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元年终奖不够，压岁钱成年轻人老年人沉重负担

过年走亲访友本该是一件喜庆的事，但对于湖南邵阳的赵蕾而言却“压力山大”——老家亲戚多，她一共给16个孩子包了压岁钱，每人500元，共计8000元。

“去年忙活一年，我的年终奖才7200元。春节给压岁钱，就花光了我的年终奖。”2月18日，赵蕾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颇为无奈地说，近些年，农村老家的压岁钱水涨船高，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又心疼，给压岁钱成了过年的一大负担。

和赵蕾有相同感受的人不在少数。今年春节假期，有关压岁钱的讨论持续升温，不少年轻人发文感叹“为什么压岁钱越涨越高”“动辄上千，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压力很大”。还有人吐槽，逐年上涨的压岁钱给农村老年人增加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恼，压岁钱可能还没发挥给孩子“压岁”的作用，却将老年人“压”垮了。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作为传统年俗之一，过年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本是一种“年味儿”，代表着期许和祝愿，但近年来一些地方不断上涨的压岁钱成了年轻人、老年人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有一部分人互相攀比，使得压岁钱的寓意变了味儿，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各地应当积极采取举措，引导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杜绝压岁钱攀比现象，让压岁钱不再“内卷”，回归联络感情、传递祝福的本意。

压岁钱动辄几百元

收发人群压力巨大

赵蕾今年31岁，老家在邵阳农村。她记得自己上大学时，长辈给小辈的压岁钱大多在60元、80元、100元。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村里的习俗变成一两百元都拿不出手了，逐渐涨至300元、500元、600元，甚至1000元。

“我给500元都不算多的，包红包时都在‘肉疼’，真想找个理由不回老家过年。”赵蕾半开玩笑道，自己还没有孩子，压岁钱只出不进，着实令人头疼。

她甚至和父母商量能不能少给一点，比如给300元，但是被父母严厉制止，称这样一来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500元是最低标准了，如果她的钱不够，父母可以补上，“我爸妈都是农民，根本没啥收入来源，要负担这笔钱更不容易，但老一辈特别注重面子和人情往来”。

安徽阜阳市民张程对此深有同感。他的父母生活在农村，每逢过年，不少老年人都会因为压岁钱而发愁。“我爸今年70多岁，过年的时候除了我们兄弟姐妹带着孩子去给他拜年，还有他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也会带着孩子去。一个孩子至少得100元压岁钱，10多个小孩差不多就要2000元，如果平时没有收入的话，确实压力很大。”

今年62岁的王励志在湖南怀化做泥水匠，每个月工资3200元。他告诉记者，每年过年发压岁钱都让他头疼，“原来给孩子们压岁钱，只要一二十元就行，大家都挺高兴的，后来涨到五六十元、一二百元，现在动不动就要三四百元。来10个孩子，一个多月工资就没了。”

当记者问及为何不降低标准时，王励志回复道：“大家会比较的，邻里之间也会聊这事，别人给那么多，你拿少了，不但不好看，而且显得你不重视别人。”

年过七旬的温坤山也有同感。他给孙辈的压岁钱，从20元一路上涨到现在的200元。“现在都没人包50元的红包了，100元也有点拿不出手。我主要靠种地挣钱，压岁钱是一年最大的一笔开销，孙子、外孙女、侄孙、侄孙女等加起来20多个。”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除了发压岁钱的人感觉负担重外，一些收压岁钱的人也倍感压力。

在北京工作的谢琳今年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回四川老家过年，几乎每次亲朋好友聚会，她都会收一沓红包。有一次聚会时，一个亲戚不知道她带孩子来，到了饭店发现有孩子，连忙起身找服务员要红包，然后去隔壁ATM机上取现金。尽管她一直喊着“不用不用”，最终也拗不过对方，只能收下。

“我们这边的压岁钱金额不小，通常是500元起步。亲友们赚钱不容易，我真不想过年相聚变成他们的负担。但孩子太小，我又不能不带着。所以每次饭局我都头大，压岁钱推搡不过只能收下。”谢琳说，而且压岁钱终究是要还的，将来还要找各种时机和理由将这笔钱还回去，“想起这些也很头疼，作为一年回不了几次老家的人，还要一直惦记这事，也是一种精神负担。”

一些地方攀比严重

影响金钱观价值观

过年时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传说用它可以压住邪祟，保证晚辈平安度过新的一年。传统压岁钱，必须由家中最年长者给予，因为他们生活经验更多，“压岁”的力度更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地方给孩子的红包，因为互相攀比等心理而快速上涨。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在个别地区，给小朋友的红包都要1000元起步，有网友感叹，一个春节发掉1.7万元红包。

有分析人士指出，压岁钱标准不断上涨，是受到某种奢靡“时风”冲击的结果。这一“时风”既由网络上的浮躁风气所催生，也从城市地带吹拂而来，加上农村传统社会结构的重构引发“人情投资”观念的变化，综合导致攀比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压岁钱的数额似乎成了衡量亲情和友情的标准。“不给不行，给少了又怕被议论”成了许多人内心矛盾的真实写照。

“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年轻人来说，每年支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压岁钱可能无所谓，但对于普通打工人员或只靠几亩地收入的老年人来说，给小辈大额压岁钱就会成为新年的烦恼。”赵蕾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农村老人主要靠务农为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种不动地了，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平日里省吃俭用，目的就是为了过年期间能给得起压岁钱。

“对于一些年迈且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而言，压岁钱的来源主要是子女给他们的赡养费。所谓压岁钱，只是经过了孩子的手转了一下而已。”赵蕾说。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说，压岁钱的本意是表达对孩子健康、幸福的一种祝愿和期待，初衷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压岁钱水涨船高，甚至给一些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也有一部分人互相攀比，使得压岁钱的寓意“变了味”，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和检讨。

老家位于江苏宿迁农村的程成对于因攀比导致农村压岁钱大幅上涨的现象颇有感触。按照当地风俗，老人惯常给小孩的压岁钱为一两百元，且多年不变，但这一惯例在近几年时常遭遇“城市标准”的冲击。

“有城里孩子回村里过年，收到红包后抱怨太少，老人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人已搬到城里住，回老家过年时给小辈的红包动辄五六百元，收红包的一方回礼时也得五六百元甚至更高，‘标准’慢慢就上来了。”程成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何慧丽指出，畸形的攀比现象，造成压岁钱和收入不均衡，给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增加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恼，也直接影响了孩子们的金钱观、价值观，需要进行治理。压岁钱的寓意是好的，表示对孩子的祝福，只要达到这个功能就行了。长辈爱孩子，钱越给越多，相互攀比，这违背了压岁钱的寓意，甚至可能引发矛盾。

专家认为，压岁钱的涵义丰富、寓意美好，承载着长辈对年幼一代的关心关爱和殷殷期待。在压岁钱的良性互动中，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浓郁得到彰显，传统的民俗文化得到传承。压岁钱若变成炫耀财富的工具，不仅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金钱观，将压岁钱的多少等同于长辈对他们爱的多寡与分量，继而对亲情形成一种认知误区，将亲情物质化或货币化；还容易催生“红包越大越有面子”的错误观念和过度消费等不良行为，与其祝福的寓意、年味的温馨背道而驰。

引导纳入村规民约

倡导适度适可而止

记者注意到，针对愈演愈烈的压岁钱攀比现象，多地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岁钱，将压岁钱不变味纳入村规民约是目前最主要的方式。

安徽省阜阳市文明办近日在回复网友反映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将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文明实践、新闻媒体等各类阵地，引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引导基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农村群众树立勤俭持家的家风家训；借鉴推广外地有效做法，提倡理性节约，坚决反对攀比和浪费。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政府网站公布的《河下街道2023年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中，螺蛳街村规民约、镇海村村规民约规定：压岁钱不变味，不惯孩子。江苏苏州相城区黄桥街道胡湾村召集协商议事会成员，围绕“完善村规民约，树立文明新风”开会，主要讨论“压岁钱不变味，不惯孩子”。

云南省纪委监委于2018年2月印发《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要求切实减轻农村群众人情和经济负担，参加农村婚事丧事宴请，赠送礼金或礼品价值不超过100元。同时，防止和纠正以给压岁钱的方式变相送礼，除近亲属外不赠送压岁钱。

还有多地通过发倡议书、举办相关主题活动等方式，引导群众合理送压岁钱，强调压岁钱不变味。

何慧丽认为，此外还需要积极倡导好的家风、家教、家文化。有良好的家风，家长们自然就知道给压岁钱的度。不能就压岁钱问题说这个问题，应该倡导弘扬家庭的建设，功夫用到平时。

记者采访发现，现实生活中，尽管身边有攀比之风，但仍然有不少人坚持根据自身经济情况给压岁钱，不攀比、不跟风、不过度。

来自贵州贵阳的王伟今年和兄弟姐妹约定只给孩子发小额红包，统一为80元，“大家图个热闹喜庆就好”。此前，按照他所在地方的习俗，压岁钱通常以200元居多，每年春节，他都要为此花费数千元。

“家族中有10多个孩子，有的可能一年才见一次面甚至几年都见不上面，即使如此也不能不给压岁钱，而且还不能给少了，给少了怕被议论。今年我就直接在家族群里说了，亲戚们都同意，这样一来大人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孩子们收到红包也都高高兴兴。”王伟说。

在广东不少地方，“派利是（红包）”只讲“意头”不比金钱，5元、10元，多少随意心到即可。在广西河池一个村，小孩挨家挨户拜年，大人提前准备好2元“利是”。

“过年的快乐，就是收到压岁钱那一刻的惊喜，钱多钱少都没关系。”家住广东江门的12岁小朋友张俊今年收到了80多个红包，大多是10元、20元金额，他对此很是开心。

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人希望过年回家发压岁钱量力而行，大家都和和气气、开开心心，而不是被攀比、跟风的风气所“绑架”，“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不要内耗”。

受访专家认为，打破压岁钱困局的希望，既要通过合理机制对这股非理性的风气说“不”，也要从文化心理上实现社会群体之间的互谅。比如，城里的孩子下乡时，监护人应该事先说清楚乡俗特点和老人的“压岁观”，并引导孩子体验村落语境中的民生忧欢，从而避免带有偏见地评价一个红包的厚薄。再将心比心，作为收压岁钱一方的小辈及其父母，必须考虑红包是否“收之有愧”，平时是否对老人有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关爱。

在王忠武看来，需要适当给压岁钱水涨船高的风气泼盆冷水，降降温。又送又还，还的时候通常还要多给一些，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不加以遏制，压岁钱额度就会持续上涨。他建议相关部门出台倡导性规范，参照治理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方法，形成软约束。舆论、社会对不合理的行为加以劝导，倡导适度、适可而止。

“给压岁钱讨个吉利，大家量力而行，要给，不能让孩子们没有压岁钱的快乐，但红包金额可以少一些。既没压力又喜庆，何乐而不为呢？”赵蕾说。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来源：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