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汉生：忆杜国庠同志

作者简介：

邱汉生，又名竹师，江苏省海门县三阳镇人。历史学家 。建国后任上海市教育局中等教育处副处长。1954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历史编辑室副主任。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饶师范科学校朱子学研究室及《朱子学刊》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我写了《杜国庠传略》，叙述了杜老的生平、风谊、志节、学术成就。后死者的我仿佛可以了却一桩心事。细细想来，又似乎还没有完了。一则《传略》未必能勾画杜老的风貌、精神于万一，再则留在记亿里的杜老的点滴又如此鲜明，如果不及时追摹下来，将来遗忘湮泯，实在也可惜。这些点滴，写人《传略》不一定相宜，于是写此回忆，以为对《传略》的补充。

（一）

我认识社老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天。杜老与侯外庐先生在上海共同主编《文汇报》的附刊《新思潮》。《新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和驳斥国民党及其御用论客的反共反人民谬论。它是照破重重黑雾的一盏明灯，赢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赞扬。当时国民党蒋介石背弃《双十协定》，阴谋发动内战。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胡适借古人的话，发表“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谬论，鼓吹他的实证主义。貌似公正，而意在用“未易明，未易察”来泯除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是非善恶界限，以贬退真理，转移人心向背，这种用心是阴险的。我写了《思辨篇》，驳斥胡适的谬论，投寄《新思潮》，指出真理与谬误、蜜蜂与蝗虫，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只要面对事实，不为欺蔽，就没有甚么不易明不易察。过不了几天，文章就刊登出来了。我想，它对澄清胡适散布的迷雾，有一定的作用吧。《新思潮》的这两位主编要我去见见面，我应邀拜访。原来《新思潮》的编辑地址正是狄沪思威路（今溧阳路）小菜场附近一个里弄里侯外庐先生的家。我在这里见了这两位主编。杜老那时已是望六之年，但是面色红润，精神极好，不像一个老人。人们却习惯于称他为杜老，这中间寓有对他的尊敬。我见着学术界的这两位先生，十分高兴。叙谈之余，侯外庐先生把《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清校样交给我，委托我再审读一次，我答应了。后来我把审读后的清校样送还，侯先生和杜老就约我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据侯先生回忆，当时约我参加撰著，是出于杜老的推荐。而蔡尚思先生也推荐我，说是我对汉代有研究。这是我认识杜老的开始。杜老当时用的名字是杜守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初版著者署名，其中用的就是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最初在生活书店出版，著者也署杜守素。杜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都署杜守素。

从杜老所得的印象，我感到他诚恳、质朴、热情。从平淡之中见出深沉，从自然的言笑之中显出矩范，在日常的生活中，含蕴着他的远大的政治抱负。蔼然、肃然的气度，令人感到可亲、可敬。这是我所得的初步印象，这个印象却历久而益为真切。

（二）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运来大量武器，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要屠杀中国人民，扑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上海各大学的进步教授，以沈体兰、张志让为首组织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从事反内战、争和平，反迫害、争自由，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杜国库当时在黄炎培办的工商专科学校教书，参加了大教联。一九四六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侮辱中国女学生事件。上海大教联在报上发表宣言，强烈抗议。大教联的成员都在宣言上签名。尔后，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航海条约，出卖中国主权。内战全面爆发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改善生活，“向炮口要饭吃，。大学内特务横行，迫害爱国进步学

生，教授没有讲学的自由，大学生因而反对特务暴行。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大教联毛支持正义，反对美蒋反人民的暴行虐政，多次发表宣言，斥责美蒋。大教联的每次集会，杜老都参加，每次宣言，杜老都签名，表现英勇无畏。杜老在大教联会议上用潮州官话发言，忧国优民，语重心长，令人感动。杜老语调平缓，不为亢奋，其动人的力量乃在思想的深刻与逻辑的严密。杜老曾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蒋介石逮捕，坐了六年多监牢。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协议，逼迫蒋介石释放政治犯，杜老才得以出狱。经过严霜烈日，杜老反蒋救国，要求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更为坚定。人们从他的发言中受到难忘的教益，不仅醉心于他的蔼然长者的风范和恳挚的言辞。杜老在大教联的发言是不多的，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发言却极为珍贵。

（三）

一九四七年夏季，国民党加强法西斯镇压，逮捕、杀害进步学生，解聘教授。大教联及时组织退却，转人地下。杜国库同志于是完全潜心学术研究。他写了西汉经学及魏晋玄学。他用精严工整的毛笔字把文章写在毛边纸印制的红格稿纸上，几乎是一笔不苟的，给人以美的感受。他的名著《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由生活书店出版的。他送我一本。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为他那特有的清新的文风所陶醉。全书仿佛是一部清丽的散文诗集，读之爱不忍释。把学术史著作写得如此美丽，引人人胜，要有怎样深厚的素养和功力，是不言而喻的。

杜老那时还为生活书店的一个月刊写稿，这个月刊是叫作《读书与生活》吧，廿五开本，每期七、八万字。杜老的文章不长，一篇三、四千字，一、二千字，有时一期刊出两篇。谈学术、谈思想，谈生活，谈学习，含蕴着哲理的智慧之光，叩击着读者的心扉，启迪思考与探索。那是一股清泉，能够浇灌、滋润青年人渴求知识的心田。杜老发表在这个月刊上的文章是哪些，什么题目，我现在记不得了。以后《杜国摩文集》中的《红棉书屋札存，有点像，但是没有那么一种纯学术的严肃性。杜老的这类文章，代表他的学养和文风的一个方面，十分宝贵。如果有可能收集起来，在《杜国库文集》再版的时候增补进去，那对青年是极其有益的，杜老当时还劝我为《读书与生活》写稿，我写了几篇由他转去，后来都载出来了。这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事吧。

一九四八年夏季，正当盛暑，一天中午，杜老忽然走到我教书的麦伦中学看我那时候，国民党蒋介石把我从复旦大学、大夏大学解聘，我转人沈体兰主持的麦伦中学教书。在麦伦中学我住的一间宽敞的卧室里，杜老蓦地在我书桌的左旁出现了。他的红润的脸上挂着汗水，穿一件已经褪成米黄色的纺绸衬衫，西裤。我正埋头写稿，桌上摊满书和稿子。有四部丛刊本的《嵇中散集》、《世说新语》，有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中的《嵇康集》，有《三国志》，有《晋书》。书桌本来不大，是单人桌，有的书翻开在桌上，一本挨着一本，一本压着一本，加上稿子，很散很乱。杜老微笑着，站在书桌旁。我抬头看见是他，十分高兴，就站起来。他翻着我桌上的书，一本一本的翻。那白色连史纸的四部丛刊本《嵇中散集》，是十分漂亮的。这是书桌上的珍品。他问我这书是哪来的我说是借来的。他满意地笑笑。我正在写《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中的嵇康章。杜老好象还问了我完稿的时间。他站着同我谈了一会儿，就冒着暑天的太阳走了。这次突然的相见，印象深刻，时间虽短，但历久难忘，至今已三十六年了，犹鲜明如昨日。

（四）

杜老的家在虹口天宝路天宝里。从麦伦中学向西，沿高阳路步行五六分钟，过一条小桥，往南拐就是天宝路，确是很近便。我就不时去看望杜老。

天宝里是繁华的上海的一个最普通的里弄，灰色的二层楼一幢幢拥塞在不大的空间里，显得很逼仄。我想，住这种里弄的居民，生活大概是中间偏下的吧。杜老住在一幢房子的楼下。客堂间既是起居室又是工作室。室内一桌数凳，别无长物，诚然是环堵萧然。杜老的书桌放在房间的西南角，靠近门口。他就在这样简陋的房间里写他的精湛的著作。难怪郭沫若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为之难过，以至凄然泪下。但是杜老却处之怡然，不以为意。“白屋清贫，更显其安于淡素。”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对杜老的这种生活作过概括。

杜老晚间食粥。一天傍晚，我到杜老家。谈了一会儿，已是晚饭的时候了。杜老留我吃饭。杜老夫人陈御仙女士端出一锅稀饭，是焦锅巴煮成的，飘着香味。两小碟酱菜。我喝了两碗粥。那几天，我肚子不好，拉稀，但是焦稀粥的香味引起我的食欲，之后，肚子竟然好了。我写的一首五律里的两句诗“香稻粥糜熟，河鱼腹疾瘳”，讲的就是这件事。

杜老的夫人陈御仙女士人很高。从灶间里端出那锅稀饭，走路摇摇摆摆。杜老夫妇之间，相敬如宾。杜老爱护夫人，夫人尊敬杜老。一举一动，都体现这种敬爱，那么真诚，那么高尚。

去天宝里看望杜老，是一件愉快的事。杜老大概很少出门，我去总能遇到他。有时生活书店的同志给他送书。此外，就没有什么来客。在杜老面前，我不感到一点拘束，坐定下来，就敞开思想，无所不谈。主要的是谈学术思想的研究。谈先秦诸子，谈西汉经学，谈魏晋玄学，谈隋唐佛学，谈宋明理学，谈清代朴学，谈近代思想，谈当前学术思想研究的任务。杜老很健淡，深刻而有条理的思想，从他的缓慢的潮州官话里流涌出来。这在我是一种理论享受，得到启迪。我在那首五律里，写了这样的句子，“玉衡论学术，赤血救神州。”表述了当时的学术交往和共同的爱国精神。以后，杜老把《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三卷的全部原稿交给我，嘱咐我将来送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新中国新闻学院某君，转送香港，以便出版。这是对我的信任，非比寻常，而这种信任便是在当时的淡淡的交往之中建立起来的。

同杜老的谈话往往长达二、三小时，他兴致极好，从不厌倦。谈到会心的时候，他莞尔微笑，极少纵声大笑，除非谈到了那些学术蠢虫的狼狈可怜相的时候。那种时候，他极为高兴，从内心里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胜利而溢出欢快之情。

有一次，我偶然问起，抗战初期他在哪里工作。他说，那时候在浦东，同钱亦石一起搞“战地服务队”。……杜老是很坦率的，谈任何问题，没有矫饰和隐晦，使对方感到亲切，感到愉快，感到彼此平等相处，这是所以许多年轻人乐意同他接近的缘故。

（五）

一九四七年秋，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侯外庐先生避地香港，杜老却留下坚持。终于杜老也不得不去香港。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去看望杜老。将走近天宝里的时候，见杜老由两个人左右搀扶着从天宝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穿大衣。我感到有些意外，就问“哪里去”“上船，去香港。”杜老急匆匆走了。我目送他远去的身影溶人苍茫暮色之中。在当时的政治压迫下，不可能有从容的话别。我方才意识到，前些日子杜老把《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三卷全部原稿交我保存的分量。是的，淮海战役的炮声正在远方震响呢。

杜老去了。他到香港之后转赴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计。杜老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政治理想初步实现，这在杜老，自然是非常兴奋的。开国以后的路途更长，工作更艰巨，杜老一定也是有思想准备的。

（六）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杜国库同志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后，从北京南下，去广州就任广东省文教厅长。途经上海，住外滩百老汇大厦后改名上海大厦。那时侯，我奉组织命，调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我不习惯教育行政工作，想回到学术研究去，向组织打了报告。一天，教育局的同志告诉我，杜老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百老汇大厦相见。我感到突然，当时我不知道杜老从香港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这个过程。我应约前去。杜老住在七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们相见了。摧毁了三座大山，蒋介石打倒了，帝国主义赶跑了，在解放了的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相见，那欢快和庆幸自不待言。杜老依然面色红润。相别不到一年，他并不显得比过去有什么苍老。他住的房间很宽敞，他让我在一张很大的皮沙发上坐下。不记得有否谈到他去香港后的行踪，他只是说这次去华南负责教育行政工作。他说，我们这个新建立的国家，要有人从事各方面的实际工作。党要我们搞教育，我们就要服从调配，安心把教育工作搞好。杜老的一席话对我很起作用，从此，我安心在上海市教育局工作了五年。

这次相见很匆忙。我就别去了他。这是解放后我们的第一次相见，谁知道也竟是我们的最后相见。

彼此都很忙，我没有给杜老写信。这成为永恒的怅惜。一九六一年，我乃听到杜老在广州长逝的消息，十分伤痛。我曾听说他在华南工作很忙，很辛苦，有时甚至在开会的时侯打吨睡着了。是的，杜老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解放初的那种庶务丛挫的忙迫环境在他恐怕是很不容易适应的。

杜老逝世的时候已是七三岁高龄了。他生于一八八九年，比我大二十三岁。到一九八九年，他就是一百周岁，而我则是七十七岁了。不知到那时，我尚有精力写文章纪念他否。听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杜老在澄海县公园的坟墓也遭到破坏，“四人邦”覆灭以后才修复。我很想在我尚能行走的时候去他的墓地献一束鲜花，以志我的凭吊与怀念。海天在望，此心此愿谅能实现的吧。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夜，梦见杜老，恂恂如当年，对学术界的思想斗争所抱的不平之感，亦如往日。一九四八年夏，予患痢，杜老食以粥糜。时其老夫人为我煮粥。此情此景，如在目前。而杜老乃于一九六一年逝世。追念往日，不胜于邑。”这是我写的诗《梦杜老》的后记。诗云：

当年黄歇浦，风雨共扁舟。

香稻粥糜熟，河鱼腹疾瘳。

玉衡论学术，赤血救神州。

一别成千古，翻从梦里游。

诗里讲到的“玉衡论学术”，指梦境中杜老仍对学术界一些同人的见解不能无所批评而言。

一九六八年梦见杜老，距杜老逝世快八年了。时光流驶，我对杜老的追念还那边殷切。记此一段心印，感到十分惆怅，也想借此寥寥几笔陶写我的耿耿之怀。

（七）

一九八一年，杜国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侯外庐先生写了纪念文章，许涤新先生也写了纪念文章。许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南国老树——怀杜国庠同志》。文章写得极好，难得的是，文中还引了杜老的两首律诗及一些断句，使我对杜老的诗人气质的一面有了新的认识。

杜老写的一首七律是《吴淞夜泊》。诗云：

风雨凄其夜泊舟，吴淞港外片帆愁。

心伤野岸玄黄血，肠断江声呜咽流。

边塞只今烽火急，中原何日鼓鼙收。

明朝解缆应惆怅，惨淡芦花满地秋。

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许文并无说明。细详诗意，当作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后、“心伤野岸玄黄血，肠断江声呜咽流”，当指“一·二八”淞沪战役。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我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所谓“野岸玄黄血”，指长江南岸宝山、浏河、太仓一带我军的血战。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在重创日寇之后，终于挥泪后撤，所以诗句说“伤心”。“肠断江声呜咽流”，指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听江流呜咽，不禁为国家民族的危亡而“肠断”。“边塞只今烽火急”，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东北人民组织义勇军与日寇周旋，处境极其艰困。而蒋介石卖国投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向我苏区进攻，诗里所以说，“中原何日鼓鼙收”，谴责蒋介石内战。“惨淡芦花满地秋”，表明这首《吴淞夜泊》作于秋天。杜老此时正在上海从事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二年秋，他可能坐船南归，夜泊吴淞。这一情节将有待于杜老传记资料的进一步发现来证实。

杜老的五律《夜坐》，诗云：

宵寒嗟不寐，起坐对明河。

春意天涯浅，雁声客里多。

茅茨忧社稷，宇宙隘干戈。

壮志偕谁语，殷勤拂太阿。

作这首诗的时间，许文亦未说明。细详诗意，当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当时军阀混战，故言“宇宙隘干戈”。杜老那时只有三十多岁，以一个清高的大学教师，而为祖国优心，故曰“茅茨忧社稷”。“春意天涯浅”，言马列主义虽已传人中国，中国共产党虽已建立，而革命的高潮尚未到来。“雁声客里多”，言民生调敝，大量饥民如鸿雁嗷嗷，令人伤痛。同志不多，报国的壮志无可与语，只能拂拭太阿剑以自勉励。这正是报国有心，伤时念乱，而尚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青年杜国庠的写照。

杜国庠同志的这两首律诗，格律精严，对仗工稳，诗风酷似杜少陵，而又参以陆放翁，实在不可多得。但是他的一些断句，则又直逼王渔洋。

“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这当是青年时侯在故乡澄海县兰苑村写的诗句吧，置诸王渔洋的《秦淮杂诗》中毫不逊色。

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逮捕，从上海解往南京，路过苏州，杜国庠同志写了“淡烟疏柳过苏州”的诗句。其唾弃敌人的恐怖政策，置死生于度外，笑傲王侯的胸襟气度，今日读之犹足以令人浮一大白。

杜老的诗，我所知的仅此而已。然而是多么名贵啊！他日，《杜国庠文集》再版，应该补收这些名篇与佳句。我想杜老一生七十多年，当写过不少诗，今后朋辈及后贤宜关心收集，使杜老这方面宝贵的精神生产不致湮没才好。

杜国庠同志是英勇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谨严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专家，是爱国爱人民的诗人。写此琐忆，不足以尽其万一，聊以抒我的高山仰止的心情吧。

一九八四年盛夏写于北京景山寓斋

本文原载于《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