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邓玉娇杀人案始末，有罪免处背后的考虑是何玄机？

一名普普通通的服务员，如何一夜之间成为举国关注的侠女？

邓玉娇，湖北省恩施州人，职业是一名宾馆服务员。

2009年5月10日，三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到她所在的宾馆娱乐城消费，这三人分别是邓贵大、黄德智以及邓中佳。其中，邓贵大为当地政府招商办公室主任。

后来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表明，当晚黄德智强迫邓玉娇陪其洗澡被拒，对于不听话的邓玉娇，黄、邓二人非常不满，随后对邓玉娇进行推搡辱骂，具体情形呢，大家可以参照唐山打人案，不过是情节轻微版的。

邓玉娇两次欲离开现场而不得，反被邓贵大推倒在沙发上，邓玉娇非常慌张，面对步步逼近的邓贵大，拿出包里的一把水果刀，也有媒体说是修脚刀，这里我们不作细究。总之，邓玉娇持刀对邓贵大刺去，导致邓贵大左颈、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黄德智上前阻拦，右肘关节也被刺伤。

由于身份悬殊，这个案件后来被网友称为“邓玉娇刺官案”，邓玉娇也被冠上了颇具江湖气息的名号，“侠女”“烈女”。

总归是杀了人，出了人命，警察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5月11日，当地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为由，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

5月12日，媒体开始跟进报道此案，报道中提到的“特殊服务”、拿钱砸人，邓玉娇患有抑郁症等细节，成功踢爆舆论，引发全国性关注。

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发布案件情况通报，称已经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同时承认邓贵大“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搧击”，还将之前媒体报道的“按倒”表述为“推坐”，“特殊服务”表述为“异性洗浴服务”。

这样的通报内容引发网友质疑，认为警方故意推责，在玩文字游戏，甚至有评论称，若邓玉娇“故意杀人”，邓贵大岂不“死得光荣”？

该评论认为，邓玉娇并非有预谋、有目的地行凶，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如果认定邓玉娇为加害者，挑衅者、侮辱者邓贵大就成了受害者，而这，完全不符合民众眼中看到的事实。

在此之后，5月23日，巴东县政府新闻办也发布情况通报，称邓玉娇未被强奸，且邓母张树梅已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通报后好巧不巧邓玉娇内衣莫名被洗，于是舆论热度再起，认为当地掩盖事实，就是要把邓玉娇送进监狱，当地政府、司法机关均处于举国关注的水深火热之中。

5月27日，在律师的申请下，公安机关决定对邓玉娇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被民众视为案件的良性转机，更甚者认为是无罪推定的信号。

但在5月31日，警方还是对邓玉娇作出了防卫过当的认定，移送检察院起诉。同时，巴东县纪检委开除黄德智党籍，公安局对其治安拘留。

难道弱者身陷囹圄，强者接受了不痛不痒的拘留就能脱身？这时候网友们的态度已经开始两极分化，有人认为邓玉娇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也有人认为邓玉娇毕竟刺死了人，不能因为关注度大，政府就不按法律办事。

压力之下，2009年6月16日，法院一审公开开庭，最终认定，邓玉娇的反击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考虑到邓玉娇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且经鉴定有抑郁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依法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庭审后邓玉娇称，对判决结果很满意，没有上诉。

这一“有罪免处”的判决，后来被罗翔称为“得到了高人的指点”。

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有五个，存在实际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目的是为了保护权利免受不法侵害、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

邓玉娇与邓贵大等3人当时处于公共场所，除了邓玉娇之外还有其他服务员，邓贵大并没有对邓玉娇实施侵害生命安全的行为，只是言语骚扰、身体推搡，没有致人死亡的危险性，不能评价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邓玉娇的行为却直接导致了邓贵大的死亡。

当时我们的法律还要求，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必须和加害行为的程度相适应，也就是所谓的不能超过“必要限度”。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普通人预判到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也不可能要求对方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就做出什么样的反击，我们之所以能清楚地认定邓贵大没有暴力犯罪，是因为我们开启了上帝视角，而当局者迷，邓玉娇身为一名弱女子，受三名男子围堵，紧张加害怕，附加抑郁症的影响，无法完全认知自己的行为，才会作出超出限度的反击行为。

法院有罪免处的判决，法理上来说，是基于刑法规定，防卫过当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认定邓玉娇有罪没有问题，从情理上来说，承担刑事责任并不一定意味着接受处罚，邓玉娇存在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再加上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不处罚在情理之中。

回应舆论关注的同时，也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所以才会被称为“得到了高人的指点”。

总的来说，邓玉娇案其实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舆论断案的问题，一个是正当防卫制度的激活问题。

舆论断案在很多案件中都有所体现，除了邓玉娇案，后来的于欢案、昆山反杀案、福州赵宇案、涞源反杀案，网友们，包括我自己啊，都很容易把自己代入那个身处险境的弱者，我们都怕成为下一个邓玉娇、下一个于欢，所以才会振臂高呼，呼吁法律多关注人性，多考虑情理。

不过大家也要明白，一个原则很重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任何案件偏听一方的观点必将导致不公，偏信一方的证词必将歪曲方向，意见要听、舆论要关注，但最终还是要落到法律规定上来，于法有据才能给当事人以交代。

当然啊，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已经被诟病良久，司法实践中的低适用率已经引起了重视，比如说有网友就统计过2018年裁判文书网上100份以正当防卫为由要求轻判的二审刑事判决书，得到认定的只有4份，20份防卫过当，76份故意伤害。

足以说明，正当防卫制度不应当仅止于当事人行为属性上的理性判断，而应当设身处地地理解当事人的具体感受。学者车浩也说过，评价防卫人不能基于事后的全能视角，而要基于事中的一般人视角。

哪些行为是正的，哪些行为是不正的，哪些行为能被法律所容许，哪些行为不能被法律所容许，怎样判决才能体现人民群众心中的公平正义。

案件过后，两高一部多次就正当防卫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正当防卫认定标准，回应公众关切，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弘扬社会正气，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坚决拒绝“谁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法绝对不能向不法让步，那些在不法侵害中被迫反击的善良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才是法律应当保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