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之命令,决定将四大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同时,将原来的纵队编制改编为军,在军上面则设立兵团,以方便指挥作战和促进军队编制正规化。
有着刘邓大军之称的中原野战军,就此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经过淮海战役的胜利,第二野战军实力大大增强,兵强马壮。共下辖第三、第四、第五三个兵团,9个军,计有28万多人。
在决定三个兵团司令的人选时,堪称二野第一勇将的王近山,有着极高的呼声,但最终他却落选了,只担任了第三兵团的副司令员。而陈锡联、陈赓、杨勇,分别成为了三个纵队的司令员。
心直口快的王近山对于此安排也不太理解,于是就去找野战军首长邓政委理论。邓政委微微一笑:“近山,说说看,你为何不服陈锡联同志担任三兵团司令员啊。”
王近山道:“我自然不是不服陈锡联,陈锡联与我同为四方面军老战友,我对他的能力一直是心服口服的。但是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同志,我就不服了,他凭什么啊?”
邓政委的回答言简意赅:“你除了打仗比杨勇强,其余方面都不如他。”政委的回答虽然简略,却让王近山不由得心服口服了。在我军的战史上,杨勇是著名的军政双优的干部。
杨勇出身于彭老总担任军团长的红三军团,最初是做政工工作的。在抗日战争中,杨勇担任115师某团政委,开始崭露出杰出的军事能力,他在平型关等一系列战役中表现优异,从而开始担任军事主官,成为115师独立旅旅长,同时兼任政治委员,可以说,这时候的杨勇已经成长为军政双优的杰出将领了。
杨勇不负众望,他在磻溪镇、阳谷、汤阴等战斗中立功赫赫,到了解放战争时,已经做到了第二野战军第七纵队的司令员。在解放战争中,杨勇同样表现优异,在鲁西南战役中,他单刀直入攻克郓城;在宛东战役中,他以少击多血战国军的王牌第十八军,多次受到野司的嘉奖。
杨勇有如此出色的战绩,担任兵团司令员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更重要的一点是,杨勇的第七纵队的前身出自红三兵团,以及抗战中115师独立旅。可以说,从红军时期,杨勇就担任这支队伍的军事主官了,在七纵,杨勇的威望极高,正是担任兵团司令的不二人选。
王近山也不是小气之人,所以邓政委言简意赅的一席话,马上就让他茅塞顿开了。说实话,邓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的眼光还是很准的,王近山能征善战,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他的战功在二野中,除了战史单列的陈赓大将,怕是无人能出其右。但王近山有两个弱点,却让他难以担任兵团司令员的重任。
第一点,王近山作战勇猛,每次作战从来不是“弟兄们,给我上”,而是“弟兄们,跟我上”。王近山骁勇善战,武力绝人,他喜欢亲自带头冲锋,与敌人血战。
在红四方面军痛击川军的川陕六路反围剿中,担任团长职务的王近山手提大刀,率部坚守阵地。由于敌众我寡,红军战士伤亡不小,整个团几乎拼光了。但王近山依然傲然屹立在红旗下,血战不退,王近山的顽强狙击,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功劳不小。
王近山的这种作战风格固然值得称赞,但军事主官带头冲锋却是隐患不小,一旦有何闪失,损失将难以估量。所以刘邓首长安排他做陈锡联的副手是非常合适的。
第二点,王近山性格冲动急躁,心直口快。心直口快当然是一个优秀的素质,可以说王近山有着极好的人品。他心胸开阔,虽然对自己没能担任司令员有所不服,但在政委言简意赅的解释后马上释然。他之后在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的位置上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个人素质无可挑剔。
但他冲动急躁的心态却不得不说,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缺陷,他后来的坎坷人生,与他的性格的确有着很大的关系。
王近山是我军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将领,他能战善战,一心为公,是中野战功赫赫的一位虎将,在1955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上,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对于他的这个军衔,用周总理对徐海东将军说的一句话评价倒也颇为合适:王近山将军被授予中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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