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货币：亟待重新认知准确把握

王永利/文

信用货币远未得到准确认知有效管理

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货币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生存和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货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货币成为人们生活生存和经济社会运行非常重要的基础元素，货币政策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货币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总体上呈现出四大发展阶段：从最初始的自然实物货币（无需特别加工的贝壳、骨头、羽毛等），发展到规制化金属铸币（需要特别铸造的金币、银币、铜币等），进一步发展出金属本位制纸币（实际上属于金属货币的代币），最后发展成为彻底脱离任何具体实物（锚定物）的纯粹信用货币。由此推动货币不断摆脱由于其实物载体本身难以充分供应并保持币值稳定等方面的缺陷，推动其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严密风控，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货币发展的四大阶段中，前三大阶段转变，都在货币载体或表现形态上有物理的有形的可感的替代性变化，其运行机理和变革益处容易得到人们的感性认识、准确把握和主动追求。但信用货币的出现却不同，很多国家都是在现实环境突变，金属货币本位难以维持后，无奈或被动接受，而非主动追求积极推动的结果。在废弃金属本位制后，各国货币现金（如英镑、美元等）仍沿用原有的形态没有改变，致使很多人对货币从金属本位制纸币转化为纯粹信用货币带来的深刻变化缺乏感性认识甚至浑然不觉，并未认识到信用货币是货币发展的必然方向和结果，货币的定义、理论、法规、监管等基本上停留在金属本位制阶段，跟不上信用货币与现代金融发展要求，结果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引发严重的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债务危机与经济金融危机。在以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国家货币作为国际中心货币情况下，这些问题还进一步蔓延到国际社会，影响更广泛更深刻。由此引发很多人对信用货币的敌意或诟病，经常有人呼吁和试图颠覆信用货币，包括重新回归金属本位制（如上世纪英美等国及布雷顿森林协议）或寻找新的货币锚定物（一种或多种实物，或多种实物的价格指数等）；推动“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运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打造去中心数字化“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或非同质化代币（NFT）；与一篮子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打造超主权世界（区域）货币（如SDR、Libra等）；与单一国家主权货币等值挂钩的加密稳定币等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多种所谓的“货币”概念和实践纷至沓来，更反映出人们对货币的认知存在极大混乱（对到底什么是货币、货币从哪里来等最基本问题，仍然充满争论），给货币金融管理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

实际上，信用货币是货币发展的必然方向和高级阶段，是不可能颠覆的，能颠覆的反而是人们对信用货币严重失误的传统认知，真正需要的是准确认知和有效管理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推动货币深刻裂变与升华

首先，货币投放渠道或方式发生根本变化。

在前三个阶段，货币投放高度受制于充当货币材质或本位的实物的供应。但进入信用货币阶段，货币投放不再受制于任何具体实物供给的约束，而是在货币投放机构购买有限的高流通性实物（如黄金）或外汇等投放基础货币，据以确定并维护货币币值外，更多地依靠社会主体以其已经拥有或在约定期限内将会拥有的财富可变现价值作为支持，由货币投放机构通过风险评审和折算并与借款人就金额、期限、条件、还本付息安排等达成协议后，以信贷方式（包括发放贷款、账户透支、购买债券、票据贴现等）将货币出借给申请人，投放新的货币。由此就使货币供应具有充分灵活性，可以根据全社会在自有货币之外新的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彻底突破了实物货币存在的货币短缺（通货紧缩）日趋严重的痼疾与魔咒，更容易保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价值规模的相互对应，在货币充分供应基础上保持货币币值基本稳定，并使货币借贷利率更趋合理，更好发挥货币的功能作用。信贷投放因此成为信用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没有货币的信贷投放，就难以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

其次，信贷投放又推动货币表现形态、运行方式、管理要求等发生更多更深刻的变化。

推动货币投放从投放现金更多地转化为直接记入借款人的存款账户，并推动货币从直接的现金支付，更多地转变为通过存款机构（中介）进行转账支付记账清算，货币所有权的转移替代了货币现金的转移，现金支付在全社会支付总量中的占比快速下降；货币表现形态也就从现金更多地转化为存款，存款在货币总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现金所占比重越来越低。现金甚至可能像贝壳、铸币一样，最终彻底退出货币舞台（仅仅把现金看成是货币，是不符合货币发展去现金数字化潮流的）；全社会的货币，从所有权角度，可以分为自有货币与借入货币；借入货币中，由社会主体相互之间直接进行借贷（直接融资）的货币，属于既有货币在社会主体之间的转移，不会增加全社会货币总量。而社会主体向货币投放机构以信贷方式借取（间接融资）的货币，则属于新增货币投放，会增加货币总量。

货币信贷投放和转账支付记账清算的发展，推动“金融”加快发展：从以货币印制、投放和管理为核心的基础阶段——“货币金融”，发展出以投融资（股权、债权以及可转换、结构性投融资等）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为核心的成熟阶段——“融资金融”，再发展出以权益证券化标准化产品（股票、债券、期货及衍生品）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为核心的高级阶段——“交易金融”。金融不断升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货币管理或财富分配带来新的更大冲击和风险挑战。

在信贷投放成为货币投放主要渠道情况下，信贷质量就成为决定货币质量的根本性因素；信贷资产中不能按照约定收回的本息部分（信贷坏账损失），就成为真正的货币超发部分；信贷投放的是货币，货币会受到国家信用的隐形保护，但信贷却会形成投放机构的资产并为其带来重要收益，因此容易刺激其扩大信贷投放，并形成投放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局面，威胁到货币金融的安全；为控制货币超发，就必须加强信贷管控，形成严密的信贷管控制度（如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拨备覆盖率以及不良资产识别与不良拨备提取、核销等规定）并严格执行；需要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由央行负责货币币值监测与货币总量管控（货币政策制定、实施与调节），甚至直接负责货币现金的印制与管理，但不再面向社会主体直接办理现金与信贷投放等金融业务，包括不得直接为政府提供透支或购买政府债券等，而只是面向信贷投放机构办理必要的跨机构支付清算与流动性支持（最后贷款人）。直接面向社会主体办理货币支付和信贷投放的，交给商业银行负责，并推动其多家并存、相互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通过严密监管约束其信贷投放的过度扩张，通过对信贷损失及时提取拨备或核销，甚至对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商业银行进行破产重组等，及时将超发的货币予以消除；在信贷投放成为货币投放主渠道，但央行不再直接办理信贷业务后，央行也就不再是货币投放的主体，商业银行则成为货币投放新的主体；货币不再是央行的信用或负债，而成为整个国家的信用（但并不是政府的信用或负债，不是以税收等政府收入作为担保的，不能将货币与财政完全混同）。

即使进入信用货币阶段，货币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的演变也没有停止，反而呈现更快态势，推动货币从有形到无形，数字化和智能化不断增强，进一步呈现出四种次级发展阶段：从有形的“现金货币”（具有固定面值的纸币及硬币，其流通体现为直接的现金支付），发展到“存款货币”（由存款机构出具纸质存款凭证或金额可变的货币载体，如存单、存折等，以存取款或支付通知等，通过银行手工操作办理现金存取与转账支付，并相应调整货币载体上收付之后的余额，以数字载明货币金额）；进一步发展到“电子货币”（以银行卡或智能手机等作为电子载体，主要由付款方进行收付款信息及支付密码输入，通过专门的电子信息传送渠道和方式发送至开户银行或支付机构的电脑中心，由电脑自动审核支付信息和密码无误后进行货币支付的处理，并相应调整收付之后存款账户余额，以数字载明货币金额）；再向“数字货币”（对货币钱包进行加密处理（所谓货币可编程可加密），依托互联网等公共信息通道进行系统连接和支付信息传送，每次收付后都更改钱包余额并重新设置公钥，使货币载体更加无形化数字化，运行方式更加网络化智能化）迈进。

再次，货币日益脱离外部载体而凸显内在本质与完整定义。

由于货币不再只是现金（即使是央行投放的货币，也不仅包括现金，更多的是通过再贷款等方式直接记入借款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账户），这就推动人们重新反思到底什么是货币，并由此发现：贝壳、铸币、现金以及存款、电子钱包、数字钱包等，其实都只是货币的载体或表现形态，而并不是货币本身。必须透过货币载体或表现形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直击本质，才能真正弄清楚到底什么是货币。

货币的完整描述应该是：货币的本质属性是价值尺度，核心功能是交换媒介，根本保障是流通领域最高级别信用保护，使其成为流通性最强的价值通证（可兑换并流通转让的价值权证）。简单讲“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货币是契约关系或社会关系”“货币是特殊商品”等，都是不够完整和恰当的。

作为价值尺度，必然要求货币币值应该尽可能保持稳定。但以任何具体实物作为货币，都难以使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规模相对应，难以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所以，原来充当货币的实物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作为可交易财富的本原，其价值也需要以货币加以标识；货币则必须从任何具体实物中脱离出来，成为可交易财富的价值单位，使货币总量能够与可交易财富的价值规模整体对应。

脱离具体实物价值约束，货币作为纯粹的价值尺度，要得到全社会最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成为流动性最强的价值通证，就更需要最高级别的信用保护，成为信用货币。在国家主权独立，尚未实现全球统一治理情况下，最高级别的信用只能是国家信用（主权和法律保护），货币只能表现为国家（包括国家联合体，如欧元区）信用货币（也叫做主权货币、法定货币）。即使实现了全球统一治理和统一货币，那也只能是“全球主权货币”。要想颠覆信用货币，倒退回具体实物本位制货币，或者推动货币的非国家化与超主权化、去中心化，都是违反货币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货币发展演变的，只能是其表现形态与运行方式（不同的表现形态与运行方式会相互竞争优胜劣汰），而不是其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否则，变化后的东西就根本不同了，就不应都叫做“货币”）。不能将货币与货币载体或表现形态区分开来，就很难准确认知货币。同时，货币越是脱离具体实物的价值支持，就越是需要得到最高级别的信用保护。所以，无论货币如何发展演变，都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属性、核心功能与根本保障。

货币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之所以会不断演化改进，其根本目标和内在动力就是破除货币不必要的物理载体或外在形态所形成的自我束缚，如载体材料供应不足，难以充分细化价值档次（影响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功能发挥），流通和保管成本高，防伪保真与合规管理难度大等等，更加突出货币的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推动货币不断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严密风险（包括假冒伪劣和违规使用等）控制，充分发挥对促进交换交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当然，货币出现重大升级换代需要交换交易发展拉动以及相关技术和产业的支持，并不是想变就能变的。其中，货币作为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其发展演变还受到各国传统文化、基本国情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币权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制度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可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是货币发展的必然方向，推动货币出现极其深刻的裂变与质的升华，成为货币的高级或成熟形态。如果对货币的认知仍停留在金属本位制阶段，是不可能准确认知和有效管理信用货币的。

准确认知有效管控信用货币

只有在确认“货币的本质属性是价值尺度，核心功能是交换媒介，根本保障是流通范围内最高级别信用保护，使其成为流通性最强的价值通证”情况下，才能完整解释货币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准确认知和把握信用货币的基础逻辑和管理要求，对诸多似是而非违反货币本质、运行逻辑和发展规律的说法与做法才能够准确识别拨乱反正，才能准确回答诸多货币基础问题并有效管控信用货币。比如：

货币为什么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成为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突破了哪些历史痼疾，又带来哪些风险挑战；

信用货币的“信用”为何是国家信用，而不再是央行信用（讲“货币是央行的信用或负债”，只有在金属本位制下才能成立。同时，不能将存款背后的货币与存款本身作为吸存机构的负债混淆等同起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等吸收存款的风险可能不同，但其存款背后的货币却是完全相同的，不应划分出央行货币、银行货币、钱包货币等并认为其法偿性不同，属于不同的货币）；

面对国家主权货币，为什么去中心的加密货币很难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而只能成为特殊的数字资产且价格难免波动剧烈；

为何只有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国家的货币才能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也因此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制约；

为何很难打造与多种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世界（区域）货币并与其挂钩货币并存（SDR只能在IMF成员国和相关组织作为特殊储备使用，规模有限，并未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

为什么欧元不是超主权货币，而是“区域主权货币”（欧元正式推出后，其成员国原有主权货币彻底退出）；

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法》及《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关于“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作、发行的货币”的说法亟待修改（实际上将货币等同于现金了，应将这里的“人民币”修改成“人民币现金”）；

为什么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是脱离现实必须纠正的（数字货币根本上就不是现金而是存款），数字人民币应尽快替代人民币所有传统载体或表现形态，而非只是替代现金；

央行数字货币为什么只能是主权货币的数字化，不能简单照搬去中心加密货币的区块链运行模式，并且必然存在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与相互竞争；

如何看待和有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GDP或外贸的国际占比并不是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成为重要国际货币也并非只有好处没有挑战）；

在转账支付记账清算下，为什么外汇储备资产主要存放在货币发行国，很难拿回来而只能用出去；

如何准确看待和有效管理中国央行巨额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来之不易，影响巨大，绝不可轻言大规模压缩或草率抛售）；

如何看待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为什么货币流通速度不再是影响货币总量变化的最重要因素，间接融资的规模和占比才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为什么传统的以货币总量除以储备货币表示的“货币乘数”指标已经完全失去实际意义；

为什么在信用货币下，“铸币税”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将一张纸币的面值减去其印制成本后的差额认定为其铸币税是不成立的。不能将央行购买货币储备物支付货币的金额等同于央行投放货币赚取的铸币税，否则，央行出售储备物收回货币也就成为其缴纳或退还铸币税了）；

为什么中国GDP没有美国大，但货币总量却比美国大得多；

为什么以CPI变化为主要依据进行货币总量调控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必须将货币管控重心从消费端物价引导转向供给侧源头调节，从货币需求侧调控转向货币供给端调控，把信贷投放的管控作为货币政策真正的关注重点；

为什么货币管控不再只是中央银行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是国家特别授权央行管理货币，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中性受到很大制约），必须健全国家治理和行为规范，推动国家追求长期稳健发展而非短期暴发，并要增强国际间货币管控标准的统一与协调，强化货币总量监管的国际约束；

为什么以财政赤字货币化与货币政策财政化统筹融合为核心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应该如何把握才能趋利避害；

如此等等，将颠覆很多货币相关的传统认知与经典理论。

货币是金融和经济的灵魂与基础，与所有人息息相关，影响广泛而深刻，必须准确认知和有效管控，也应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对相关问题持续十多年深入研究基础上，本人将研究心得整理编辑成书，并命名为《货币大裂变：颠覆认知的信用货币》，现已由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龙年到来之际隆重推出。书中提出了很多具有首创性颠覆性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探索，相信会在货币，特别是信用货币上给读者带来全新感知震撼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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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王永利，经济学博士，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Swift首任中国大陆董事，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全药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对货币金融、财务会计、风险管理、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期货及衍生品、金融监管体系、互联网金融、数字币与区块链等，有深入研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