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之上的“西南夷”——云贵地区的多民族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在中国，如果要问到哪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最多且相处最和谐，那一定非云贵地区莫属。来到这里，民族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让人印象殊深。在这里，多民族和谐共生，多种民族文化在这里“百花齐放”。那么云贵地区的多民族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和谐共融的呢？

高原之上的“西南夷”

云贵地区在行政版图上主要指云南省和贵州省，其地域主要在云贵高原之上。云贵高原作为中国四大高原之一，西起横断山、哀牢山，东到武陵山、雪峰山、东南至越城岭，北至长江南岸的大娄山，南到桂、滇边境的山岭，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400～800公里，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南北走向和东北—西南走向两组山脉的交汇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云贵高原北侧是四川盆地，二者同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但因大地构造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地表起伏差异。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高差超过2000米，是体验大地构造对地形起伏的塑造以及海拔差异对地貌景观的影响的最佳窗口。云贵高原的南侧是滇中南山地丘陵区，所以滇中南得自然环境明显附带一系列的热带元素，如热带树种、热带土壤、热带动物等。

云贵高原大致以乌蒙山为界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两部分，受昆明准静止锋影响，云南高原温暖晴朗“四季如春”，贵州高原阴凉多雨“天无三日晴”；湿热的气候让云南高原上的土壤易被淋溶、氧化，经常呈现出热烈的红色，贵州高原则以黄壤为主，石灰土的分布也很广泛；云南高原除边缘地区地形较破碎外，大部的高原面保存较为完好，贵州高原则有更多的高原峡谷分布，是地形切割破碎的喀斯特高原。

所以在这种复杂的地形地势下，地理阻隔天然存在，毕竟那种可以站在两座山上直接对话但想走到一起却需要耗费两天三夜路程的地形比比皆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之间的交流融合，于是具有各自族群特色的因素便得以保留。据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历史，云贵高原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记述为“西南夷”。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 夜郎最大。

在数十个部落之中，夜郎和滇的力量最为强大，汉武帝平定西南后，在云贵地区设置了郡县，所辖区域便是在巴蜀以南、滇以东、南越之北、武陵郡之西。虽然这段历史记录简约、扑朔迷离，但都是信史。可以说在两千多年前，云贵高原一直是中国氐羌、百濮、百越、苗瑶和汉民族五大族系融合的地域。

和而不同的自家人

各民族各支系虽然进入云贵的时间不一致，但他们之间的排斥、交融和友好共存的过程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新的文明元素不断生长，旧的文明元素衰落，于是就有了历史的进步。这其中既有当时文化界、思想界的巨擘被贬谪到云贵，著书立说传播中原文化，也有无数征伐屯军的士兵，与当地原住民的血脉相融。

先拿贬谪流放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官员被贬谪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是统治者对负罪者的一种惩罚。历史上被流贬的仕人当中，除罪有应得者，还有许多忠正耿直、敢于谏言的文坛巨擘、朝廷重臣。至于被流贬何地，则与中原王朝疆域密切相关，总体来说就是远离政治中心、开发程度较低、统治疆土的边缘地区。

比如唐宋时，被流贬方向主要是岭南地区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明朝时则主要流贬到滇黔的云贵地区；到了清朝时则主要流贬新疆、黑龙江、吉林等地。总之流贬地要么是人烟稀少的边陲，要么是冰天雪地的苦寒地带，要么是毒气肆虐的瘴疠之地，要么尚未开发的蛮荒区域。

这其中云贵高原在清朝完成改土归流前一直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远离政治中心，因此也成了很多人被贬谪流放的去处，这其中颇为著名的诸如王昌龄、李白、黄庭坚、王阳明和杨慎等人，他们在云贵高原上的诗文和学说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云贵高原地理、气候、风物、民俗的重要史料，随他们而来的中原文化如同一颗颗种子种在了云贵高原的大山之中。

再者便是大军征伐后的军屯戍边，就拿明朝洪武帝朱元璋命傅友德和蓝玉率30万大军挥师云贵来说。战争的激烈毋庸赘言，战后朱元璋担忧征南大军班师后云贵再生变故，所以除了留其养子西平侯沐英镇守云南，置云南布政司外，还下令数十万军队在云贵就地屯军，一时原本人烟稀少的云贵遂即成了一座巨大的军营。

明军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镇，七成军队在农村屯耕。他们一边开荒种地，饮食自赡；一边操练军武，厉兵秣马。从贵阳向西到曲靖，过昆明、楚雄直至临沧，每约百里都会建立一个屯军寨子，开垦周围的土地。这些曾经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平叛护国不畏死，开荒耕种不畏苦，曾经蛮荒的不毛之地，在这些来自江淮的农家子弟手里，变成了千里良田。

在屯军的同时，朱元璋还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移民活动，仅在明朝洪武年间，就有约160万人从中原、江淮等地迁徙到云贵，这些移民中有军屯将士的家眷亲属，也有内地的两家子弟，也有被强迁而来的农民、流民，这些人的到来不仅扩大了屯垦开发的力度，更稳定了军心。

这些移民在与当地原住民通婚融合的同时，也将中原的农耕技术、工艺制造、建筑风格、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佛教道教、儒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整个汉文化体系完整地移植到云贵地区，从而改变刀耕火种原始状态的云贵地区面貌，甚至在某些区域形成了汉族占主流的文化。

此后在公元1601—1644年的明朝后期，历史学家记载了2次“8年大旱”，当时社会动荡，大量的人口不断迁入云贵山区也进一步改变着云贵地区的文化面貌。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清朝前中期，由于改土归流的推行，大量湖广人口涌入云贵川，数量在300-400万之间，自此汉族逐渐成为云贵地区的多数民族，至清末时，云贵两省的人口已达2371万人。

尽管汉族人口在云贵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二，但云贵高原复杂的地形地貌构成的区域性地理隔绝还是为28个少数民族提供了庇护所，他们在这里保留着各自原有的文化传统和语言风俗，相互之间保持着和而不同的融洽关系。这便是云贵即便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还能和谐共处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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