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古老的封建礼教制度,这项制度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公羊传·闵公元年》中记载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避讳的对象一共有四类:帝王,长官,圣贤,长辈。这其中,帝王的避讳范围是最大的,规定也是最为严格的。避讳不仅要避这个字,还要避开这个音,否则就是对祖先和君主的大不敬。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开放和思想自由的一个朝代,然而即便是唐朝,也免不了要避讳。比如陶渊明因为名字里有个“渊”字,和唐高祖李渊冲突了,所以世人一度给他改了名字,叫什么都可以,就是名字里不能带“渊”。已经去世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活着的人呢?
当然,李渊的“渊”好歹应用范围不算广,不能用它无伤大雅,但李渊的爷爷李虎的名字,却让唐朝人表示很心累。
李虎是北魏的名将,也是李渊的祖父,李渊建立唐朝后,将祖父李虎也追封为皇帝。李虎一成为大唐的先皇,“虎”这个字就成了百姓们要避讳的了。可是虎字是十分常见的字,生活中应用很广,那遇到当读写虎字的时候,人们怎么办呢?
百姓们很无奈,但也不得不避。所以,在唐朝有许多有意思的现象发生,比如说李世民曾打过仗的虎牢关,因为虎字,改成了“武牢关”,成语“管中窥虎”变成了“管中窥豹”,更有甚者连老虎的称号都改了,人们以“大虫”或“猛兽”称呼它。正因为如此,古代不少书籍中都以大虫来指老虎。要是在唐朝,恐怕“下山猛虎”就要变成“下山大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得变成“不入兽穴焉得兽子”了。
总之,初唐时期的人们尽量不写“虎”字,以往是这个字的,要是地名就以“武”代替,要是猛兽就以“兽”代替。这种方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十分别扭,但对于唐朝人来说恐怕是司空见惯的。
除了影响唐朝人对老虎称呼的改变,因为避讳李虎还诞生了中国至今存在的一件物品:马桶。古代没有马桶,但有夜壶,而夜壶有一个别样的称呼:“马子”,这个称呼也是为了避讳“虎字”而来。因为古代的便器本是做成虎的样子,世人皆称为虎子,但李虎是皇帝,你再将便器称为虎子,无异于是当着朱元璋的面喊马皇后“马大脚”,找死。所以,人们就把“虎”改为“马”。
宋朝《云麓漫钞》中有明确的记载:“马子,溲便之器也,唐人讳虎,始改为马。”
所以说,马子这个称呼是为了避李虎的讳对便器的独特称呼,不知怎地,到了后世它莫名其妙成了某种身份的称呼。至于马桶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恐怕也跟这个避讳有关。
不过,细心的人会发现,“虎”这个字在唐朝并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李白的千古名篇《蜀道难》中就有一句“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杜甫的《北征》这首叙事型长诗中也有“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这样的字句。
如果说唐朝人都要避讳“虎”字,为何李白和杜甫不需要呢,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是大诗人所以可以有特权?
当然不是,首先避讳制度在唐朝是肯定存在的,“虎”这个字也是避讳的范畴里面,但避讳制度并非漫无边界的“文字狱”,它有着比较详细的规定。
《唐律疏议•职制》中规定:“普天率土,莫匪王臣。制字立名,辄犯宗庙讳者,合徒三年。……上书若奏事,皆须避宗庙讳。有误犯者,杖八十。若奏事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各笞五十。”
所以,按照唐律,真正需要严格避讳的,是在名字和公文中。若是名字中非要带个“虎”或者是官方公文里出现了“虎”字,那的的确确是违法了,犯了忌讳,需要遭到重罚。至于平时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并不一定要避讳“虎”字。所以李白的“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一句中没有以其他字代替“虎”字,也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杜甫的那首《北征》,不管它是官方文书还是诗歌,文中出现“虎”字都无伤大雅,因为避讳避的是天子七庙,到杜甫写这句的时候,早就不用避讳先帝李虎了。
只不过,唐律即使这样规定,但在文中敢写“虎”字的还是不多,毕竟尽管皇帝给了人们一定的自主权,只让他们在名字和公文中避讳,但动不动写皇帝的名讳,就会有惹怒皇帝的危险,一个不注意就会被翻旧账,所以官员们能避开就尽量就避。小老百姓们连官员都要避讳,更何况皇帝,所以民间大多以别的字将“虎”字替代。
李白和杜甫敢写,是因为名义上确实没有违法,实际上两个人又都不怕,一个性格自傲豪放,一个对皇帝直言敢谏,所以避不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虎”字,就无所谓了。至于两个人官运都不好与没有避讳有没有关系,就无从知晓了。
参考资料:
《云麓漫钞》
《唐律疏议•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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