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政策和投资至关重要

近日，为深入探讨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更好引导决策者在未知领域中前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在日本发布题为“创造未来：亚太地区人类发展新方向”的《2024年亚太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围绕该报告关注的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和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CIDP）共同主办“人类发展的进展与机遇：引领未来，在变革中推进人类发展”高级别政策对话，聚焦中国和全球在推进人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最新挑战，探讨助力人类发展未来努力的方向。

　　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道路

　　过去20年，亚太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对全球GDP的贡献率达到35%，在减少贫困、改善健康和教育以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长期和持续的变革性进展。过去30年中，亚太区域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上升了19个百分点，是全球范围内最显著的飞跃。

　　然而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和颠覆性技术的变革，使得人类发展进步面临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的持久影响，与过去3年内的其他冲击相叠加，使得健康、教育、生计等人类发展的各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HDI以来，2020年和2021年，该指数首次出现连续两年的倒退。

　　“我们面临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障碍，这种情况遍及全球，在亚太地区尤为显著。在动荡的形势下，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道路至关重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局长坎尼·维格纳拉贾表示，“亚太区域的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仍然存在广泛而持久的差距，许多人还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等多种形式的匮乏和不安全。近期的干扰，如新冠大流行、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以及许多国家债务负担的增加，导致重大挫折。按照目前的趋势，若不加以有效措施，亚太地区在2065年前将无法实现任何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现象凸显了亚太地区人类发展所取得进展的脆弱性，同时也为人类超越地球边界的活动产生的可能后果提出严重警告。

　　《报告》提出加速和深化人类发展的三大战略转变：首先，在政策制定时优先考虑人的需求，将人和子孙后代的发展纳入各国决策领域的主流。二是向“正确的增长方式”转型，重视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将其与增强新的竞争力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三是大胆推动变革。为应对挑战的复杂性和跨领域性，需要强调改革的政治性和有效交付机制的设计。通过前瞻性、适应性强和灵活的机制增强治理，促进新想法转化为行动。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实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低发展水平（1997年前）迈向高发展水平（2010年后）的国家。2022年，全球196个参评国家中，有155个国家的HDI值相对疫情之前有所下降，中国是为数不多仍然保持增长的国家。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杨永恒介绍，从2010到2020年，中国的3个分项——健康、教育和收入指数，都实现了不同层次的增长——健康指数上升了17位，教育指数上升了29位，收入指数增长最快，提升了38位。

　　会上分享了中国最新的地市级HDI。2020年，我国已有23个省级行政区位列高人类发展水平，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的省级行政区从2010年的北京、上海增加到7个。2010年，我国处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及以上的人口约占55%，到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7%。在全国335个地级市中，HDI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正处于多重转型和相互关联风险的十字路口。向低碳经济迈进和解决社会不平等只是复杂挑战中的一小部分。这些转变虽然令人生畏，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构想经济和社会，建设一个对所有人、对地球都更美好的未来的机会。”坎尼·维格纳拉贾表示，“我们要探讨适合亚太地区的最佳实践。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更多推广绿色发展、普惠发展。”

　　坎尼·维格纳拉贾说，城乡结构失衡仍然是亚太地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试图缩小差距。通过投资促进农业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中国可以释放农村市场尚未开发的潜力。

　　构建可持续、包容和公平的未来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全球趋势，2022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4.9%，已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抚养比大幅度提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表示，应加大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实力度，解决生育率超前下降的问题；针对未来不断扩大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群体，增大护理人员的培训规模；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本开发，提升创新发展的能力和活力。

　　“我们倡导‘健康老年化、积极老龄观’。让老人健康长寿，是最大的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冯文猛认为，未来资源分配、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服务设置等方面，都要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汤梦君说，从人口学看，低生育率主要是因为育龄女性数量减少，以及人们推迟结婚年龄导致在婚育龄人群减少。从根本上，要从性别平等的视角理解低生育率。目前我国在公领域如教育等方面的进步非常快，但在私领域如家务的分担上，性别平等的步伐还比较慢。“近年来，政府出台很多生育支持政策，有时间支持，如延长陪产假、育儿假，有经济支持，如儿童津贴、生育津贴、税收减免，还有服务支持，开展针对0-3岁儿童的托育服务、设施建设等。此外，应用更积极的方式应对低生育率。少子化使得我们可以拿出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健康等事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汤梦君说。

　　针对中国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认为，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是由市场决定的，但中国的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如劳动力市场，一些人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上面临制度上的歧视。在再分配领域，我国缺乏直接税的调节手段，仅靠个人所得税调节的力度非常有限。在转移支付方面，多数财政资金用于养老金，但中国存在多种养老制度，不同人群的养老金待遇有很大差别。尤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待遇水平很低，甚至低于农村贫困标准。”李实说。

　　李实介绍，作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重视城乡融合发展，让城市的发展更多惠及农村。同时，政府对农村大量投资，发展乡村产业，给农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浙江省把更大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建设，浙江农村老人的养老待遇比全国水平高出2至3倍，浙江省的低保水平也高于全国水平。此外，浙江还兼顾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对于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给予更多市民化待遇。

　　实行气候及自然友好型行动，能有力推动人类发展。“我们要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促进可持续的生计，构建有韧性的社会体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管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任张林秀表示，不但要在政策制定、发展绿色经济上着力，还要充分动员社区力量参与。其中，给女性赋权，保障其充分参与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