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号”起义：为躲避轰炸自沉长江，改名“南昌”号后屡建战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之际，在南京接受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仪仗队里，有一列“长治中队”，十分引人注目。它就是由新中国诞生前夕，在上海附近海面英勇起义的国军海军“长治号”旗舰的广大爱国士兵所组成的“特别中队”。

1945年8月15日上午7时，日本天皇向日本军民发表广播讲话，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此时，停泊在上海港的一艘日本海军护航驱逐舰“宇治号”，企图溜回日本，可是，刚驶至长江口外，即被美国海军截获。美国海军将它转交国军海军接收。

这是当时较为先进的一艘军舰，其排水量达1，350吨，舰速为20海里，装甲坚固，攻防性能良好，它是日本海军专为骚扰我沿海各地而专门建造的。国军海军接收此舰后，视之为独一无二的王牌，改名“长治号”，并当作海防第一舰队的旗舰。

“重庆号”起义后，国军十分惊慌，担心“灵甫号”步其后尘，于是派“长治号”紧靠“灵甫号”严加监视。同时，对“长治号”又放心不下，疑神疑鬼。

随着营口、葫芦岛、秦皇岛、青岛、塘沽、长山列岛等北方沿海港口的相继解放，解放大军跨越黄河，进逼长江，直指南京。国军一面仓皇撤退，一面还想依靠长江天堑守住半壁江山。

1949年3月上旬，国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乘坐“长治号”舰视察江防，在芜湖，他召集第二舰队各舰长到“长治号”司令厅训话：“总有一天，我会把‘重庆号’的那批人抓回来严厉惩办。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有海军。”接着他又说：“请问诸位：要是你们的舰艇在海上遇到了‘重庆号’，该怎么办？”

舰长们听了面面相觑，无人敢答。在尴尬气氛中，桂永清指名要大家发言。被逼之下，“吉安号”舰长宋继宏发言了：“论火力、航速，‘重庆号’都比我们强，只有避其锐气，扬我所长，把我舰开到浅水域或江河港湾里去，免遭其击沉才是上策。”

桂永清听后，面色刷白，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他心里也很明白，只要这些当舰长的不学邓兆祥，能保住舰艇安全，撤退到台已是吉星高照了。

可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由士兵们组织和发动的武装起义正在他乘坐的“长治号”中悄悄酝酿起来了。桂永清此刻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还一点也不知道呢！

帆缆下士李春官，不久前有过一次为时短暂但很不寻常的经历。

1947年初夏，“长治号”作为北方海军的主力，在山东沿海一带巡航。一天，在成山头附近发现有一艘民船从胶东解放区驶出。值星官立即下令检查，派李春官等三名水兵押船落帆，带回基地处理。岂料这只民船拖在“长治号”后面航行至半夜，缆绳突然拖断，舰上值班官兵丝毫没有察觉。原来押运民船俘虏的李春官等三名水兵，顷刻间颠倒了个位置，成了被民船所获的俘虏。

解放区的军民对李春官等人以礼相待，李春官对眼前的所见所闻感到新鲜。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区军民团结一心，官兵一致，这同国军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这个福建籍水兵毕竟是初来乍到，思乡心切，又不习惯北方生活，最后仍回“长治号”报到当水兵。

李春官的同乡好友程钟铭，在舰上负责保管军需仓库，有一个单独使用的房间。两人常相叙晤，亲如兄弟，无话不谈。

一天，又有一个水兵挨了耳光，李春官和枪炮一等兵林立坤来到程钟铭的房间，关起门后说：“我真看不出解放军当官的和当兵的有什么区别，他们有说有笑，确是平等，使人羡慕。你看我们在这里当兵，打骂是家常便饭，罚跪举枪更是侮辱人。我真后悔不该从解放区回来，走错了路。”

程钟铭曾多次听他讲解放区的见闻，但倾吐“走错了路”的肺腑之言还是第一次，便感慨地说：“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呢？开小差吧，反而给当官的有更多‘吃空额’捞外快的机会。如果大陆沿海港口都解放了，逃到台去，怕今生今世难回家乡了。”

于是，他们想到一块去了：“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

1948年冬天，“长治号”从北方巡航到南方时，从广州海军炮艇调来一个枪炮下士陈仁珊。他通过同乡的关系，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此，有关事宜，积极进行，起义人员也由李春官、陈仁珊、程钟铭、林立坤、林寿安等5人逐步扩展到10人、20人、30人……

队伍壮大后，李春官等分析了起义的形势。

首先，陈仁珊保管武器弹药，程钟铭保管军需物资，军火与生活供应都有保证，可是，舰长、副舰长都很顽固，他们用银元收买坐探，发给手枪，对进步士兵严加监视。由于舰上到处都有耳目，致使商讨起义的秘密会议不得不移到岸上去举行。

1949年9月，“长治号”到达长江口外大楫山海面抛锚，奉命封锁吴淞口，禁止船只进出上海港，舱面增派4名水兵和两挺重机枪。此地离上海只有70海里，起义核心小组成员一致认为这是最佳时机，准备立即行动。

在这紧张时刻，一艘英国商船驶来，要进吴淞口，被“长治号”扣留在大楫山附近抛锚。船上的外国水手带有大批走私进口手表，眼看不能到上海出卖，就向“长治号”上的水兵们兜售，每只20银元，水兵们觉得价钱便宜，纷纷买了新表。

这为起义掌握时间提供了条件，但也险些误了大事。

本来，1949年9月18日午夜，是行动的时刻，约定以打钟为号，口令“耶稣”。当夜不少士兵到值班处去对表，引起了值星官的怀疑，“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来对表？”

值更长严拱纯也是起义成员，答道：“大家刚买了新表。打赌谁的表走得最准。”就应付过去了。

9月暑气未消，天还闷热。晚上，水兵们都露天睡在舱面甲板上。全舰200多人，而手持武器的起义人员只有40多人，要控制局面，确属不易。

说来也巧，天公作美。晚上9时以后下起毛毛细雨，后来越下越大，水兵们纷纷下舱睡觉。事不宜迟，只争旦夕。

1949年9月19日凌晨2时，钟声响起，40多名起义者，各自奔赴战斗岗位。舰长胡敬端和一个航海官持枪反抗，当场毙命。副舰长孔祥栋是当班值星官，抢先窜上驾驶台最高点的指挥塔顶，向下射击顽抗。忽然间，他的目光转移到舰首双联装大炮炮塔旁边放置的4只弹药箱上，他在绝望中要孤注一掷了。

炮塔旁放置的4箱弹药，每箱12发，共48发炮弹，每发重达39公斤。其中穿甲弹、燃烧弹各两箱。孔祥栋举枪瞄准弹药箱“哒哒哒……”一梭子弹打在穿甲弹药箱上，立即爆炸起火，舰首弹药库门亦被炸塌，一时火光冲天，划破黑暗茫茫的夜空，炮弹爆炸声隆隆。孔祥栋的下一个射击目标是两箱燃烧弹，他要“誓死效忠，与舰共存亡”。千钧一发之际，起义人员的子弹击中了他，终于阻止燃烧弹被引爆的严重后果的发生。

战斗结束，大火扑灭，起义战士中只有郑本备一人负了重伤，全规官兵有50多人响应起义，其余则成了俘虏。

“长治号”军舰以胜利者的雄姿迎着黎明，起锚向上海港进发。在灿烂绚丽的阳光下军舰停靠汇山码头，起义人员立即向陈毅市长报到，并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长治号”起义成功后，为了免遭国军飞机空袭，开进了长江，在南京采石矶抛锚。不出所料，国军空军在上海频频侦察，找不到“长治号”，便跟踪到南京。“长治号”对空作战的火力甚猛，敌机3架、6架、9架……轮番轰炸。经过连续3天的边航行边战斗，弹药、燃料消耗很大，补给困难，官兵过度疲劳，舰上缺员严重。为了保护“长治号”这艘英雄军舰，决定自沉于燕子矶江底。

军舰停靠在南京下关码头，经过一夜通宵的紧张拆卸，凡能够搬动的仪器设备及配件，全部转移上岸存放仓库。天色微明，“长治号”驶到燕子矶下游巴斗山附近江面，在机舱中打开了舱底阀门，让舰徐徐下沉。战友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行注目礼，向生死与共的心爱的“长治号”暂时告别。

武装起义的爱国士兵，经过一段时间的整休、学习，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官兵，着手进行打捞“长治号”军舰的准备工作。当我军取得制空权之后，1949年12月，“长治号”被打捞浮出水面，拖往上海江南造船厂修理。

1950年6月，正式编入东海舰队，命名为“八一”军舰，担任舰队旗舰。

以后，中央军委决定以“八一”武装起义的发祥地“南昌”两字给该舰命名，华东军区曾召开了隆重的命名典礼大会。“南昌”舰在解放舟山、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的战役中屡建战功，国军海军闻风丧胆，难与匹敌。

1953年2月24日，毛主席视察华东海军，登上“南昌号”军舰，在驾驶台上询问起义的情况。当他听到这次武装起义全由士兵组织和发动的时候，连连点头称赞。毛主席当即在“南昌号”上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979年，走过30年风雨历程的“南昌”舰在旅顺光荣退役。

峥嵘岁月，青春不老。三十多年来，当年“长治号”的武装起义人员，为建设人民海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保卫海疆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也将为后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