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被刺案：有一种暴论，叫“凶手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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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燕公子

青岛外卖小哥遇刺，引发了公众的普遍同情。

的确，社会需要反思，平台也需要改进，但现在的舆论走向，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乱。

一种说法，是将矛盾指向外卖小哥，拿放大镜研究“澳洲留学回国依送外卖”，甚至在嘲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家庭。

还有一种说法，将这起令人痛心的悲剧，轻飘飘归咎于“这个时代”，而无人追问保安为何持刀上岗。

这些声音，无疑将这起孤立事件复杂化，甚至掩盖掉了让行凶者认罪伏法的公义本身。

而且，舆论的软刀再次挥刀向受害者，无疑是给这个无辜家庭带来了更深的伤害。

甚至更刻薄点说，每一个曾经共情过凶手的人，都是同犯。

2023年12月5日，青岛市李沧区发生了一起惨案。

外卖员小李骑着电动车来到某小区门口，因该小区不允许外卖人员骑车进入，小李停好车后，焦灼地来回走动。

小区保安赵某见状，径直从保安亭走出，一边喝嚷一边用手指着小李，二人争执间，赵某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当胸朝小李刺去。

小李连连后退，却又避无可避，身中数刀后颓然倒地，而赵某扑上前继续朝小李疯狂挥刀，直到有人闻声前来制止才停手。

整个行凶过程，整整持续了一分钟，年仅32岁的小李，因抢救无效死亡。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性质恶劣、手法残忍的持刀杀人案，亲人惨死的痛苦，足以令小李家人痛不欲生，谁料接下来的舆论走向，更加让他们不知所错。

案件发生后，有媒体采访了小李身边的人，小李的家庭情况，其生前的求学、工作经历皆被公之于众。

人们得知，这个出生于普通家庭、四处奔波送外卖的年轻人，竟然是澳洲归来的“百万”留学生，关注点瞬间跑偏——相比于凶手为什么行凶，行凶后会受到怎样的惩罚，“落魄留学生”的曲折生平显然更有吸引力。

流量好往眼球聚集之地，媒体亦不乏推波助澜之行。眼见话题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越来越高，一篇篇相关文章疾风骤雨般横空出世，小李的“根底”瞬间被翻了个底朝天，并广为流传。

小李的家人，无奈而又无助。

凶案发生之后，他们最迫切的诉求，是让凶手付出应有的代价。但舆论的关注点，却完全聚集在了小李身上。

本该接受审判与唾弃的凶手，掩盖在了沸沸之声中不说，死者的隐私竟还变成了满足好奇心的奇闻异事，吃瓜群众茶余饭后的闲谈消遣。

甚至，在一遍遍的审视与探查之间，凶手的暴虐仿佛被抛诸了脑后，人们举着放大镜，试图寻找出每一处可能导致受害的破绽与瑕疵——

一定有什么错了，否则，他为何被害？

在扒完小哥个人经历之后，网上出现了两种暴论。

第一种是时代促恶论。这种观点的主要论调是：当下经济下行，生活压力加大，导致人们戾气重，恶性案件频出。

言外之意，保安的罪行，并非全部来自个因，而是大环境压迫下的集体倾向。

第二种是规则冲突论。有人说，保安放外卖小哥进去，要罚款，外卖小哥不能及时送达，也要罚款，两种人生，禁锢在两种规则之中，悲剧由此产生。

也就是说，拔刀相向的保安，实际上也是规则的受害者。

两种论调交织，一个肩负着底层生活重压、心理脆弱而又被规则所迫的凶手形象跃然而出，保安赵某几乎被成功洗白。

这违背法治常识与混淆基本逻辑的一幕，实在令人忍不住喟然长叹：死者何辜，时代何辜？！

在探讨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核心事实：这个事件里真正的危险因素是什么？不是外卖小哥，不是平台，不是制度，不是宏大而难以追责的时代，而是那个带刀的人。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的规则约束下，换一个人，悲剧根本不会发生。事实上，这栋小区一天要来上百个外卖小哥，守门的也不止赵某一个保安，但只有他随身带刀，并且捅了人。

即便谈小区物业规则，赵某的行为也根本立不住脚。小李并未强行进入小区，且在赵某行凶之时全程无反击，赵某为何主动发难，刀刀致命夺人性命？

再进一步讲，一个情绪平稳、常怀善意的人，怎会随身带着刀？而一个随身带刀的人，早在未确定矛盾对象前就已经做好了随时抽刀的准备，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点火引爆，遇难的不是外卖小哥，也会是其他人。

社会经济下行是一回事，履行岗位职责是一回事，持刀杀人又是一回事，三者根本没有必然联系。

让保安挥刀刺向无辜者的，不是平台，更不是时代。

为什么我说这两种论调都是暴论？

因为，模糊恶因，摒弃逻辑，脱离法治，挑动情绪，是比持刀行凶更可怕、影响更深远的恶行。

从受害者家属的角度说，它让罪行被粉饰，凶手的法律责任被弱化，从社会安宁的角度说，它为施暴者提供了可无限复制的罪因推诿指南，动摇了整个社会的法治根基。

动辄埋怨时代，寻找外因，除了加重戾气，搅动情绪，为施暴者增加舆论支持，增加恶性案件发生的可能，还有什么作用？

时代与规则的覆盖面实在太广了，所有人都身处时代以及各种各样的规则之中。

一旦规则之困、时代之因被“推广普及”，甚至形成共识，那么，以后所有的恶性案件都可以脱离法治的讨论范畴，每个行凶者都值得被同情：他也是被逼的，哎，都怪这该死的时代，都怪这该死的规则。

别忘了，时代并非有形的、具体的实物，可生命的惨逝需要一个具体的责任归属。

我们更不能让舆论的软刀，二次挥向无辜的受害者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外卖准时送达的履约规则，也一度成为了舆论靶心。

不少人认为，外卖平台规定的履约时效，导致了骑手为及时完成任务而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将无辜者受害的归因，引导向了规则的冲突。

确实，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规则。在骑手关怀等问题上，确实还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但现在的这种舆论，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拿放大镜考据受害者家庭后，将遇害原因指向了“规则”。

这制造了另一种荒唐。

首先，死者小李是为了履约而与保安赵某发生冲突的吗？不是，冲突是由赵某主动发起的，甚至在小李倒地，已无法有任何行动之后，赵某依然疯狂捅刺了近一分钟。

其次，是否取消掉外卖准时送达的履约时效，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偶发的悲剧？不是的，赵某随身携带刀刃之时，并不知道自己当天会遇见谁，恶意深种之人，施暴只凭情绪，不会在意对方的身份或苦衷。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保安和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的冲突事件也有很多，但取消掉外卖、物流的履约时效，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消费者付费购买服务，商家按合同准时履约，这是天经地义的契约精神。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那无疑是牺牲了消费者应有的服务体验，这种动辄悲天悯人的“圣母心态”，是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矛盾和摩擦发生的可能。

往小了说，懒散松懈的管理和服务，会使得商家其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

往大了说，商业契约精神亦是一种道德规范，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的逐渐消散，并不能助于实现社会公义。

这些纷杂的舆论中，最难令人理解的，就是有大量声音借“留学六年回国仍送外卖”，来嘲笑这个不幸的年轻人。

一个彬彬有礼，即便工作遇挫也未怨天尤人，而是努力劳动为生活奋斗的年轻人，何过之有？何错之有？

一个怀揣利刃，带刀上岗的保安，却因为“放人进小区要罚款50元”就获得不少人同情。这种同情何其廉价？何其荒谬？

不得不说，我们的舆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总是试图理解施暴者行凶的动机，总是试图给这起凶杀案赋予一些更深层的意义。

而这些走偏的声音，却成功让施暴者在舆论场上隐身。

真正的关怀与悲惜是什么？是痛其所痛，想其所想，抚其所忧，慰其所惧。

站在受害者家属的角度，此时此刻，他们更需要的，是默默祈祷关注的善意，是情感上的抚慰关怀，是实质性的生活帮助，是法律路径的追责讨凶，而绝非一次次深扒审视，一声声追问探询，甚至是想方设法为凶手狡辩开脱：

“你的儿子是留学生，为什么只能当外卖员？”

“保安也不容易，他也是规则的受害者。”

“一切都怪这个时代。”

无论是从小哥生平找原因，还是站在宏大的精英视角忧国忧民，抨击规则、制度乃至时代，本质上都是伪善，都脱离了事情的基础逻辑，不能为受害者寻得公道，反会使世道越来越糟。

外卖小哥之死的舆论纷乱，给我们敲响了一记比凶案更为心惊的警钟：

有一些跃跃欲试的暴论，正试图撕裂人们的基本认知，碾碎保障社会安宁的底层基石，比如规则，比如法治，比如对受害者的同理与共情，比如对施暴者的追责与愤怒。

我们亟需做的，是顺应情理，遵循法理。请不要再比较保安和骑手谁更弱势，为这个无辜家庭带来更多的伤害了！

-End -

快意恩仇的燕公子

Liurushi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