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一部为明清通俗小说研究开辟新向度的专著

《明清小说》一书是张强教授最近出版的一部专著，是“插图本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的一部，2022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专著，全书共分五个专题，近14万字，虽是一本“小”书，却为明清通俗小说研究开辟了新的向度。作者从运河、运河城市这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明清通俗小说的运河文化特质以及它与运河的独特关系。

通俗小说是明清两代最富成就的文学样式，它们是世俗历史的真实写照，取得的辉煌的艺术成就。而作者的解读，能让读者领略到通俗小说精华部分峰峰簇立的美妙。

笔者在展卷阅读之余，收获颇多，深受启发。下面就此书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开辟新向度，从运河、运河城市的视角审视明清小说。

作为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通俗小说被认为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重要的资料之一。经过众多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明清通俗小说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就，早就呈现出跨领域、跨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在明清通俗小说领域有所开拓，视角的选择就非常重要。

作者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即从运河、运河城市的视角考察明清通俗小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明清通俗小说研究开辟了新的向度。正如张强教授所说：“在研究运河漕运时，注意到运河与明清小说的关系，注意到运河与坊刻业及明清小说刻印的关系。”（张强《明清小说》）

从运河、运河城市角度研究通俗小说与运河的内在联系，不但是通俗小说研究向前发展的需要，也是揭开通俗小说发展特质的重要举措。

在此之前，国内诸多有影响力的文史学家如游国恩、袁行霈等人主编的文学史以及谢桃坊的《中国市民文学史》等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了城市经济发展对明清通俗小说发展的重要性和独特作用，但是都没有注意到运河以及运河城市对其发展的重要作用。

明清两代，漕运及商品流通提升了运河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运河城市不但成为商贸往来的集散地，而且形成了以运河城市为区域经济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势态，从而使运河城市成为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城市。当运河给沿岸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时，运河城市的率先崛起改变了城市发展的面貌。

这一时期，生活在运河城市的小说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面向市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为市民服务的文化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河城市作家对杭州、扬州、苏州等运河城市和世俗历史做了绘声绘色的描绘，“真实反映了运河城市兴盛的轨迹，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市民的新形象及运河城市的风俗习惯。运河及城市给明清小说增添了新的表现内容，成就了明清小说的辉煌”。（张强《运河城市与明清通俗小说》，2008 ）

据程国斌统计，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到康熙三十年（1691）之间的29个创作地中，90%以上都是运河城市。另外，出于盈利目的，明清时期运河城市刻书业空前兴盛，既方便了通俗小说的传播，也反过来直接促进了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

第二，特色鲜明，提出诸多独到的见解。

作者在书中着意阐发自己特色鲜明而独到的见解，且比较详细，而其他小说史则体现出大同小异的趋势——不厌其烦的讲述大家耳熟能详的常识，仅有的见解也因此被稀释。

比如，《西游记》成书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南宋时期是西游故事本土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简称《诗话》）。《诗话》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改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故事的基础上把西游故事本土化了。作者有理有据的阐释了把西王母故事引入西游故事的重要意义，它表明，三藏法师西行取经故事经过改造已经开始具有本土化的特点。

此后，取经故事发展兼顾两个方面：一是将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神话故事引入取经故事；二是充分发掘佛教神变故事的想象空间。这表明，《诗话》是《西游记》成书和西游故事本土化的重要阶段。

又如，对于《西游记》的主题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反映人生、追求真理与寄托理想等说法。作者认为，以往研究者过于重视《西游记》第一部分（第一回至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学艺及大闹天宫）和第三部分（第十三回至一百回，讲述取经途中的八十一难及取经结局）在作品中的地位，应该重视第二部分（第八回至十二回，写玄奘的身世与交代取经缘由）在《西游记》中的作用。

作者注意到，第二部分的叙述结构十分特别，它是双线结构，即玄奘奉旨作“水陆大会”的同时，还交代了观音奉如来之命往东土寻求取经人，这两条线索使《西游记》的三个部分严丝合缝。

此外，这一部分内容不但为西行取经埋下伏笔，还起到了调节读者情绪的作用，让读者从第一部故事中冷静下来，回到现实，经历现实中的苦难，然后再踏上漫长的取经路程。而吴承恩的意图就是想通过孙悟空在显示人的主体力量后，让我们冷静下来，然后再展现人生旅程（八十一难），描述整个社会生活风俗画，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冲突。

再如，进入20世纪以后，《莺莺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学者对元稹欣赏张生“始乱终弃”的态度进行批判，认为元稹在文中表达了士大夫“始乱终弃”的情感。作者有更深刻地见解，即元稹在《莺莺传》中通过强调南北朝的旧俗，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唐代沿袭旧俗的现实，从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唐代政治婚姻现状。

第三，注重“知人论世”，也注重“知世论人”。

从鸦片战争到庚子赔款，在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李鸿章喊出了“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实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呐喊，如何解救灾难日益深重的祖国成为有识之士的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下，国人对小说价值进行了新的诠释，也开始重视小说在文化启蒙中的重要作用。梁启超不失时机的发起了“小说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化启蒙的载体，试图通过小说来唤醒沉睡的同胞，推动社会改良和探讨变革方案。这很快得到晚清小说家的响应。

而一批呼吁改革的有识之士也依托报刊连载的新风尚，迎来了中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时代”（阿英《晚清小说史》）。但是如何解读客观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最富成就的李宝嘉、吴趼人、刘鹗等人以及如何解读他们的作品却是挡在在读者面前的高墙。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和独出心裁“知世论人”方法的综合运用。我们认识李宝嘉、吴趼人、刘鹗等人不能不认识他们生活的时代，即“知人论世”。反之，我们只有“知世”才能更准确的“论人”。要恰当认识晚清的小说和其作者，就需要在历史语境下进行深入考察。

比如，为了完整系统地还原吴趼人、刘鹗的历史形象，作者除了以其言论、行为相关资料为依据外，还结合吴趼人、刘鹗的成长经历、所处环境和思想变迁轨迹去“知世论人”。这比起以某种预定的模式框架去分析吴趼人、刘鹗的形象以及解读其作品的研究方法来说，不可不谓是一种超越。而且，作者的这种方法贯穿全书，这对读者阅读其他文学作品或者开展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第四，关注和解读不同作品之间的“同”与“不同”。

作者敏锐的把握到了通俗小说文本之间的不同特质，并作了透辟的论述。比如，作者认为兴盛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它与唐传奇、世情小说、元明戏曲等有这血缘关系。为了说明才子佳人小说与唐传奇之间的血缘关系，作者指出：

第一，才子佳人小说和唐传奇都出自文人之手；第二，才子佳人小说继承了唐传奇的爱情题材，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可以看到唐传奇的影子。

作者还指出了才子佳人小说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之间的血缘关系，即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因袭《金瓶梅》一书的命名方式，才子佳人小说也表现出关心现实的内容，也有批判现实的力量。

又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给通俗小说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他以讽刺为批判社会的武器，重点抨击了八股取士制度对读书人灵魂的戕害，揭露了士林败类的丑态。文言小说家蒲松龄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畸形的八股取士制度。

作者注意到了吴敬梓与蒲松龄的不同：走科举之路是蒲松龄无法割舍的情结，他的“批判是与个人的牢骚拧结在一起的，因此，蒲松龄批判科举的力度是有限的。与之相比，吴敬梓以鄙视科举的行为表达反对科举的态度，其批判力度远远地超过了蒲松龄”。（张强《明清小说》）

再如，作者认为《老残游记》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也是刘鹗对通俗小说的一大贡献。为了让读者对《老残游记》寓言特点有一个独特的认识，作者将之与中国古代每一个时期的寓言作了比较，以此来揭示《老残游记》独特的艺术魅力。

作者指出，《老残游记》与先秦诸子的寓言是相通的，其目的都是在阐发自己的哲理和政治主张；唐宋时期的讽刺寓言虽然概括力强，但在社会深广性批判上较为单薄，而《老残游记》的批判锋芒集中在整个社会，从大处落笔，把握时代命运，写出了末世知识分子的心声，且从“我”写起，给读者一种贴近感；与明清寓言的诙谐发人深省相比，《老残游记》的时代色彩更为鲜明，它使隔着时空的读者直接面临一场社会危机，给人以沉痛感，进而取思索这场危机的社会根源。

第五，客观而理性的评述前人及今人研究的得失。

学术讨论是学术问题得以解决和学术向前发展的重要路径。学术讨论应当以客观理性为前提，作者在全书中谦守这个美好的品德，既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

比如，鲁迅在我国小说研究典范性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的连载时间是五年。作者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但也不掠美，而是借他人之口道出了自己的见解，《官场现形记》“从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至1905年11月全书六十回连载完毕，并出版单行本，前后历时两年半，并非鲁迅所说的历时五年”（王学均《<官场现形记>连载及刊行考》）。

又如，研究者都关注到了《老残游记》的结构方式既不同于西方小说，也不同于中国通俗小说的传统。夏志清就指出，《老残游记》的结构松散、缺乏完整性及“它探究国家的现在与未来，所以，它可以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本政治小说”。

作者肯定了这些富有有见地的发现，作者同时还指出了夏志清的不足，即没能进一步探究《老残游记》的内核，进而给读者提供了一把解读秘钥。《老残游记》是寓言体小说，书中的寓言故事承担了刘鹗的思想倾向、政治见解以及创作心态等，它们之间的互动性维护了小说的完整性。

再如，20世纪20年代，《红楼梦》研究掀起了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诞生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成果。作者认为，这些成果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虽然它们有不足，但是它们却奠定了将《红楼梦》引向红学研究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红楼梦》主题研究方面，蓝翎、李希凡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关注《红楼梦》的主题，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作者指出，用阶级对立的社会学观点研究《红楼梦》的主题是有缺陷的；作者进而指出，真正把握《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既要注意承载曹雪芹主观命意的《好了歌》，还要结合曹雪芹的生平事迹、生活时代等，更重要的是要抓住《红楼梦》的文本。

《明清小说》一书没有采用其他小说史常用的分章分节的形式，而是采用了专题的形式。具体的说，这种方式避免了章节模式的束缚，避免了冗长的同质化叙述，能更好地展现作者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收获。

换句话说，作者在本书中重在阐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全都是“干货”，这让读者免去爬梳剔抉、披沙拣金的辛苦，在阅读过程中满是收获的欣喜。此外，本书还有大量难得一见的精美的插图，这让本书平添许多趣味。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自序》中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明清小说》虽是一部“小”书，但具有“形神自足”的品格，笔者相信愿意捧来一读的人都能体会到。

这部书是作者在完成27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一书的同时完成的，两部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能结合起来读，应该是十分有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