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轮回场

　　01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整整入阁20年的严嵩被罢了官，回了分宜老家。

　　嘉靖虽然崇尚道教，一心想要成仙，但他并不是一个糊涂皇帝，脑瓜子还是很灵活的，所以严嵩能在内阁任职如此长的时间，是确有过人之处的。

　　而严嵩最拿手的就是排除异己。

　　前任首辅夏言，为人精明，聪颖过人。这其实是一句废话，试想哪一位当上首辅的人，不是人中龙凤呢？这个夏言，善于洞察时势，他在“大礼仪”事件中（此事件是嘉靖初年的大事件，不属于本文重点，故不叙述），全力支持嘉靖，所以能够平步青云，在一年时间内从言官做到了尚书，十分罕见。

　　而夏言在逢迎上意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嘉靖帝崇尚道教，文采过人的夏言写得一手不错的青词，很讨嘉靖帝喜欢。

　　青词是道教斋天醮神时写奏告文书的一种文体，主要用来向神仙谢罪、免灾、保佑平安之类。唐朝时期，唐玄宗信奉道教，下令斋醮文书要用朱砂写在青藤纸上，因为青藤纸的颜色是青色，青词称谓就是从这来的。

　　夏言的风光，让他的一名老乡看在眼里，这人就是严嵩。严嵩这个时候还是一名小角色，但他和夏言都是江西人，严嵩以此去攀附夏言，夏言也需要一帮支持者来扩大自己的权势，两人一拍即合。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推荐严嵩接替自己任礼部尚书。按照惯例，吏部为六部之首，但由于嘉靖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实际成为六部的翘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夏言把严嵩视为心腹，当成了自己人。

　　但最致命的打击往往来于自己人。

　　严嵩是有野心的，他当上礼部尚书之后，和嘉靖帝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嘉靖最上心的事是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严嵩两三次，有时甚至到了深夜时分，严嵩才退去。严嵩住在城西约四里，嘉靖帝召见他的时候，因为嫌弃乘车的速度太慢，很多时候严嵩都是单骑疾驰去往皇宫，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

　　夏言虽然也善于阿谀奉承，但其身体内还多少有些豪气，嘉靖帝处罚大臣，他有时候还挺身而出，好言相救。嘉靖帝过度崇尚道教，夏言多有劝阻。

　　嘉靖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虽然谢恩，但并不戴上；而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

　　这一切当然逃不出嘉靖帝的眼睛。

　　而此时国家正值多难之秋，鞑靼在西北屡犯边疆，夏言从一个首辅的角度出发，主张武力应对。而严嵩看到的却不是战争，而认为这是一个扳倒夏言的好机会，奸臣就是奸臣，视角都与常人不同。严嵩收买了嘉靖身边的太监，诬陷夏言别有用心，在夏言被罢免之后，又捏造夏言对嘉靖帝不满的谣言。

　　皇帝身处深宫，信息的来源被控制，很容易被蒙蔽。最终夏言被嘉靖帝处死，他也成为了明朝第一个被处死的首辅。

　　严嵩的胜利，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他和夏言谁也说不上是真正的兴国安邦之臣。

　　02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小心谨慎地侍奉着嘉靖帝。严嵩年老之后，又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位居工部侍郎。严世蕃胆子更大，直接收买了嘉靖帝左右宦官，这些宦官把嘉靖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报知严家父子，两人就利用这些信息，一一应对，竟然得以执掌大权10多年。

　　大臣们对严嵩父子的行径不是没有怨言，只是根本无力打破这样的政治格局，贸然出手，只怕会惹火烧身。

　　但没有人能够长久地占据权力。

　　徐阶的出现是因为严嵩父子的无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徐阶先后掌锦衣卫事 ，并加太子太保衔。八月，蒙古俺答入塞，进犯重镇大同，并逼近京师，是为庚戌之变。

　　蒙古人打到北京，这是一件关乎明朝生死的大事，嘉靖帝赶紧召开群臣商讨退敌之策。内阁首辅严嵩认为俺答不足为患，却给不出应对之策。徐阶则主张积极防御，并建议用缓兵之计，以稳住俺答，在此期间等候四方援兵到来。徐阶并请求嘉靖帝上朝（嘉靖帝长期不上朝）以提振民心士气，稳定群臣之心。不仅如此，徐阶还主动承担责任，请求让自己去巡视京师防备情况。

　　可以看出徐阶的能力是远在严嵩之上的，但他也因此招来了严嵩的忌恨。

　　面对严嵩的攻击，徐阶很危险，而且徐阶也被严嵩抓住了把柄，因徐阶反对按嘉靖帝意见祧明仁宗及升祔孝烈皇后，触怒嘉靖帝。而且他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五次上疏请立太子，都不为嘉靖宗所允。

　　严嵩趁机向嘉靖帝进谗言称徐阶有二心，徐阶这个时候感到自己危险处境，他并没有像夏言那样去硬刚严嵩，反而是去巴结严嵩，和他订下儿女亲家，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严世蕃之子）。

　　徐阶这才逃过了一劫，但徐阶却始终没有放弃扳倒严嵩。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所谓“扶乩”就是道士的一种神仙附体的把戏，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了嘉靖帝，一日蓝道行在又在“扶乩”，并在神仙附体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

　　而严嵩刚好前来。

　　深信道教的嘉靖帝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竟被道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严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87岁。他死的时候，既无棺木下葬，也没有人前去吊唁。

　　03

　　徐阶当首辅之时，已是嘉靖末期，嘉靖帝身体逐渐走下坡路，裕王的势力开始抬头，其幕僚高拱得以进入内阁。高拱作为裕王的人，不把徐阶放在严里，两人经常意见相左，并发生争吵。

　　这里来说说高拱。

　　高拱家在当地也算是一地方名门，其祖父、其父均在朝为官，其父官至大理寺少卿，在去世之后都被朝廷追赠为吏部尚书、大学士，虽然是追赠的，但也说明了朝廷对高家的认可。

　　出身官宦家庭，让高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他自身也是才华横溢，自幼颖敏好学，五岁善对偶，八岁日诵数千言，是一不折不扣的神童。

　　高拱其人有经世韬略之才，嘉靖年间对《永乐大典》进行重修，就由高拱为总校官。但高拱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自视甚高，这也让他与很多人结下了矛盾。给事中胡应嘉就与高拱有过节，胡应嘉看到嘉靖帝病重、裕王即位之日不远。裕王称帝之后，高拱肯定会受到重用，故上疏先行弹劾高拱。而此时的嘉靖帝已病重，没有精力过问。这个胡应嘉又恰好是徐阶的同乡，高拱当然认为是徐阶主使胡应嘉上疏弹劾自己的，就把这笔帐全部记在了徐阶头上。

　　这下高拱和徐阶的梁子是解不开了。

　　隆庆帝登基之后，作为帝师的高拱权势随之高涨，但隆庆帝虽然深信高拱，也不愿意失去徐阶这位首辅。但高、徐二人的矛盾已经势如水火，高拱首先发难，对胡应嘉进行报复，想要将他罢官削籍，这件事得到了隆庆帝的应允。高拱先胜一阵，又让自己的门人广东道试御史齐康上疏弹劾徐阶贪污和不忠。这种弹劾是没有根据的，也没有得到隆庆帝的认可，齐康遭到了处罚。徐阶在朝担任要职长达九年，其根基不是高拱可比，一众言官群起，把矛头指向高拱，就连海瑞都上疏支持徐阶。高拱偷鸡不成蚀把米，迫于压力，上疏辞职。

　　高拱虽然辞职，但明眼人都知道，他会东山再起。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内因言官举证弹劾自己徇私枉法、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徐阶请辞，得到隆庆帝的批准。

　　徐阶的离职，让高拱很快官复原职，再次进入内阁。

　　虽然此时李春芳为内阁首辅，但高拱以自己与隆庆帝的亲密关系，并不将李春芳放在眼里，李春芳也知高拱的霸道作风，主动申请了离职。

　　徐阶和李春芳离职之前，都有意提高内阁成员张居正的地位，以此来掣肘于高拱。但高拱并没有将张居视为敌人，原因很简单，两人都曾经是裕王的臣僚，共事多年，高拱反而将张居正视为与自己处于同一战线。徐阶和高拱相斗之时，张居正很为难，高拱和自己都是隆庆帝的老师和心腹，两人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而徐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也是自己的老师。

　　高拱其人，能力非常出众，在主政期间，无论是内外事务皆处理得井井有条，俺答封贡一事就是在高拱的主持下完成的，这是明朝少有的以和平手段解决了与外族敌对关系的事件。而无论是在用人，还是在内政处理上，高拱都是得心应手，为当时人所称赞。

　　所以说，高拱的傲和狂是有其资本的。

　　高拱的才能和隆庆帝的信任，让他甚至敢于决定司礼监人员的任免，并要求司礼监把批红权交给内阁（关于批红权，请参考本人的文章：）。如果批红权交给内阁，意味着高拱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明初的丞相胡惟庸。

　　而在司礼监几位太监的人选上，几乎是高拱一人说了算，但他却得罪了一个人。

　　隆庆元年（1567年），冯保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事务。当时司礼监的最高职位掌印太监空缺，依资历应该由冯保接替这个要职，而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冯保由此而忌恨高拱。等到陈洪被罢免后，高拱又推荐孟冲。孟冲原来执掌尚膳监，按例不应执掌司礼监。由此，冯保更加忌恨高拱。

　　冯保极力想要除掉高拱，但仅仅凭他，是办不到的。冯保选择了内阁成员张居正为自己的盟友。

　　张居正与高拱共事多年，两人之间肯定是存在情谊的，但张居正也是天之骄子，又何尝不想取而代之，张居正和冯保达成政治联盟，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但仔细一想，却是合情合理。

　　隆庆帝得病后，冯保秘密嘱咐张居正预先起草遗诏，但却被高拱看见。事情暴露的过程也戏剧：高拱和张居正二人途中偶遇张居正心腹姚旷进宫送信，高拱问此信送与何人? 姚旷不知道其主人瞒着高拱与冯保密谋，乃直言相告：“与冯公公。”于是高拱问张居正是何所言? 张居正面红耳赤、惶恐不安色，遂答：“乃遗诏事宜尔。”

　　高拱听后默然，继而十分愤怒，意想不到的背叛让他情绪失控，当面斥责张居正，张居正自知理亏，赶紧向他道歉。高拱更加厌恶冯保，想驱逐他。

　　高拱对于张居正，是没有任何防备的，他一直把他当作自己最亲密的盟友，所以即便张居正在背着他草拟遗诏，高拱也没有对张居正进行打击，而是把所有的帐全算了冯保身上。

　　高拱在《病榻遗言》中说：

荆人（指张居正，张居正为荆州人）为编修时，年少聪明，孜孜向学，与之语多所领悟。予爱重之，渠于予特加礼敬，以予一日之长处在乎师友之间，日相与讲析理义，商确治道，至忘形骸。予尝与相期约，他日苟得用，当为君父共成化理。

　　在高拱的眼里，他和张居正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而冯保和高拱之间的战斗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

　　如果仅仅是冯保，高拱并不落下风，但张居正从后面来一刀，高拱就没有办法了。

　　高拱一生都在斗，和徐阶斗，和赵贞吉斗、和李春芳斗、和殷士儋斗、和冯保斗，最终自己也被斗趴下，这样的结局其实并不意外。

　　而高拱的倒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最信任他的隆庆帝去世了。如同王安石之于宋神宗一样，高拱的权势也完全依赖于隆庆帝的宠幸。

　　04

　　高拱是神童，那张居正又何尝不是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12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一战成名，荆州知府李士翱知道此子未来必定不凡，为其改名为“居正”，让他牢记做人为官的准则。

　　嘉靖十六年（1537年），13岁的张居正参加乡试，却意外落榜，原因不是他考得不够好，而是考得太好。湖广巡抚、一代大儒顾璘见他聪慧过人，怕他锋芒太露，故意让他遭受挫折。顾璘为了让他经历更多的磨砺，以成大器，有意让他落榜。若非顾璘有意“阻拦”，杨廷和19岁中进士的记录将很有可能保不住。

　　张居正在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夏言和严嵩斗得正厉害；而徐阶推荐他为裕王的侍讲侍读，很显然徐阶把他引为重要的援手，以扳倒严嵩；眼见这么多政治斗争，张居正不得不“成长”起来。

　　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击败高拱之后，冯保是要杀高拱的，手段也并不高明，诬陷高拱要行刺年幼的万历帝。这样的行为为朝臣们所不允，最终的焦点就落在了已经担任首辅的张居正身上。张居正没有任何理由支持冯保杀高拱，冯保的黑手没能成功。

　　张居正当上了首辅，终结了自嘉靖帝以来的内阁争斗，再也没有任何内阁成员可以挑战他的权威，究其核心原因，是因为他代表内阁和司礼监达成了政治默契，也可以称之为政治联盟。

　　这个政治联盟权势之大，上可以抑制皇权，下可以折辱百官。

　　万历小皇帝犯了错误之后，冯保会向太后报告，小皇帝会遭受严厉的责罚，并下罪己诏，这个罪己诏是张居正事先写好了的，数量很多，并对应着各种错误，当小皇帝犯错之后，只需要找出对应的那个版本，进行抄写就行了。

　　敢于压制皇权的代价是巨大的，冯保和张居正两人的结局并不好。

　　而文官集团同样不愿意看到一位权势如此之大的首辅出现，文官们敢于和嘉靖争大礼仪，敢和正德帝正面硬刚，又何惧张居正。

　　群臣们对张居正的不满，最终集中在夺情一事上集中爆发。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惯例， 张居正应该回老家丁忧，为父守孝。但此时正值张居正改革的关键时刻，张居正不愿离去，冯保等人就支持张居正夺情，也就是为了国家，不必回家守孝。

　　这事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未能尽孝何来忠君，满朝文武议论纷。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居正守制，张居正面临了空前压力。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吏部尚书张瀚，吏部为六部之首，其分量不轻，张瀚被罢官赶回原籍。

　　第二天，张居正的一个学生吴中行上奏折，说张居正离家已经有十九年了，如今他父亲死了，他应该立刻赶回去守孝，这才是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

　　第三天，张居正的学生赵用贤上奏弹劾张居正。

　　愤怒的张居正，对反对者实行了廷杖，赵用贤与吴中行分别被廷杖六十，并被除去官籍，永不录用。

　　就在吴中行等人受廷杖之时刑，一名叫邹元标的年轻官员也在现场观看，这位未来的东林党核心成员等廷杖一结束，也上了一封奏疏来反对张居正夺情，并大骂张居正不尊孝道，与禽兽无异，邹元标也被廷杖八十。

　　张居正死后，朝廷里党派纷争不断，社会矛盾也越来越严重。邹元标不由怀念万历新政时繁荣，也深感张居正是难得的功臣。邹元标上奏为张居正平反：

江陵（指张居正，张居正出生于江陵县）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正所谓，一码归一码，邹元标认为张居正夺情是错的，但他的功劳也是不容忽视的。

　　张居正死后，世间再无权臣。因为皇帝不允许，朝臣们也不允许。

　　两任首辅的叶向高评价张居正说：“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权。”

　　张居正的所用的方式，叶向高是断然不会认同的。

　　而张居正之后，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角变成了宦官和朝臣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