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国原型文强：曾把王耀武吓得险些落井，但有三件事他绝不会做

电视剧《特赦1959》中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可能是姚伦和一位姓蒋的管理干部（文强称其为蒋大胡子），蔡守元的历史原型肯定是桂系罗盘将军张淦，叶立三的历史原型是不是韩浚，大家可能还有一点争议。

刘安国乍一看去，确实很像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当了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

文强可能是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之一，我们细看邱行湘外甥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和文强的《口述自传》就会发现，文强的历史原型只有一半可能是文强：一番话吓晕王耀武是真的，但是刘安国在《特赦1959》中做的三件事，文强绝对不会做，也做不出来。

我们之所以说刘安国的一半历史原型是文强，起源于所长对副所长马玉和说的那番话：“刘安国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三十年代初期，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

刘安国这段“履历”，跟文强实在太像了：文强于1925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1926年1月同时加入国共两党，同年3月脱离国民党并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比他黄埔四期的林同学军衔还高一级。

文强在1930年当过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领导着二十三个县的红色根据地，这就是王英光说的“相当的职务”。

刘安国在战犯管理所确实比较执拗不肯认错，文强虽然也不认错，但却并不执拗，他跟所长姚伦的关系也是相当好。

刘安国两番话说晕杜聿明和王耀武，一半真一半假：吓晕王耀武这件事，在黄济人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确有记载，但是用诛心之言刺激杜聿明，那却是绝不可能的。

王耀武被文强吓晕这件事，黄济人的描述比较详细：“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各地战犯管理所名称不同，待遇也不一样）的时候，文强被俘后第一次与王耀武见面，王耀武正在井边打水。眼见别无旁人，王耀武问文强：‘你与国防部的人很接近，我被俘后，共产党叫我在电台上讲了几句，不知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文强说：“有反应，老蒋听见你的广播，当场把收音机砸了，骂你是软骨头！’王耀武一听这话，顿时呆若木鸡，面如土色，已经提到手的水桶‘叭’的一声落到井底。”

文强《口述自传》也证实他和王耀武“重逢”是在山东潍坊，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就是王耀武。当时他们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待遇很好，十几个中将级别的战犯编为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除了走出院子大门需要有人陪同，其他一切活动自由，可以随便串门，如果认为食堂饭菜不合口味，也可以自己办伙食——因为解放军不搜俘虏腰包，所以他们都比较有钱，可以自己出去或让管理人员采购。

文强在教导团专做湖南菜，王耀武负责厨房卫生，还有几个年轻力壮的负责挑水劈柴， 文强那番话，就是在水井旁边说的——他差点把王耀武吓得掉进井里。

文强可以一番话把王耀武吓得面如土色，但绝不会拿言语刺激杜聿明，因为他跟杜聿明不但是老朋友，还是上下级：文强被俘前的职务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杜聿明则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全权负责前线指挥部）。

文强从长沙调往徐州，是杜聿明力邀的，为了请文强给自己当副参谋长，杜聿明不但疏通了老蒋，还给文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表示自己对参谋长舒适存（红军叛徒）不信任，希望文强全面负责参谋工作。

文强与杜聿明在淮海共患难，被俘后，杜聿明还专门让管理人员送给文强十包骆驼牌香烟。

文强能知道老蒋骂王耀武，却绝不会知道杜聿明战败后南京的流言蜚语——他们是同一次战役被俘的，杜聿明不知道的事，文强也不知道。“吓晕杜聿明”，就是我们所说的刘安国能做而文强绝不会做的第一件事。

文强与杜聿明的关系，在东北时期就很好，对于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文强，杜聿明还是比较欣赏和信任的：文强文是在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期间晋升的中将，他的“司令长官”就是杜聿明。

杜聿明要不是欣赏文强的才干，也不会费尽心思把文强调来帮自己，文强对此也是十分感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杜聿明在辽沈和淮海两战皆败，文强自己也有责任，他怎么会讽刺打击杜聿明？

杜聿明在东北管军事，文强在东北搞情报（整个东北的特务机构都是文强筹建的），杜聿明在淮海前线指挥作战，文强相当于他的首席谋士，两人都是各负其责的中将，出了问题，谁也脱不了干系。

刘安国能做而杜聿明不能做的第一件事是挖苦杜聿明，因为那等于他挖苦自己。刘安国能做而文强不能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出卖王英光并导致彭雪牺牲——电视剧那个词用得不准确，即使刘安国真把王英光夫妻的行踪告诉宪兵队，那也是另一个说法。

文强当然不能“出卖”王英光，因为抗战胜利后文强一直在北方工作，更不可能是“军长陈瑞章的部下”——黄百韬手下有一个军长叫陈士章，也不知道是不是陈瑞章的历史原型，真实历史中的军长陈士章，见了“文参座”是要敬礼的。

即使文强真的出差到了上海，并且看到了王英光夫妻一样的地下工作者，他也会假装看不见，实在躲不开，他还会提供掩护。

据《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记载，文强不止一次保护过我方人员，他在担任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期间，就对杜聿明交给他的三个我方团级干部很不错，在淮海前线当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期间，徐州“剿总”第二处抓住了七个准备突袭杜聿明指挥部的武工队员，也是文强悄悄释放并护送出蒋军阵地的。

二处就是军统（保密局）在军队中的机构，那个二处处长想把七个武工队员全部枪杀，但执行前必须经“文参座”签字批准，结果文强勃然大怒：“你们糊里糊涂的，判断不对 呀。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 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我看他们就是几个农民嘛，杀了俘虏，违反国际公法啊……你们看着我干什么？赶快把俘虏押回去，跑掉一个人，我杀你们的头！”

那个姓李的处长也挺聪明，马上就领会了“老前辈”文强的意图：“我让第二兵团邱清泉那里开个口子，假装我们有任务，把这七个人派出去。咳，把他们都放了，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

李处长从熊笑三的第二兵团第五军开个口子，把七个人全放了，邱清泉打电话询问，文强端起参座架子：“另有任务，是我批的，我负责。”

邱清泉跟文强一向关系不错，现在又是名义上的上下级，所以也就不再过问，后来杜聿明首批特赦遇阻，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杀害了七个武工队员，后来文强出面作证，有关方面找到了那七位武工队员，杜聿明对文强十分感激：“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 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叛徒”。理由是自己从未出卖和杀害过任何过去的战友，他加入军统后一直宅跟日伪搞谍战，有时候还跟我方潜伏人员合作，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内战爆发，他已经脱离特务系统，成了参谋长，打打杀杀都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了。

刘安国能做而文强不能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流泪认错，他在《口述自传》承认，自己最后也没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 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中间一段有点敏感，省略）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 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按照文强的叙述，他如果当年肯承认错误，根本就不用等1959年特赦就放出去了，更不用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但是他一直不肯服气，所以才进了功德林。

文强虽然比较倔强，但是心中还是很有数很认师生亲友关系的，他1975年特赦时明确表示自己哪也不去，就留在北京工作，几位师友辞世，文史专员办公室的追悼会，都是文强筹办主持的。

《特赦1959》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以真名实姓出现，只有刘安国、蔡守元、叶立三、陈瑞章等人需要考证一下历史原型。笔者手头资料不多，读者诸君肯定对文强了解更多，那么文强有哪些著名的亲友、老师、同学，您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