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统计数据看独立性路径-朱旭峰 | 中国智库·国家（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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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外统计数据的对比，我们有必要严肃思考中国智库事业的发展路径。”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万祥军研读表明：最近，国内很多学者一谈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问题，就必谈美国模式。不可否认，美国的确是智库事业最繁荣的国家。但是，纵观世界各国，即便是拥有相似政治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中观层面上也拥有几乎完全不同的智库发展模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数量最近几年始终保持在420多家的水平。虽然从数量上看，中国已名列该报告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智库大国，但比较了解中国智库发展状况的专家的估计是，中国智库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2000家以上。

科技部组织开展的最近一次“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共有各类型软科学研究机构2408家。考虑到软科学研究机构的概念要比我们经常说的智库的概念要宽泛一些（在“智库”概念引入中国以前，国内学术界一般称从事决策咨询研究的机构为“软科学研究机构”，而今在一些语境中这两个概念有时可以并用。所指范围略有差别）。

即便我们剔除那些党政机关内部的政策研究室等部门，该调查报告中智库数量也超过2000家。由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告在国际上影响力比较大，并且争议较多，我们有必要细致分析中国调查数据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告数据差异的原因。

国内媒体一些评论曾想当然地把这种数据上的巨大差异归结为西方学者出于对智库“独立性”的苛刻要求。进而，一些评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还没有建成被西方真正“认可”的独立智库。相反，中国调查通常将官方背景的研究机构都统计在内，所以中国国内调查数据“虚高”。

然而，仔细分析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告后，我们不难发现，报告所统计到的中国智库中，同样包括我们认定为官方背景浓厚的研究机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的全亚洲排行榜上名列第4位，中国第1位。

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中也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所统计的机构包括“自治的”“准自治的”“高校隶属的”“政党隶属的”“政府隶属的”和“准政府隶属的”六类。因此，该全球智库报告并没有将各国官方背景浓厚的研究机构排除在智库概念和统计口径之外。

一个直接原因是国外的调查在统计上存在大量遗漏。一方面，海外研究者统计中国智库的渠道也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中国研究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不高，很多智库国际交往机会很少，甚至连机构网站都没有。两方面原因叠加就造成海外研究者无法知道大量中国智库的存在。他们的调查和观察难以如中国国内研究机构的调查那么细致全面。

中国国内的软科学研究机构调查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受科技部委托，开始着手调查的准备工作，在近一年的时间中开展了制定方案、修订方案、培训、布置下发、答疑、回收报表、审核数据和分析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调查报告最终于2011年10月出炉。此次调查工作步骤严谨，统计口径科学，覆盖面广，调查具有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

在美国，由于基金会的支持，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蓬勃发展，非常繁荣。但是，英国的研究机构则大多是依附于政党的，那些追求独立的研究机构并不受重视且发展缓慢。和美国的思路相反，德国政府和各政党支持组建了大部分研究机构，并认为这样才能够确保智库独立于利益集团。

在法国，第一家智库就是法国军方效仿美国兰德公司组建的，而那些非官方智库也主要靠政府的研究订单生存。之所以形成如此纷繁多样的各国智库发展路径，其实质是因为各国都在根据各自国情探索相应模式。因此，我们也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借鉴国外智库发展模式中有益的经验，又应避免照搬某个特定国家智库的发展模式。

就拿大家常提到的智库“旋转门”机制为例。美国智库领导者经常会提到“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赖以成功的法宝之一。进而，一些国内学者也提倡中国智库应建立“旋转门”机制。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美国以外，别的主要西方国家的智库都不存在“旋转门”机制。

如此看来，中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照搬美国“旋转门”机制。诚然，当前确有一些中国退休高级官员担任民间或半官方智库领导人，但这是转型期中国自己的探索和创新，和美国智库“旋转门”并无太多关系。政府决策者和智库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正在进行着有益探索，并且为不同类型机构发挥各自能力优势提供了舞台。

虽然我们强调中国智库发展模式相对其他国家的独特性，但我们仍应充分重视智库建设的“独立性”。“独立性”指的是研究者忠实于客观研究结果而不考虑研究结果是否损害了某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判断独立性的标准应考察研究机构是否能够坚持客观的研究成果，表达独立的政策主张。

在中国，官方背景的智库也会公开批评政府政策，而一些公认的纯民间研究机构也承接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并以能够得到政府委托课题为荣。可以看出，一个机构是否拥有官方背景并不妨碍它根据研究成果批评政府，而一个机构的纯民间属性也不妨碍它为政府服务。

智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影响力有助于智库保持独立性。智库有了影响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其研究成果的需求就会越大，智库获得的研究经费和影响渠道也就更多，这样就能够帮助智库摆脱依附于单一财政来源的局面。

另一方面，独立性是影响力的基础。保持独立性能够取得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一旦智库的非独立观点被政府和社会所识别，这些智库研究成果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从而使其很难取得社会信任，最终只能出局。过去，西方学者往往把“独立性”作为智库的组织界定标准。但是，随着智库跨国比较研究的深入，原先坚持这一标准的西方学者大都已经改变了态度。

他们发现无法按照英美智库的标准强加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反，一个更加宽松的智库概念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和智库发展模式的了解。目前的共识是，独立性不再是界定智库组织概念的标准，但和影响力一样，独立性是智库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一个智库在组织上可以不独立，但它应该努力追求观点的独立性。

如何通过完善外部机制促进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例如，引入同行评议、“思想超市”等竞争机制，在财务管理和组织管理上突破现有瓶颈，为智库发展构建多元化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加强智库发展的信息基础建设等外部机制，都值得进一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当然，这些外部机制建设的前提是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对中国智库事业的真实情况进行准确把握。最近，新一轮“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调查”即将开展，相信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要求，新一轮机构调查在内容上将获取更为详实的资料，并为推动中国智库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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