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鸿的梁庄

我的面前摆着《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三本厚重的文学作品，合称“梁庄三部曲”。

三册作品的共同点是：全是讲梁庄众生故事的，作品定性为“非虚构文学作品”，作者都是一位叫梁鸿的女性作家。

梁庄原本在河南省穰县，离省会郑州426公里，距南阳80公里。现在的梁庄属于邓州市穰东镇管辖，有6个自然村，13个村民小组，2400余口人，耕地面积3860亩。

梁鸿，女，1973年出生于梁庄，在此成长，刻苦读书，走出梁庄，在郑州大学获文学学士、硕士，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为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硏究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她是学者，是作家，是教授。《人民文学》奖的颁奖词说：

“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但《梁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显出迫切的意义。梁鸿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在忠直而谨慎的描述中，梁庄成为了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

梁鸿于2008年和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博士后硏究的时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故乡，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重新认识那些或亲或疏的亲人和乡民。不久，一本具有独特风味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在梁庄》面世。

梁鸿对这本书的定位是：

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

在梁庄，有数不尽的场景，那些场景真实得让人发现那不止是梁庄的故事，也是自己身边张庄、李庄、王庄、赵庄的故事。

比如，作者在回忆少年时代时说：“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也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有关的。”

现代的年轻人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许不会相信。但是上些年岁的人一看犹如身临其境。

她又写道：

“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又生长在农村，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午饭大槐树下的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其至在田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所不在。”

《中国在梁庄》里用大量篇幅记述了梁庄小学的变迁。这所始建于1967年的民办小学，规模最大的时候，曾有200多个学生，最风光的时候，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百分之百。如今的梁庄小学已经破败不堪，校园变成了饲养场。

作者还以极其真诚的态度记述和发小菊秀的故事、灵兰大奶奶信主的事儿、“不安分”父亲的经历。特别是父亲好斗和“爱管闲事”的性情，使母亲和一家人是最大的受害者，父亲的批斗史也是一家人的受难史……

为此作者由感而发道：

就梁庄而言，整体的、以宗教的、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削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当梁鸿成名之后，不少媒体蜂拥对她做了釆访。她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希望用自己的能力把农村人的痛感带出来。

当记者问她“什么样的‘痛感’”时，她举例说：

五奶奶的大孙子宝儿11岁时在村里淹死了。孩子的父母就是我的堂叔堂婶，在青岛一家电镀厂打工。我到青岛时，每天晚上跟堂婶睡在一起，听她的呼吸。很轻很轻，我知道她没有睡着。有一天晚上终于忍不住，我说咱们聊聊天吧。她第一句话就说：“自从宝儿去世之后，我12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接下来跟我讲在这之前，她怎么有预感，怎么回家，身体怎么垮掉，怎么艰难地怀孕。她说有一天晩上看见蚊帐上面黑压压落了一层蚊子，她说坏了，家里要出事了。还有，有一天她上班突然晕倒了，觉得一定要出事。果然，孩子就没了。他们一路哭着回家，五奶奶跪着抱着她的腿哭，心里很内疚。

等等等等……

你在旁边听，觉得黑暗之中万籁俱寂，无数清晰的痛涌了过来。

这个农村妇女白天从来不会谈的，她的伤痛永远是在心里面翻腾的。农民从来没有历史的机会，讲讲自己的故事，她只有在半夜讲，讲得非常完整。

在《出梁庄记》里，作者以梁庄四个大家庭的子孙——福伯家、五奶奶家、梁贤生家、韩恒文家——在中国城市的生活轨迹为核心，辐射其它梁庄成员、梁庄亲戚和一些吴镇老乡，描述进城农民的命运、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

其中主要人物有51位。51位中，外出务工时间长达20年以上的有26个，外出务工时间10年以上的有15个，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16.7年。

梁鸿把奔波四方釆访的人员列成表格，详尽记录他们的年龄、曾打工城市、现打工城市、曾从事工种和职业、现职业、外出打工时间等，都记载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为日后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梁鸿在《出梁庄记》第一章的开头写道：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作者把这些乡亲们的生存状况介绍得细致而冷静，描绘了我们时代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故事。她还在这部作品的《后记》中说：“我喜欢梁庄在的感觉，我为我能站在母亲的坟头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为它使我感觉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独一无二的，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直流淌着的河流。我还曾经幻想着，我能够把在台湾找到的苦楝树的种子，种到梁庄老屋前的院子里。如果它能够生根、发芽、成长，那么，春天来的时候，我将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束束小花，再次闻到那渺远的清香。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它像是扑满一样保存着我们的回忆。”

多么温馨流连的故乡之恋！

当记者询问梁鸿：“中国农民在未来的社会当中，还有可能摆脫这种被动地位吗？”时，她回答说：我在书里边讲了流传在当地的一个故事，叫“勾国臣告河神”。

勾国臣是一个落第秀才，好打抱不平，爱管闲事。我们那边湍水年年涨水，淹了农民的花生、西瓜。有一天他喝醉了，又听见农民在骂：河神这么坏，每年都给你上供，你还在淹。他就想，我写一个状子，告到玉皇大帝那里。状子写完以后他塞到门洞里边，等于没有上呈。后来有一天老婆跟他吵架，一气之下把他的状子全烧了。结果玉皇大帝收到了，说人胆敢告神，这还了得。就命令天兵天将来捉他到天上，你干嘛要告这个事情？勾国臣就说，河神太不像话，每年都淹农民。玉皇大帝说，你既没有种地，河淹地关你何事，先重打四十大板。勾国臣悠悠转过魂来，知道自己快死了，告诉老婆说，我死之后，你要把我埋在湍水的旁边，最近的地方。如果河水淹到我，我就可以告状了——关我事，你把我淹了。我的长辈讲，说也奇怪，每年湍水都涨水，但都绕过坟头，从来不淹。解放前这个坟头还在，我父亲他们还去看过。还有个石碑，上面写着：义士勾国臣之墓。这是真名。

勾国臣大概是最古老的访民，上访失败了。但他还要反抗——把我埋在这个地方，你淹我，就干我事了，我就告你。这个故事太具有象征性，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来源，统统浓缩进这个神话故事里面了。

掩卷沉思之际，忆起了另一位作家刘瑜的穿透之言：“梁鸿将那个‘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出梁庄记》它推倒我们的傲慢，迫使我们去正视那个有血有肉却早已为我们熟视无睹的城市打工人群。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No.561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李工

作者简介：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开白名单 duanyu_H｜图片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