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华野六纵政委江渭清回忆王必成将军

献给挚友的心声

—怀念王必成同志

江渭清

必成同志逝世整一周年了。这些天，我总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思绪万千，难以平静。我心里明白，正是因为风风雨雨几十年相处，感情笃厚，相知很深，才会有不知从何谈起的感觉。

一场春雨浙浙沥沥没完没了，记得去年也是这么个春寒料峭的阴雨日子，我接到必成病危的通知，当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谈天说地，怎会这么突然?立即赶赴南京军区总医院。

必成躺在急救室的床上，已经神志不清了。医护人员如实汇报了病情，我确信，这已是弥留之际，但心底里还是一个劲地盼着出现转机、出现奇迹，希望他能摆脱死神的纠缠。我安慰陈瑛同志及孩子们，不要太伤感，必成的病情会好转的。

现在想想，天下有许多事就是那么不合情理，无论多么良好的愿望和祝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时常显得苍白无力。

奇迹终究没有发生。

1989年3月13日晨，必成与世长辞了。对此觑耗，虽说多少有些精神准备，但失去一位共同战斗、亲密相处了几十年的挚友，悲痛惋惜之情怎么也抑制不住。当时，我因肺部感染发高烧，正卧床治疗。哀伤的心绪伴着周身高热、咳嗽不止，使我辗转反侧难以静养。身边工作同志好心劝我不要太激动，要配合治疗。话是这么说，可我又怎能做到?我能原谅年轻人，他们没经历过战争生活，很难体验什么是胜似手足之情的战友情。

那些天，我想得很多，时而悄悄流泪。再怎么说必成同志也走得太早太早，何以如此急促、匆忙?充其量才70多岁。按照我们这批乐天派的说法:“五十正当年，六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在医疗科学深入发展的今天，此话并无多少浪漫色彩。谁又能说，70岁左右不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青年时期。

必成的逝世，不仅使我党我军失去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党员，失去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也使我们失去一个十分亲密的战友。无论是他的老上级、老部下，大凡熟识当年华东战场上威名赫赫的战将王必成的人，谁不悲痛哀伤。

必成为民族的独立解放，挥戈驰骋大江南北数十载，可谓戎马一生。他东征西战，历尽危难，九死一生，总算闯过了炮火硝烟，却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幸被疾病夺走了生命。但我深信，在他心脏跳动的最后时刻里，一定和病魔作过一番坚韧顽强的拼杀，就象当年攻句容、守涟水、战鲁南、打淮海·····一定是的，我了解他。

要说与必成最初见面，那是在1938年6月，当时我们一起随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司令东进茅山地区，我在老一团工作。他是老二团团长。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有幸相识相知，他那时才二十五、六岁，已是个精明强干、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刚到苏南不足两月，必成率领部队攻据点、炸铁路，设埋伏、搞夜袭。接连打了十几个漂亮仗。在竹子岗、新丰站、孔家村、新塘镇、仓头桥、天王寺、珥陵等地，留下了一批批日伪军尸体。敌寇闻风丧胆，民众欢欣鼓舞，威震京镇的老二团被誉之为“老虎团”。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刚毅、忠厚，平时寡言静默，作战果敢勇猛。

渐渐交往多了，才知道他是湖北麻城人，贫苦农民出身，1929年参加红军，因作战勇敢，有指挥才能，数年内即由勤务兵、班长、连长、营长升到团长、副师长。

他参加过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曾3次过草地，吃过许多艰辛，胜利抵达延安后，才被中央军委派来新四军工作。在苏南相处七、八个月，我俩就分开了。

1940年7月，他随陈、粟司令挺进苏北，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继而乘胜北上，与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为开辟和巩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作了重要贡献。皖南事变后，华中新四军部队进行大整编，我回到苏南工作，他在苏中第一师任二旅旅长，担负保卫盐城新军部的重任。我们虽有长江阻隔，但彼此间都很关心对方情况。

记得有一次得到信息，说经组织介绍，必成与地方千部陈瑛结婚了。我甚为高兴，只因忙于苏南战事，不能前往道喜祝贺。倒是后来我与徐敏结婚时，必成参加了我们俭朴的婚宴。40多年过去了，他那天晚上说的笑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别看必成平素冷峻严肃、不苟言笑，甚至让有些干部、战士畏之三分，但是，凡了解必成的同志都知道，他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诚和对同志战友的宽厚热诚历来是一致的，就象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暖瓶，他，更注重内热。

要说和必成同志朝夕相处，密切配合工作，是始于1943年初。当时，正在搞“一元化”，我不仅是新四军十六旅政委，还担任着苏南区主要党、政职务，可以想象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如此身兼数职，再精力充沛也忙不过来。于是，多次致电华中局和军部，希望速派军事领导干部来加强工作。拖了近一年时间，终于盼来了必成。他奉命率二旅主力渡江南下，与十六旅合编并担任旅长。当两支劲旅在漂水里佳山汇合时，我俩紧紧地握着手喜不自胜，战士们更是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增添了精兵强将，苏南的抗战形势很快就有了更显著发展。然而，共产党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英勇斗争，竟让国民党顽固派极度不安。

9月间，蒋介石、顾祝同调集了12个团近2万人马，气势汹汹地直逼两潥地区，妄图围歼我军，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

反磨擦战斗打响了。在万分紧急的时刻，我召集团以上干部研究最后对策。当时必成、邓振询、钟国楚、昊仲超、欧阳惠林及抗大九分校的刘季平、杜屏等同志都在场。旅参谋长陈铁军刚汇报完敌情，必成就说:眼下处在战争紧要关头，没时间细讨论了，就请政委下决心，我们坚决执行。”说实在的，我当时既惊讶又感动，这是何等坦诚、信赖的配合。一般的战斗不算，这可是我俩在江南共同指挥的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啊。时间不容再客套、推让，我据据粟裕同志电报指示精神，向所属四个主力团负责干部下达迅速突围的命令，并作了具体分工。最后还加上一句:“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军法处置。”

这种话我是很少说的，但那次我却说了。哪知，必成突然接上来说:“江政委太客气了，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提头来见！散会。”军中无戏言，一旦执行起战场纪律，那真是六亲不认的。结果各团一齐行动，分别向回峰山、北经巷发起攻击，一举冲垮了顽军封锁线，掩护了党政军机关的安全转移。

突围中，我们顺手牵羊，歼俘顽军1200余人。

自这次战役起，我与必成在一个部队，同舟共济，亲密合作了许多年。从苏南反“清乡”到挺进苏浙皖边，参加浙西天目山等战役。抗战胜利后，又一同北撤投入解放战争，参加了苏中战役、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直到1949年1月我调八兵团工作，才暂时分开。他仍在二十四军任军长，渡过长江又继续南下，打了不少大仗。解放后至“文革”前，必成任南京军区副司令，我在地方工作，兼了南京军区政委，可以说还是老搭档。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相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因此，对必成的为人，对他的高尚品格、优良作风、指挥艺术、领导才能都是非常熟悉，十分钦佩的。

必成骁勇善战，是华东战场有名的战将之一。他战功卓著，但从不以功自傲;虽指挥千军万马，却始终自觉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他身居高位要职之时，一刻也不忘关心下属与战士;他对部属要求很严格，但对自己要求更严;他的无产阶级党性、革命原则性、组织纪律性很强，不仅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十分尊重政工人员。作为他的老战友、老同事，我的体会尤为深切。

记得1948年，我们率华野第六纵队外线作战，进入到“黄泛区”的涡阳、蒙城一带。多年水患兵乱，这片贫瘩土地上的百姓更加一贫如洗。

大部队到了，无粮可征。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六纵官兵就和当地父老乡亲们一样，每日两餐都吃山芋藤叶。必成同志是司令员，是首长，开饭时，他也和战士们一样，盛上一碗水煮的黑糊糊的藤叶，慢慢地咽啊咽，还说“乡亲们已够苦的了，我们子弟兵不能再难为他们。”我舍不得他，也舍不得万千军民，有一夭就与他商量:“怎么办?再这样下去，部队就要失去战斗力了，老王你出出点子吧!”听罢这话，平时不爱说笑的必成突然嘿嘿地笑出声来:“唉!鼓舞士气是你政委的事啊，应该你出主意想办法嘛，可不能动员战士们再紧一次裤带、再睡几天大觉啊。”

一句话搞得我哭笑不得。这时，警卫员报告说，二野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同志来了。这下更难住了我们，总不好意思用山芋藤招待野战军首长吧。便叫副官设法小改善一顿伙食。哪知平时很能干的副官，骑自行车跑了30公里路，才买到2.5公斤山芋。呵，那天的煮山芋可香甜啦！胜过一切美味佳肴。这也是我们当年一次最严重的“特殊化”。想起这类往事，我这个老兵的心，难免又隐隐作痛。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官兵平等，共同挨饿，还要行军打仗，牺牲流血，这就是我们党和军队艰难而光荣的历史。同时。我也为与必成多年为伍的患难情谊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他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风范，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部从，成为无声却有形的生动楷模。我们就是依靠军民一家、宫兵一致渡过难关，取得胜利的，这是法宝。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必成一生过五关斩六将，足智多谋，能攻善守，屡次创立奇勋。

1946年秋冬，发生在苏北涟水城的往事，也是我与必成终身难忘的。当时我们率部队两次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师在城下血战。第一仗，在兄弟部队协同下打了12天，虽十分艰苦，但守住了城池，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不仅掩护了华中领导机关北撤山东，还重创进攻之敌歼其八千余众。第二仗，兄弟部队于涟水城西郊阻击牵制敌人，打得极其惨烈。直到十分危急时，上级才用电话急调我部从涟水南面防地高家荡、孙庄、菱陵一线赶赴增援。可惜，当我和必成率部疾行35余公里，离城还有2,5公里路时，张灵甫已经占领了西城区。我们迅速组织反击，杀得天昏地暗，歼敌4000余人，但夺城仍未奏效，被迫撤出战斗。

可以想象，纵队全体同志的心情有多么沉重。然而为此事，有位很好的领导同志，一时不够冷静，发火批评了必成。他并未多作解释。待我将战场实际情况，当面向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后，事情才搞清楚。当时毛泽东同志也来了电报:“关系全局的宿沐前线(即宿北战役)取得大胜，涟水暂失，不足为患。”从这件事中，我又一次看到了必成同志坚强的党性与宽阔的胸怀。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威信，他识大体顾大局，忍受了一时的误解与委屈。那段时间里，全纵队上下都有一股闷气。我俩多次倾心交谈，他虽被误解、受委屈，一心想到仍是如何设法狠狠敲掉张灵甫这张国民党的所谓王牌，这是何等的非凡的气度啊！

翌年5月，在党中央和华东首长的领导下，我军终于准确地抓住战机，集中5个纵队优势兵力，采用中央突破的战术，在4个兄弟纵队紧密配合下，用3天时间于孟良尚彻底围歼了不可一世的敌七十四师。主攻战斗中，我六纵特务营将张灵甫击毙在负隅顽抗的山洞里。当我下令让战士们将张的尸体抬回司令部“验明正身”时，必成脸上露出了微笑。我知道，他那时的心情是最最轻松舒畅的。半年来，压在我俩心头上，压在整个纵队心头上的沉重的石头，终于被我们广大指战员用自己的双手给甩开了。

必成建国前后在部队长期担任要职，为我军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贡献。记得在六十年代初，他任南京军区副司令时，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来宁视察，必成将分工主管的军训工作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其中提到和平建设时期，用“野营训练”的形式锻炼部队，效果很好。主席听了非带感兴趣，肯定并表扬了这种做法。不久，这次重要的谈话纪要送到了军委总参，从那时起即在全军推广开了。

直到现在，全军仍在坚持野营训练，从而加强了整个部队适应实战的能力。可以说，这种训练形式的推广，既是南京军区的一次创举，也是必成辛勤治军的硕果。

军与民是鱼水情谊，兵与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句老话，也是条真理。必成从军治军数十年，素来重视与地方党政的关系，重视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就说解放后吧，他先后在浙江、上海、江苏w云南、湖北等地任职时，都很尊重地方，关心群众，身体力行，做好表率。在南京军区工作那些日子，他常跑到我和惠浴宇、陈光等同志家里坐坐谈谈，总说:“我可不是单纯来看你们这些‘父母官’的，是想听听地方党政对军区还有什么要求和建议，有意见也可以当面批评。”

他还是当年那股子直率劲，还是老传统、老作风。就连下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时，也不忘看看有关地市县的同志，甚至下到公社、生产队去看望当地农民。他总是虚怀若谷，坦诚待人，从不摆将军、司令的架子。必成不幸逝世后，有数不清的地方于部和群众纷纷悼念他，唁电、挽联、信函犹如雪片，这就足以说明他的为人。联想到“文革”中，极少数身居高位，狐假虎威的“支左”干部，相比之下，怎能不对必成肃然起敬!

一提起“十年浩劫”中那些令人心酸的活生生的往事，令人不禁又想到必成，他当时如果在某一省军区或大军区主持工作，还有发言权的话，是决不会让那些见利忘义之徒胡作非为的。然而，在那黑自不分、是非颠倒的混乱岁月里，又提出了什么“抓带枪的走资派”的口号，必成也入了另册，被错误地点名批判了，遭受到强烈的冲击，停止了军区工作，失去了自由，那些造反派们，对必成“文斗”加“武斗”，使他受了不少折磨。我就是想不通究竟什么是“文化”革命?又为什么偏偏要“革”我们这些革命者们的命。

若要说必成的“错误”也好，“罪状”也罢，批判来诬陷去，无外乎是因为他一生光明磊落，刚不直阿;无外乎是因为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当然要被奸佞肖所怀恨.苟且偷安易，坚贞不渝难。必成生性就是那么个犟脾气，在革命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在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决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与立场。他平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虎骨少媚骨多的人，平生最鄙夷的就是用原则兑换私利;最痛恨的则是党和人民的死敌。他指挥作战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开展工作常常是匠心独运，待人处事总能推己及人，可一辈子也没去学趋炎附势。在政治上必成同样是条硬汉子。

记得在六、七年前必成同志被党中央和军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不久，我们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又见面了。老友又重逢，喜色监眉梢，彼此问这问那，互祝劫后余生，休会期间，我俩沐浴着艳阳，席坐在绿茵茵的草坪上抚今追昔，憧憬未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而欢欣，为清算“文革”拨乱反正而高兴。我们又象过去那样，一谈就是很久很久。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句:“坚信是非曲直自有历史评说”的话，这仿佛成了一个“典故”，说完我俩都会意、由衷地笑开了。我知道，已有好些年他都没开心畅怀地笑了，必成笑语春风的神韵，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印象中.........。

必成那年在杭州的笑，使我联想起两支劲旅会师江南时的笑，想起抗战胜利那天的笑，想起击毙七十四师张灵甫时的笑，想起新中国宣布诞生时的笑。就是嘛!不苟言笑的人，一旦笑了，即会给人留下难以抹去的清新记忆.

我的老友好友必成，啊!如今国泰民安形势甚好，请相信你生前意欲完成却未竟的事业，生者及后人正在继续，你放心安息吧!你若英灵有知，这就算作老友渭清在清明前夕献给你的一纸心声吧!

1990年3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