动力，商品和货币本质上是 “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848/1958：119），代表着商品和货币对人的支配，这是社会关系的第二次飞跃。然后，现代交通的发展催化了资本的出现。资本通过雇佣劳动，隐藏了劳动剥削关系，这是社会关系的第三次变化。最后，随着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综合体，媒介逻辑被史无前例地放大，人们进入被量化的、外化的数字化生存（彭兰，2022），一种新的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正在平台对数据的占有与算法的操控下逐渐形成。从图1中可见，在媒介化社会里，人始终没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五

展望：一种新的研究进路

有理论无法全面概括与把握媒介化社会发展特征激发了我们对媒介与经济的关系的追问，使得经济媒介化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进路被提出。在经济媒介化的视角下，经济活动从来不是纯粹的物质性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是在媒介对关系进行生产的催化下不断发展的。经济媒介化深刻地诠释了媒介在经济活动中的根本性角色，成为认识经济活动成因以及“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口。

经济媒介化强调媒介对关系的生产之于经济活动与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并非提倡“媒体中心论”或者“关系决定论”，而是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首先，经济媒介化的历史演进本身就体现了唯物史观。构成历史不同时期基础设施媒介的身体、古代交通、现代交通和互联网，充分体现了媒介的物质性。它们满足了从物质到媒介跨越的基本条件——可供性、嬗变性和技术动量（延森， 2010/2012：79-85）。正因为这三大特点，基础设施媒介作为“最初决定力”，推动人类在媒介交往中开展经济活动并缔结经济关系。其次，经济媒介化过程中媒介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动态关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媒介虽然是交往的前提，但是并不能左右交往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活动及其不确定性才是世界发展的原动力。直到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重构的工具与载体，媒介全面内化于经济活动中，媒介逻辑才前所未有地增强，以致人类主体性面临着巨大风险。只有凝结人类智慧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关系建设才足以与媒介力量相抗衡。

经济媒介化的提出使我们对媒介化社会有了新的认识。首先，媒介化社会具有历史性。媒介化社会是人类社会经济发源与发展的元过程，先后经历了媒介对经济的渗透、延伸、改变和内化，直到数字时代互联网媒介成为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集合体，互联网媒介逻辑对经济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深远且复杂的。其次，媒介化社会具有空间性。媒介技术与关系生产在空间发展中的不平衡，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空间差异，大到表现为经济中心在东西方文明间的转移，小至每一个媒介塑造的传播构型都以独特的形式嵌入社会经济的宏图。再次，媒介化社会具有整体性。媒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系统相互嵌入的黏合剂，经济媒介化是一切媒介化的物质基础，政治媒介化、文化媒介化等也是经济媒介化的上层表现。脱离经济媒介化的媒介化社会研究不符合唯物主义，会 “悬浮”在意义层面，或者陷入还原论的误区。最后，媒介化社会也具有矛盾性。在媒介化的过程中，媒介逻辑是一种由弱到强，从依附、半独立到独立的力量，在与其他逻辑的博弈中发挥着双刃效应，即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制造出“异化”的关系，因而媒介化社会的矛盾性需要从历史性、空间性与整体性的综合维度来看待。综上，以上媒介化社会的基本性质都与经济媒介化密不可分，而且皆以经济媒介化为基础，所以经济媒介化研究是理解媒介化社会的中心点。

由于篇幅有限，未来研究还可以继续围绕媒介化社会的历史性、空间性、整体性与矛盾性，综合运用历史分析、制度分析、人类学、复杂网络科学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来丰富与完善经济媒介化的研究内容。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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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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