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好人才红利这张牌？

1月26日，上海交大陆铭教授在《金融界》撰文指出，中国人口数量红利阶段已经告一段落，未来我们要依靠人口质量红利与人口配置红利来推动经济发展。对于陆铭教授的人口数量红利的判断我们完全同意，问题是，如何看待人口质量与人口配置的红利？笔者认为可以把人口质量问题归结到广义的人才范畴，否则如何界定人口质量。

另外，配置红利的所关注的打破人员流动障碍的说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仍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如果很多市场仍被垄断所牢牢掌控与分割，那么人员再怎么随意的、自由的跑来跑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东北不能开加油站，你跑到南方就可以了吗？笔者更愿意把所谓的配置红利称为市场结构红利，因此，改变市场结构才是未来更值得期许的方向。

在经济下行的当下，除了通过宏观政策调整社会预期以及利用政策工具实现短期的刺激之外，长期来看，更需要从整个社会群体的内在动机出发，激活公众的信心与激情，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与个体、长期与短期之间存在的多元偏好鸿沟衔接起来，实现协同与多赢的局面，那么承载这种目标的理念载体就是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仍然存在

所谓的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究其原因，人才红利的实质就是知识红利。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人才资源最多的国家（中、低端人才总量世界第一），然而，我们念兹在兹的人才红利却迟迟没有出现，原因何在？在此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在内卷的当下念书还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笔者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数据对各行业中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与收入关系作分析得到明确结论：职业收入与受个体教育程度高度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行业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占比与行业平均工资的相关系数为0.75，这已经属于高度正相关了。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再从宏观层面上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人口中大学（含大专）学历人数与该地区城镇平均工资关系作分析，结论显示，各地区大学（大专及以上）比例与各地区城镇平均工资的相关系数为0.81，同样是高度正相关。通过对分职业与不分职业的学历与收入关系的分析，可以充分证明，人才红利是存在的。在就业愈发困难的当下，这个结论还可以再次否定一种周期性袭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症候：各种升级版的读书无用论。只要在人才、知识与红利之间没有出现断裂，创新收益能够被明显感受到，那么念书不但重要，而且作为投资还是划算的，人力资本理论仍然有效。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中国的人才红利非常不明显，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否定人才红利存在的现象呢？只有揭示造成人才红利现象不明显的成因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人与才（知识）的结合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而这恰是当下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问题。

人才红利现象不明显的三点原因

在笔者看来，造成人才红利现象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整个社会人才密度不足，无法带来具有全局性的、显性的人才红利现象。

这个现象很好理解，人才密度不足，实质上就是知识总量不足，就如同一座花园，如果仅有少量花草树木，那么花园的整体效果就体现不出来，只有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花园的美带来的溢出效应才会体现出来。

基于知识生产链条的结构来说，当下的知识存量不足体现为两个方面。（1）在量的方面，人才总量不足。在社会生活中的表征就是拥有大学（含大专）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不高，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5.47%，作为对比，美国25-29岁群体中拥有大学（含大专，美国称大专学历为副学士学历）学历及以上人口占该群体总数的49%，这个占比数据推广至美国总人口范围中，仍然亮眼可观。（2）在质的方面，高、中、低端人才的存量结构不合理。硕士及以上人口占比的数据中美两国差距更大，据2022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研究生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0.95%，而美国25岁-29岁群体中拥有研究生学历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就已经占据了该群体总数的9%，约差了10倍，“质”与“量”的不足导致知识生产链条出现堵点，无法带来知识的溢出效应，笔者曾有一个假设，即只有当一个区域的知识密度达到临界点时才能产生知识的迭代与创新，由此才能带来人才红利现象，反之亦然。反观当下，整个社会感觉不到由人才红利带来的明显福祉增加，也印证了笔者的假设。另外，人才结构分布不合理，同质化人才的不合理累积又造成了群体的内卷，这就进一步侵蚀了本已微弱的人才红利现象，如果没有结构性改变，这种状况会极大地冲抵整个社会对知识红利的体验与预期。

其次，市场狭窄与发育不充分制约了人才（知识资本）的配置方式。

市场被分割且高度垄断，很多行政壁垒阻碍人才自由进出某些领域，人才利用知识获得红利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与遏制。中国之所以出现不了马斯克式的企业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各种壁垒已经遏制了绝大多数人从知识资本向收益红利转变的可能性。反观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历史，那些带来民生巨大变化的创新与红利都是由私人企业创造出来的，而且那些领域最初也是国企不愿意涉足的领域。当市场被禁止的领域越大，留给创新的空间就越小，仅有的那点基于知识的红利也就被稀释了，导致整个社会愈发感受不到人才红利的显现。因此，开放市场与完善规则就是当下最紧要的改革任务。

第三，利益的正反馈机制需要通过政策明确而坚定地确定下来，从而在多元主体间形成清晰的以利益为目标的正反馈机制。

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范畴，仅从利益角度而言，人口红利的获益方是单向的，属于国家，相反人才红利的获益方是多元的，既有宏观层面的国家主体、中观层面的企业主体，以及微观层面的人才个体，这种多方获益的多赢局面就会让整个社会都体验到实实在在的人才红利，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才红利的实现与强化，正反馈机制得以形成并长期运转。

实现人才红利的方法

为了破解人才红利姗姗来迟现象，当下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

首先，增加人才总量，提高人才密度，加速知识密度临界点的到来。

具体做法无非是引进与自己培养，培养人才是需要时间的，为了在短期内弥补高端人才不足的现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给高端人才提供“绿卡”之类的永久居留权，全世界都在抢人才，人才竞争是零和博弈，这个环节不能再拖了，其实，这个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各用人单位自行甄别与录用人才，国家予以批准与认可即可。

其次，深层次开放市场，取消各种行政壁垒，扩大有效市场的范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大市场，顺着这条思路，统一大市场不仅仅是空间性概念，更是结构性概念，这个统一大市场应该包括原先被各种壁垒限制进入的领域，否则统一大市场这张牌的潜力就无法完全释放，仅仅是原先同质化市场的简单扩容而已，被壁垒禁止的区域仍然被垄断控制，导致这部分区域始终缺乏活力，更无法创造出新的经济生长点，这是对宝贵市场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这里哪里还谈得上人才红利，基本上是人才黑洞，同时为了维持庞大的垄断领域，不但无法增加整个社会的红利，还会带来越来越高的制度成本，并日益演变为改革的绊脚石与拦路虎，看看那些国有垄断企业的绩效表现不难理解这些。

为了真正实现从人才大国到人才强国的华丽转身，用好人才红利这张牌是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措施，毕竟在利己的同时还能利他是符合多方主体的动机偏好选择。

本文作者：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谷昭逸，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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