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地方官府是如何派养马户与赋役征收的？

地方与民众对于养马徭役的应对

对于养马负担的应对，包括民众和地方官府两个层面。民众面对不合理的派役，发展出一些能最大程度降低伤害和损失的策略方法。

而地方官府的应对改革很多时候是把民众私下的做法制度化，也是对既有结果的承认。到山东等地养马。

养马有困难，第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在北方直接雇人养马。据崇祯《吴县志》记载，成化十四年，二十八都耆民陆俊等呈请巡按御史刘魁革除马头解户。

窃照洪武年间，原是北方土民买马当夫，后太宗文皇帝悯土民买马艰难，故此圣旨暂借南方百姓买马当差。过三年，仍着土民买马替他每回来，钦此。至今百有余载，因循不曾改正。

又南方百姓不习水土，不谙马性，多是雇倩土民养马，既费佣直，身又不得归农，况不才驿官串同南北马头，故将马匹空饿倒死，以规买马之利，以致市鬻子女，破荡家产。

莫若照依钦旨事理，仍着土民养马当夫，止令南方百姓输办马价铺陈等件，事体既定，则土民自然用心养马。

需要说明的是，明初北京的驿站用马就是江南人户凑合“买马当站”的。但是北方土民复业以后，却没有“买马替他每回来”，“因循不曾改正”，所以南方民众只好雇土民在北方就地养马。

其所养之马为驿马，相当于起俵马匹，属派定任务。如上所引，虽然南方民众从此不再需要“雇倩土民养马”，但其他什物“坐派江南府县置办”，对其仍是一种负担。

而且陆俊等人的请求最后被否定了，对普通马户而言，马头依然是个问题。

弘治十三年奏准：“南北直隶、山东等处马驿佥到马头，愿雇土民代役者，听。若用强包揽者，问罪。”可见“马头”这样的役，也被准许雇佣当地民众了。

嘉靖年间，赵州站银改革时，重新提到了用“土民马”代替江浙马夫买马当站及邻近州县协济的做法，洪武初，赵属北平一省立有驿传，定编头役，征收站银应当马骡。

自永乐以后遂为要冲，乃以江浙二省协充马头，而站银之数日复增加。至嘉靖初年，后复革去江浙马夫，而以邻近州县协济。

至嘉靖三十七年以后，又以协济者纷纷告累，改于本地召募，名土民马。于是民苦于役，而站银益加征，粮、地银不均，而始改于小白地内征派。

毋庸置疑，南方水草由于湿和咸两个因素，不适于喂养马匹，所以寄养在北方是很合理的。

即便是河南这样的养马省份，年景不好时也会将马寄养于山东，所谓“寄养山东巨野县原太仆寺种马八百匹”，“彼因重大灾伤，暂为寄养于此”。

不过每个县都会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浙江协济江淮马户之例，即是“浙属协济经年不给”。

又如，宁国府下宣城和江宁府高淳两县就曾为寄养、分养马匹争讼不已，最后以各自负责养马和“驿传之费”了事。往凤阳以北买马。

解决养马困难的第二种办法是到北方买马。所买上纳的马匹，既可以是种马，也可以是解俵到部、供应骑操的马匹。弘治间征价银改革之时，即令马头往北方直接买马。

“弘治七年，奉例儿马十丁、骒马十五丁，永为定制。丁不足者，以田拟之。其后因所解马不良，令征价银，佥马头一名往北方买马解俵。正德以后，并用折色，岁计马户之丁粮敛之。”

万历《盐城县志》也记载了这次改革，除了以朋养解决马户负担过重的问题之外，南方“所解马不堪用”正是往北方买马的原因。

“其后因所解马不堪用，领征价银，佥马头领往北方买马解俵。买马充边。则边得实用，而民免养马之害，其法最为良便云。”

万历《滁阳志》进一步指出“北方”系凤阳以北，以及南方马长途起解到北方多死于路途的原因，显示了直接到北方买马的必要性。

嘉靖三十六年，本州知州应镳，预令俵头领银前往凤阳以北收买，二十两之外，又必加银十一二两，方成交易，而草料之费，又所不计，出门之后，以为无复他虑矣。

不知南方之马，素服稻草柔脆之性，不服栗草干硬之株，天炎路远，多生疾病，倒死必令赔偿，瘦损不无验退。以故俵头科派马头，马头科派贴丁，贴丁又派同户，指一科十。

因此，地方官强烈要求依应天府之例，“俱纳折色”，理由是两地“只隔一江”，且地处江北的徐、泗等州已“准纳折色”。

江北水土不宜养马，江南则是“田地狭窄”，连牧养的地方都没有。

“国初俵马于民，每马二匹岁纳一驹。江以南田地狭窄，无场牧放，不能以时群，盖每年马不生驹，追偿宝钞七百贯，民间不堪累赔之苦。百姓养马，亦令岁出备用银以充京营买马，民始免赔驹之苦矣。”

由此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折银征收，再用银买马。南直隶通州的种马解俵负担非常典型。据嘉靖《通州志》载，“国初，通州无官养之马。”

可见通州“斥卤不宜孳牧”，一开始就不适宜养马，但因为六安州发生了灾伤，所以通州必须“暂为代养种马”，而且其后被固定了下来。

钱嶫奏疏的作用

嘉靖年间，钱嶫的奏疏即反映了这种情况，而且他知道完全取消这种役的摊派有困难，折衷办法就是“将应养马匹人户赴北方产马去处收买解俵”。

钱嶫亦认为徐、邳等州和丰、沛等县“原派有地养马，亦因地方灾伤告申巡抚高都御史及唐都御史”。

嘉靖六年应天府“因备解驹小，每年止解备用马价”的先例都该参考，应该去北方买马;江北地方“本色不缺，其折色银两亦照旧解纳不缺，止将种马免养，略仿徐、丰等处事例”。

这份上疏一定程度上被接受了，最后的处理办法是折征银两，“诏以直隶、扬州府、通州原额种马八百五十匹，免其牧养，每匹征银二十两，贮太仆寺市马，从御史钱嶫请也。”

改派，上引南直隶通州案例是典型的地方纠纷，地方州县达到了不用再养马的目标。一般来讲，这类南方不宜养马的理由之所以被接受，与较广泛地推行折征有关。

成化以后，不仅马草，马匹也多为折纳。在此之前，只有发生水灾的地方才能获得一些照顾，或表现为暂时停止解俵征用马，或表现于其他马役被部分分摊。

后者最典型地体现于高淳县。高淳的案例是以争讼形式出现的，结果是原本由高淳负责的驿传费用被分摊到其他几个县。

“初南陵亦无孳牧。洪熙元年，繁昌告攀寄养马六十匹。弘治中，给事中倪天民又奏俵虹县马，逐增至七百余匹。宣城等五县元无草场额不俵牧，高淳奸民因与宣城连界、民争买彼县草场致仇，妄行奏攀。”

嘉靖四年，“太仆寺以宣泾诸邑无马，欲取高淳所养马分给之。宣民大哄。太守及宦具白于巡按监察御史杨君鏊，奏上之，事获中止，而高淳驿传之费始移于五县矣。”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宁国府志》记载其徭役负担为“岁役之目五，一曰均徭，二曰民兵，三曰孳牧，四曰驿传，五曰夫马”。

这说明就整个府而言，驿传是仅次于孳牧的重役，所以高淳县虽然仍需要养马，但总算甩掉了很大一部分役的负担。

嘉靖《高淳县志》对此事的记载是：“至嘉靖三年，查得蒙城等县马匹原系宣城改派之数，奏行巡抚吴审实奏派。代出与免养马，其备用银数，本县论粮派纳。马有田稻之资，丁无纳银之累，而彼此争马之讼息矣。”

可见代养的马匹是以田粮摊派的，而驿传是以丁派的，高淳得免的部分正是以丁为单位派纳的驿传折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