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所最后依然反对释放十三名战犯：三个不用猜，另外十人是谁？

1975年2月27日，《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报送中南海，报告提出了对二百九十三名在押战犯的处理意见：二十五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落实政策补发工资，二百五十五名战犯给予特赦，特赦战犯基本安置到农村，每人每月发生活补贴费十五元至二十元。

我们最尊敬的老人家看了有些不满意：“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啦！”

老人家指示：“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因为尊敬，笔者不能直呼其名，但是这些指示，相关部门都是有记录的，政协主管的、以发表回忆录为主的《纵横》杂志对最后一批战犯的特赦过程也有详细叙述（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该杂志）。

从1959年12月4日到1966年4月16日，已经进行了六批特赦，为什么间隔将近十年才有第七批（全部）特赦，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明白原因，而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战犯管理所反对哪十三名战犯特赦。

二百九十三人的名单太长，我们逐一列出就已经不可能，挨个分析，那得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所以咱们只能从比较特别且知名度较高的战犯中，去发现那十三个差点遇赦不赦的人物——笔者可以确定的只有三个，另外十人分别是谁，就得呈请读者诸君来做最后的评判了。

首先可以确定的第一个，就是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其实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时候，上级拟定的名单中就有黄维，但是战犯管理所坚决反对，最高决策层接受了基层的意见，这件事黄维也十分清楚地写进了回忆录《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后来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时，周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黄维每次特赦都榜上无名，直到最后，战犯管理所也不想放他出去，他们给黄维的评分是不及格：黄维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战犯改造过程中，一直表现不佳。他研究、发明不可实现的“永动机”，对学习改造不认真，甚至不接受，而且脾气古怪，多年留长须……

黄维未被转化，他一贯拒绝写“思想汇报”，也拒绝亲友劝告：当时所有战犯在学习《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作思想报告，杜聿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黄维的妻子来探视，并给黄维做了很丰盛的饭菜，劝他和积极表现，争取早日特赦，结果黄维直接把筷子摔在桌子上，怒吼“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你也别来看我！”

黄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花了国家七千元经费“研究永动机”，最后毫无进展，于是大家都认为他研究是假，逃避改造是真，所以最后一批特赦的时候，战犯管理所还想继续关押他一段时间。

黄维是因为拒绝写思想汇报而最后一批特赦遇阻，文强比他更倔：这位1926年1月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领导过二十三个县红区的我党早期重要人物，后来因种种原因转换阵营加入了军统，还成了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当时老蒋亲自签字铨叙的中将只有郑介民、唐纵、文强等五六个人，戴笠是铨叙少将、职务军衔中将），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文强在我方的关系很复杂，跟蒋家的关系也不错：其父是早期的同盟会员和赞助者，与老蒋、程潜过从甚密；文强跟老蒋的两个儿子经国、纬国称兄道弟——老大想让文强当自己的副手，老二在文强面前以小弟自居。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跟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很要好，蒋纬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我们查阅相关人员生卒时间就会发现，直到1997年，文与蒋纬国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亲密的关系。杜聿明的儿子交不起三千美元学费含恨自尽，文强账面上却存了一百万美元——每月固定工资四百美元，特别费一千二百美元，蒋家都一分没少给，文强过九十大寿，蒋纬国还邮寄了一千美元贺礼（被文强七十五岁的“新媳妇”私吞了）。

黄维和文强改造态度虽然不好，但是心里却早已认错并看清形势，当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问他们是去台还是去美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坚定表示留下来，而且都进入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了专员。

黄维和文强是心服口不服，或者他们早已打定主意要为家乡和祖国做贡献，所以才拒绝海外优渥的生活，而“一贯表现比较良好”的原息烽集中营主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则露出了真面目——他要上岛投奔奄奄一息的老蒋，结果被小蒋拒之门外。

在军统三剑客中，沈醉跟电视剧里的吴敬中一样会做人做事，也像王耀武一样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徐远举则像他的“猛子”绰号一样火爆脾气，在押期间就把自己活活气死了，而周养浩则表现得极为狡猾，他不积极也不反动，一切随大流。

周养浩不可能再前几批特赦，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上没有他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所有的将军级特务战犯中，他手上沾染的鲜血最多！

第二批特赦的保密局中将沈醉除了抗日就是搞后勤，虽然也抓过一些地下党，但抓到后一般都是上交而不亲自审讯和处置，而徐远举和周养浩则是又抓又打又杀，其残酷手段，连三剑客的“老大”沈醉有时候都看不下去。

周养浩刚被抓起来的时候，十分顽固凶狠，差点一板凳把举报他的沈醉砸死。

周养浩的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这一点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十分清楚，所以在十三名未上特赦名单的战犯中，黄维文强排第一第二，周养浩绝对应该排第三——事实证明管理人员并没有看错人：周养浩虽然吃了小蒋的闭门羹，却没想到重回大陆，而是漂洋过海去洛杉矶投奔女婿，宁肯客死他乡，也不肯魂归故土。

周养浩罪孽深重，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战犯管理所不想放他也不为过，早几年将其判处死刑，也是合情合理合法。

周养浩在被抓前和被抓后的表现与性质，跟黄维、文强、沈醉都有很大不同，有些不同是本质上的，所以笔者认为，最后一批最不应该特赦的，其实就是那个眼镜片下目光阴险毒辣的周养浩。

十三名差点特赦不成的战犯，我们已经找到了有据可查的三个，另外十个人中，肯定没有大特务康泽。

康泽与戴笠、徐恩曾并为老蒋三大特务头子，其地位一度在郑介民和唐纵、毛人凤之上，但是康泽身体不好，第三批特赦时就被允许保外就医，并且上了第四批特赦人员名单，所以最后那十三个人中，肯定没有康泽。

最后一批待特赦二十九人中，有些人确实罪无可赦，比如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在淮海被围歼之前，还霸占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那个打死逃走女学生的蒋军军官，历史原型就是郭一予。

郭一予特赦后并没有像周养浩那样投奔老主子，但是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浙江省保安处少将处长王云沛、周养浩、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第二0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第一五0师上校团长杨南村、第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第六十八军政工室上校主任张铁石却跟周养浩选择了同样的去处，当然也毫无例外地碰了一鼻子灰：张海商、杨南村、赵一雪三人原路返回；王秉钺、陈士章、周养浩三人转赴美国；张铁石忧愤自杀，王云沛、蔡省三滞留香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绝大多数将军级特务都是最后一批特赦，他们手上有血债，改造起来又阳奉阴违，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战犯管理人员不愿意放出去的，基本都是顽固死硬的特务头子，比如军统（保密局）各大区区长、省站站长。

在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中，有二十多个有名的将军级特务： 军统局主任秘书兼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军统（保密局）第一处少将处长胡屏舱、黄逸公、鲍志鸿， 河南站站长岳烛远、广东站站长何崇校、广西站站长谢代生、，这些人都可以说是血债累累，战犯管理也担心他们被放出去后继续作恶——特务都很善于伪装，如果他们连伪装都不肯，就说明他们已经铁了心要一条道走到黑。

不到最后一刻，战犯们是不会露出真实面目的。历史已经证明，特赦黄维和文强是十分正确的，尤其是文强，在特赦后一直担任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文史专员的实际负责人），并且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在赴美探亲期间，拒绝蒋家重金诱惑，连那一百万美元的“薪水”和“补贴”也没要，而周养浩等人被特赦，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在您看来，包括前六批特赦人员，有哪些战犯不应该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