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体面的工作，却建立在这些“脏活”上

又到一年岁末，是盘点反思一年工作的好时机。你今年的工作是否顺利？这份工作是否能让你充满自豪？又或者说，什么是“体面的”工作？

大多数人会想到整洁的办公环境、稳定优厚的收入，又或者是充满赞誉的社会口碑。但很少人会提及这样一个标准：没有道德负疚感。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会发现很多工作都有令人产生道德损伤的时刻。比如，品牌公关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说出违心的言辞；广告公司可能因为宣传需要夸大产品效果；办公室文员也可能因为打印错误而浪费大量纸张......

如果一份工作中充满这样的负疚感呢？比如，屠宰场劳工、监狱看守、石油钻井操作员，又或者是与数字通信息息相关的科技公司从业者。美国作家、记者普雷斯的非虚构作品《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就聚焦这些可能带来道德损害的工作，他在书中称之为“脏活”。这些“脏活”是必要的——如果没有人从事这些工作，社会就无法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注和反思社会里的“脏活”。

在理解“脏活”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伤害层面，日复一日在屠宰场工作的工人所面临的一切可能比较直观。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在《吃动物：无声的它们与无处遁形的我们》一书中提到，工厂化养殖出来的是“饱受折磨的肉体”（过度催肥的鸡、牛、猪），与之对应的是那些为大型公司工作并直接参与杀戮过程，站在活体吊杀及整体分割流水线上的工人。

还有些工作所遭受的道德伤害更加隐蔽，也更令人难以判断，比如，律师为什么要替那些犯有罪行的人辩护？医生为何抢救某些劣迹斑斑之人？老师又为何要将那些“问题儿童”置于班级之中与其他同学进行同等的教育？

关于工作伦理这个话题，我们最近还刊发了另一篇相关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阅读：《》

采写｜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现代社会，“脏活”变得隐蔽

现代社会，几乎人人都需要一份工作。在潜意识中，人们又往往将工作区分为“三六九等”。这些工作被区分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工作性质，工作环境，薪资待遇，又或者工作内容等。

1937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首次出版，在这本书中，奥威尔以梭罗式的手法再现了当时煤矿工人艰辛的生活状况；也是在这本书中，奥威尔写道：

“在西方世界的新陈代谢中，煤矿工人的重要性仅次于耕地的农民。矿工如同满是污垢的女象柱，承托着一切不肮脏的东西……几乎我们做的每件事，从吃冰淇淋到横渡大西洋，从烤面包到写小说，都少不了直接或间接地用到煤。”

在英国 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煤田，进入到矿井后的奥威尔发现，“高温、噪声、混乱、黑暗、污浊的空气，而最要命的是难以忍受的狭窄空间”，到处都是矿工，他们的劳动是不可见的，对社会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在奥威尔的时代，这些外在的肮脏包括灰烬烟尘和污浊的空气，它们污染了矿工的衣服、面庞和身体。而进入到现代社会，“脏活”开始变得隐蔽，从业者所受到的脏污，也从身体上的污渍，更多变成了道德上的污点。

在大量的社会观察和研究之后，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埃亚勒·普雷斯 （Eyal Press） 重新审视了那些社会中不可或缺但道德存疑的职业：屠宰场劳工、监狱看守、石油钻井操作员，又或者是与数字通信息息相关的科技公司从业者。

《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美]埃亚勒·普雷斯 著，李立丰 译，望mountain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在普雷斯的非虚构作品《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中，他以非虚构笔法与社会学视角，通过一系列的追踪采访，用详实数据和社会理论重新阐释了美国当代社会的隐性“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双手干净，良心清白”，可能已经成为“体面”工作从业者的身份特权，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某些工作可能会带来道德伤害。

“脏活” （dirty work） 这一词汇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里特·休斯 (Everett Hughes) 所创，用以描述普通民众对德国纳粹政府的迫害暴行视而不见的态度：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交由代理人实施，再顺势对此矢口否认，而被分配干“脏活”的作恶者则获得“社会无意识的授权”。

口语中，“脏活”多指吃力不讨好或令人不快的任务。而在普雷斯笔下，“脏活”的涵义又有不同且更加具体。书中选取的六个工种，有的可能会使用暴力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有的被“好人” （指体面工作从业者） 认为是肮脏、下作的事情，有的会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造成伤害。

普雷斯指出，对于干“脏活”的人而言，他们可能需要承受双重负担：一方面，他们需要依靠这些工作讨生活，经受收入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为有违道德的行当付出精神代价。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脏活”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那些过去通常被我们选择“视而不见”或者“隐形”的基础性工作凸显了它们的必要性——如果没有人从事这些工作，社会就无法运转。

在进行《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采访过程中，普雷斯发现，令人不安的事件被推到了“社会生活的幕后”，许多美国民众甚至都不想听到太多关于“脏活”的消息，因为这可能会让自己感到不安，甚至还可能产生负罪感。正如普雷斯的感受一样，“很多时候，我对他们感同身受，但可能转头就将其忘在了脑后。即使是那些暂时被这种不安困扰的人，也可能因为深感无力改变而故意回避。”

“干‘脏活’的人，我们对他们亏欠什么？”

面对这一质疑，普雷斯认为，对于集体而言，我们并非无力改变。因为“脏活”的核心特征，便是“好人”的默示授权，而这种授权并非一成不变。普雷斯表示，“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欠他们的是愿意把他们看作我们的代理人，承认这些‘脏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不管其内容多么令人不安。”显然，在面对道德伤害之时，来自社会的共情同样对这些从业者至关重要。在新京报记者对普雷斯的采访中，普雷斯进一步指出，“选择和机会较少的穷人与拥有物质条件优势的人一样拥有尊严，值得尊重。”

对话

享受特权的“社会精英”

甚至看不到“脏活”

新京报：《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审视了那些在社会中不可或缺但道德存疑的职业，这类工作因其暴力与伤害，被视为肮脏下作，使从事者蒙受污名、羞辱、精神创伤。你是怎么想到关注这一领域的？

埃亚勒·普雷斯：作为一名作家和记者，我被两个主题所吸引。一个是不平等——贫富差距，今天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近代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另一个是个人如何应对道德挑战。

《脏活》通过美国人的故事探讨了这两个主题。他们的任务是从事社会上最困难、道德上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工业化的屠宰场从事“屠宰”工作，在军用无人机项目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暗杀”，在监狱中担任警卫等。履行这些职责可能会给从事此类工作的工人带来心理和道德上的伤害，我想揭露这些伤害。就像“脏活”本身一样，它是隐蔽和被遗忘的。

与此同时，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工作几乎从来都不是由社会上更享有特权的“精英”们完成的——事实上，享有特权的“社会精英”甚至看不到这些工作。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从中受益且无须受到道德谴责，这就是我为什么坚信这些劳工的故事之中蕴含着一个更为宏大的美国故事。

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作家、记者。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曾获詹姆斯·阿伦森社会正义新闻奖、安德鲁·卡内基奖学金等。《纽约客》《纽约时报》等知名媒体撰稿人。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脏活”？除了你在书中提到的工作，如屠宰场劳工，监狱看守，石油钻井操作员，当今社会中还有哪些看不见的“脏活”？为什么这些工作被认为是“肮脏的”？

埃亚勒·普雷斯：我所说的“脏活”并不是指体力上的脏活——比如从街上清运垃圾。

我指的是那些道德上肮脏的劳动——这些工作因为延续此类工作的系统中的暴力和不公正，让那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受到侮辱和道德伤害。

可以肯定地说，我在书中确实忽略了许多例子，但我希望被写入书中的案例能够令人信服，能够捕捉到此类工作可能对无辜的人和从事此类工作的人造成的可怕伤害。

新京报：这些从事“脏活”的人可能会蒙受污名、羞辱、精神创伤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除了书中提到的污名化、自责、名誉扫地、自尊受损、创伤应激障碍等，他们还有可能承受到哪些伤害呢？

埃亚勒·普雷斯：许多劳工会遭受“道德伤害”——当有人看到或做了违背他们价值观的事情时，就会受到伤害。

一个例子是我写到的一位精神健康顾问，她在一个惩教所工作，那里有精神疾病的囚犯被关在仓库里并遭受酷刑。当她意识到监狱里的男人受到虐待和饥饿时，她感到内疚、羞愧和良心谴责，甚至吃不下饭，有大把的头发脱落。

新京报：这些“脏活”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源自社会的无意识授权？为什么公众往往会默许将这些工作委托给孤立存在的隐形“脏活劳工”阶层，甚至为了保持自己的良知而自愿选择蒙在鼓里？事实上，这些被我们视为“脏活”的工作，可能正是维持我们社会运转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没有人从事这些工作，我们的社会可能无法运转。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社会对这项工作视而不见，是因为它牵涉到我们自身。

例如，美国的监狱系统剥夺了近200万人的自由，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和穷人。这一制度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多年以来共同建立的，并在公共税收和隐含的公众支持下持续运作。对监狱系统的存在视而不见，要比思考囚犯和监狱工作人员所忍受的痛苦容易得多。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无形劳动”的概念，几乎所有形式的“脏活”都具有避人耳目的特征。这些仅占1%人口的“隐形”工人，承担了社会上100%的脏活、累活。因为疫情等原因，一些干“脏活”的工人不再“隐形”，比如你在书中所提到的在美国屠宰场“宰杀车间”里工作的非裔及拉美裔劳工，他们在工作中可能经常面临一些极端健康风险，这可能与行业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从业者相对劣势的社会地位有关。我们如何才能够帮助这些“隐形”工作者？

埃亚勒·普雷斯：我们可以让这些工人不那么“隐形”的一种方式是讲述他们的故事，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试图拉开帷幕，让读者站在社会上做“脏活”的人的立场之上，并引发人们对自己的选择和特权如何取决于他们所做工作的反思。

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受访者供图。

选择和机会较少的穷人，

一样拥有尊严

新京报：你提到，在美国，“脏活”不成比例地落在那些选择和机会较少的人身上，干“脏活”的主要是社会弱势阶层。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反映并且强化了道德不平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劳动者承担的道德成本？既然工作会诱发道德伤害，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社会中那些不可或缺但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的职业？

埃亚勒·普雷斯：我希望关于美国不平等的对话，能够扩大到包括我书中描述的道德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比财富和收入差距更难衡量：你无法绘制一张图表来量化显示内疚、羞耻和道德伤害是如何不平等地分布和发生的。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负担不成比例地由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所承担。我想，我们需要多谈谈这个问题。

新京报：你提到这些从事“脏活”的人是结构性不平等的受害者，他们被剥夺了清白。比如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在工业化屠宰场大规模屠杀动物，和在监狱中大规模羁押精神病患者一样令人不适，进而引发公众对从事宰杀和羁押工作的人员产生看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从业者对自我的认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贫穷可能导致道德堕落”这一流行观点？如果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仍然成立，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道德失格？

埃亚勒·普雷斯：在美国文化中，穷人天生懒惰、好逸恶劳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掩盖了可能造成社会分裂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一问题。

我希望在我的书中表明这样一种观点：选择和机会较少的穷人与拥有物质条件优势的人一样拥有尊严，值得尊重。

纪录片《屠宰场》海报。

新京报：某些工作可能会造成道德伤害。《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旨在揭示存在于美国社会当中，这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实问题，并引发公众的反思。我们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些现象呢？

埃亚勒·普雷斯：最为重要的行动是集体行动。

一个人无法改变美国的监狱系统或工业屠宰场对待工人和动物的方式。但总体而言，公民可以努力改变这些事情：可以通过抗议，提高公众意识，投票选举，以及法律和法规来改变制定这些制度的官员。

普通人也可以有非凡的道德勇气

新京报：你的作品经常涉及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主题。可以介绍一些你以前作品中关注的社会问题吗？

埃亚勒·普雷斯：我的上一本书《美丽灵魂》是关于道德勇气的研究，探讨了是什么导致个人不服从不公正的命令并听从良心的声音——即使这意味着冒着失去工作或安全的风险。我对是什么迫使人们这样做很感兴趣，但我也对那些将人们置于道德危险境地的更大系统感兴趣，这正是《脏活》一书所关注的焦点。

《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美]埃亚勒·普雷斯 著，刘静雯 译，大方丨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

新京报：在你看来，道德和伦理的核心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道德勇气是一种神秘的、难以言喻的品质。但正如我在《美丽灵魂》中所试图展示的那样：普通人有时可以表现出非凡的道德勇气。人们不需要成为圣人，也不需要像马丁·路德·金或纳尔逊·曼德拉那样。我书中的例子都是有缺陷的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选择坚持自己的原则。

新京报：你在《美丽灵魂》一书中提到，“说不”需要理性的头脑和道德勇气。为什么“说不”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常说“平庸之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平庸之恶”呢？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平庸之恶”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当机器使我们能够与自己行为的后果保持距离时。

按下屏幕上的按钮，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巨大伤害。这正是《脏活》的主题之一，尤其是书中关于无人机战士进行“定点暗杀”的那一部分。

新京报：你在其他作品中曾提到神经科学、组织行为和道德心理学的前沿实验结果。这些学科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德和伦理问题？

埃亚勒·普雷斯：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神经科学、道德心理学和实验研究中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见解，比如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Stanley Milgram） 进行的著名的“休克实验”。然而，这些实验也只能告诉我们这么多，因为现实世界无限复杂 （当然，也更有趣） 。

新京报：你所面临的问题之中，最常被人们问到的是什么？你是如何回答的？

埃亚勒·普雷斯：我经常被人们问到，“站在我所写的人的立场之上，我认为我可能会做什么？”

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写这些问题比生活在我所写的人的困境之中要容易得多。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何安安；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题图为纪录片《屠宰场》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时间的刻度：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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