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王运熙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重读孔稚圭《北山移文》

王运熙先生

南朝宋、齐之际的孔稚圭颇负文名，所撰《北山移文》尤为历代传诵。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编选《文选》时，就将其作为“移”类文体的代表（据南宋建阳陈八郎刊本五臣注《文选》，参见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卷八引陈景云说），足见传世未久便已有定评。后世诸如宋代楼昉《崇古文诀》，元代祝尧《古赋辨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何镗《古今游名山记》、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许梿《六朝文絜》、吴楚材等《古文观止》等各类文章选本，虽然宗旨各异，却不约而同都对此文青睐有加，相继予以选录。唐人吕向在解说本篇的创作缘由时提到，名士周颙起初在北山避世隐居，孰料最终却改弦更张，欣然应诏出仕，当他想要再赴山中优游时，“孔生乃假山灵之意移之，使不许得至”（五臣注《文选》）。由于作者生动描摹了山中景物无端受欺蒙羞的屈辱经历，且篇末有“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这样语气毅然决绝的句子，以致前人往往推断文中寓有斥责贬抑的意味。清初最称博学的顾炎武便直截了当地断言，“孔稚圭《北山移文》明斥周颙”（《日知录》卷十九《直言》）。稍后林云铭也持同样的见解，认为“中间写出周子趋名嗜利一段热肠，可贱可耻，能令天下处士借终南为捷径者无所施其面目”（《古文析义》卷十），阐说得更为具体明晰。尽管偶有学者也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如明末张溥揣测文中所述或许只是“调笑之言”（《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孔詹事集题辞》），清人俞瑒称许孔氏能够“以韵语写谐谑之词意”（据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凤凰出版社，2017年），但都因为语焉不详而应者寥寥。

高等教育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审定并颁布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评议这篇文章的内容主旨时，顺理成章地承袭了前代的主流意见，强调“《北山移文》对于当代的假名士伪君子，作了尖锐的讽刺与抨击，揭露了他们的丑恶面貌”（见该书第六章《南朝的作家与作品》第五节《骈文的发展与重要作家》，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组织编写此书，“除供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写的依据外，并在教科书出版前供各校讲述中国文学史的参考”（见该书卷首《说明书》），毋庸赘言，在当时的研究及教学中，大家都必须严格参照遵循。参与起草这部大纲的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早在四十年代就撰有《中国文学发展史》，因视野开阔、见解新颖且文采斐然而名噪一时。在该书初版的南北朝部分（见该书上卷，中华书局，1941年），因为篇幅所限，并没有专门议及《北山移文》。然而到五十年代中期着手修订润色时，为了说明六朝时期“退避山林的失意文人，喜爱自然”，刘大杰特意添上一笔，补充道“当代士大夫的这种动态，在孔稚圭那篇富于讽刺性的《北山移文》里，是反映了一点影子的”（见该书上卷第十一章《南北朝的文学趋势》第三节《山水文学与色情文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显而易见受到过这部《教学大纲》影响。

高等教育部审定《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

与刘大杰同处一校的朱东润，在六十年初受命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书中也选录了这篇《北山移文》。由于在编注过程中“对近人研究整理注释的成果颇多吸收采用”（见该书上编第一册《编辑说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因而在该篇的解题里毫无意外地仍然沿袭着同样的意见，开篇就强调“本文讽刺隐士贪图官禄的虚伪情态。全篇假设山灵口吻，斥责周颙，用拟人法写山中景物的蒙耻发愤心情”（见该书上编第二册“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篇解题的最后竟然另有按语，指出唐代五臣注《文选》中吕向所述创作背景“不符史实”，并认为“本文是一篇游戏文章，其中所言周颙隐而复出之事，恐未必都有事实根据”。前后所言自相矛盾，似非出于一人之手笔，让人读罢颇觉突兀。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中的孔稚圭《北山移文》

仔细覆按相关资料，确实可以判定这段与主流观点迥然有别，甚至和自家立论也未能完全弥合无间的议论，应当出自参与此书编注工作的年轻教师王运熙。因为就在此前不久，他专门撰写过一篇《孔稚圭的〈北山移文〉》（载1961年7月29日《文汇报》），说起自己“发现过去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和作者创作意图的解释，有可以令人怀疑之处”，为此做了更为深入周详的考索。他发现唐人吕向对周颙仕隐经历的介绍并不符合《南齐书》本传的记载，而《北山移文》在铺陈周氏出仕场景时又多有称颂表彰之言。更有甚者，孔稚圭本人一直在朝为官，还曾率领同僚上表力荐隐士杜京产，希望他能够“释巾幽谷，结组登朝”（《南齐书·高逸传·杜京产》）。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对情况相仿的周颙大加嘲讽讥刺？这样做又让他本人何以自处呢？种种细节都再三表明，亦步亦趋地根据通行的意见来解读这篇作品，实在多有扞格难通、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于是他继续钩稽寻绎《南齐书》中的相关记载，发现孔稚圭与周颙两人在生活经历、交游对象和性格特征等方面多有相近之处，据此大胆推论道，“《北山移文》只是文人故弄笔墨、发挥风趣、对朋友开开玩笑、谑而不虐的文章”，“对它的思想性不宜作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稍事比勘，不难发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里那篇题解中最后的按语，其实就是撮述了《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一文的部分结论，只是点到即止，未能充分展开论述罢了。

王运熙《孔稚圭的〈北山移文〉》

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具体分工中，王运熙虽然主要负责秦汉辞赋部分的注释，但同时还协助主编朱东润“看过全稿”（见该书上编第一册卷首说明）。包括《北山移文》在内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辞赋、散文的注释则交由另外两位年轻教师徐鹏和顾易生来完成，不过王运熙和他们两位关系相当密切。就在几乎同一段时间内，三人分别从各自姓名中拈出一字，用“王易鹏”的笔名合力编注过一套《古代诗歌选》（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至1962年），彼此早有足够的默契和信任。所以在审读《作品选》书稿时，王运熙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最新研究，对徐、顾两位所撰题解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不必顾虑他们会对此心生不满，视为越俎代庖之举。而在修改这篇题解的过程中，三人想必也曾反复交流，或许与主编朱东润也有过商议。考虑到此书系“供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古典文学史’课程讲读及参考之用”（见该书上编第一册《编辑说明》），毫无疑问绝不能公然反对在那部《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里早就已经定下的论调，在反复斟酌、依违难决的情况下，只能一方面依然征引成说，另一方面则小心翼翼提醒读者不能盲目信从，终致上下文之间不无龃龉。而在《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一文里，王运熙就可以摆脱束缚，畅所欲言，通过抽丝剥茧般的逐层分析，最终揭示这篇名作的真正主旨。他后来曾坦言，“我一直喜欢写单篇论文，不大喜欢写有系统的教材一类的著作，因为前者便于以较精炼的文字发表自己的见解，无须为了表述得全面系统，说许多人家以至自己已经说过的话”，甚至还认为“一篇富有创见的高质量的论文，其价值要超过一部平庸的著作”（《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他针对孔稚圭《北山移文》所做的研究，应该可以算是这番由衷感慨的最佳注脚。

王运熙先生追悼仪式上印制的纪念卡片

本文作者与王运熙先生合影（2003年）

关于这个话题，还可以略作补充引申。孔稚圭笔下的“北山”即今江苏省南京市的钟山，因其位于南朝京都建康城以北而得名。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加之山上遍布各种寺院、道观和学馆，所以时常有帝王贵族过访。居住在北山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借机从容游走于山林和庙堂之间。王运熙在论文中已经提到过，根据《南齐书》及《南史》本传的记载，周颙在为官时，“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日则归之”，常在休假期间来山中休憩。这其实并非孤立的个案，在周颙前后都不乏相似的例子：刘宋时的名士雷次宗，原本“隐退不交世务”，宋文帝时“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梁代何敬容“久处台阁”，因故遭劾，其宾客门生中有一位谢郁劝说他姑且“筑茅茨于钟阜，聊优游以卒岁”，这样就可以“令明主闻知，尚有冀也”（《梁书·何敬容传》），仍能东山再起；梁代文学批评家刘勰早年寄居于钟山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梁书·文学传·刘勰》），自谓“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文心雕龙·程器》），最后确实得以出山入仕。《北山移文》对山间隐逸生活的描摹虽然多有虚构夸饰，但也如实反映了这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就像刘宋时的隐士周续之所自诩的那样，“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莲社高贤传·周续之》），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山林和庙堂之间恐怕并没有泾渭分明的严格界限。就此而言，王运熙所做的细致考辨不仅揭示了《北山移文》的创作主旨，也有助于了解这种隐逸风尚的特殊性质。

2024年2月8日，时值运熙先生逝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