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城市收入不高，消费却不低？

消费决定生活质量

“收入不高，消费不低”并不只是少数人的感受，在东北的长春等地访谈时，我经常听到本地人有这样的说法。在北方的不少工业城市，整个城市布局是围绕着重工业生产展开的，消费场所不多，如果工人收入又下滑，这就难免给人带来这样的直观感受。

西安也有“消费上流，收入下流”的说法，普通人的生活是“低工资+中高物价”。有位朋友在上海生活多年后，三年前刚回西安生活，就明显感知到了：上海当时大超市里一瓶可口可乐低至2元，西安则普遍售价3.5元；当然西安街头一碗油泼面也就十二三块钱，不像上海一碗面动辄20元以上，但问题是西安的薪资水平差不多能比上海低一半。

对于“量入为出”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消费水平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自己的生活质量。谁都想要一个“自己能负担得起的美好生活”，但如果普遍感觉“赚点钱不容易”，收入难以提升，而物价又降不下来，那势必会牺牲生活品质。淄博烧烤的爆火，除了网络口碑传播之外，只怕也与“消费降级”有关，因为这好歹给人感觉“可以用相对低廉的方式得到了满足”。

到了城市竞争的时代，这也会让一些地方具备特殊的吸引力。鹤岗之所以让一些年轻人不远千里前往，说到底无非是因为它从房价到生活成本都足够低，而公共服务至少齐全，虽然当地物价其实也不低，但至少不会比一线城市更高。

很多小城镇生活的吸引力，就来自这方面的“性价比”高。像四川的绵阳、乐山、德阳等城市，体制外通常也能有三四千块钱的月收入，工作压力不大，房价也不高，基本上一个月的工资买得起一平方米的房子，买房就是个时间问题。不仅如此，四川物产丰饶，食物真可说便宜又美味，山水环境也很优美，相当宜居，论普通人的舒适度，可能比一些大城市的居民还高。

前些年，我去过四川的绵阳、广元、阆中等地，住的酒店一晚也就100元，住宿条件则相当于上海300多元的锦江之星；早餐的话，像广元凉面一碗才4块钱，配料确实简单，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好吃。有朋友都说：“马边抄手不要太好吃，吃完一碗意犹未尽。”

当然，消费带来的生活质量，也要看你把重点放在什么上面。有位成都人跟我说，他去北京读大学后才意识到，四川人是有多喜欢把钱花在吃的上面，而他的北方朋友却觉得“吃掉就没了”，更乐于克制口腹之欲，将钱花在那些大件的耐用消费品上。他说到这里笑着说：“成都人不论多有钱，恩格尔系数都很高——为了美食，真的会有很多人愿意开车一个多小时专程去吃一顿。”

这是事实。时评人张丰大学毕业后，2005年偶然来到成都，当时就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不错：“当时月薪三千就可以过得很舒服，几个朋友点四个菜喝酒，也就80元。直到2011 -2015年那个时候，整个成都的生活节奏还是很慢的，老城区就更很悠闲，吃饭不贵，人均几十块就可以吃火锅，生活成本不高，幸福感很高。”

近些年来，虽然成都的城区和人口都大幅扩张，普通人的生活压力比以前大了不少，但仍然保留了很多亲民的小馆子，而成都人也一如既往地喜欢口福。一位在成都生活多年的外地女孩说，有一次她下班后搬家，那会正是饭点，司机抱怨从锦江到双流偏远，没法好好吃饭，她后来指着新家旁的一家面馆说“这里就可以啊”，没料到司机答：“那根本就不叫饭。”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城市的商业生态能提供足够多价廉物美的服务，那么就算当地人普遍收入水平不高，生活质量至少也能有所保证。这就需要在衣食住行的各方面，都能有尽可能多样、丰富的选择——通俗地说，就是小店越多越好。

有一个指标可以直观地显示在这方面的生活便利性，那就是便利店的密度。从2012-2021年间，全国的便利店门店总数从5.54万家上涨到25.3万家，猛增4倍多。便利店已被政府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布局中，然而论单店覆盖人口，国内城市仍然不算很“便利”：论单店覆盖人口，国内城市仍相当于日本、美国的3倍多，是英国的5倍、韩国的近7倍。

全国主要城市中，东莞的便利店覆盖率最高，每2052人就拥有一家便利店，相当于日本和美国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便利店覆盖率最高的五个城市，在国内都算是二三线城市，这可能是当地的开店成本更低，也更能贴近市民生活服务。从24小时营业率来说，成都第一，80%的门店都实现了24小时营业，前十名除了北京（位居第9），清一色都是南方城市。

问题来了：为什么南方城市往往在这些生活便利、消费/收入的平衡上表现得更好？要怎样才能打破“收入不高、消费不低”的困境？

为什么大城市的

消费还更低？

一些城市之所以出现“收入不高、消费不低”的问题，原因很复杂，但不了解这些原因，我们就无法对症下药解决这个问题。

东北的老工业城市，整个城市布局原本就是围绕着工业生产（常常还是重工业）展开的，在以往生活服务需求不高的时代，这可能还不算是个大问题，但随着老工业城市的衰落、居民收入下降，而生活物资却日益依赖南方的生产厂商，这势必增加成本。这就像本地食材可以便宜，但进口商品肯定贵，因为至少还有运费的因素。

不仅如此，往往这些城市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侧重于完成生产指令，生活消费、服务供给不足，这自然就会体现在价格上。相比起来，像成都、长沙这样的南方城市，本地劳动力长久以来便宜而充足，市场竞争激烈，在这种地方，你哪怕想多赚1块钱，顾客都会挑剔，因为他的选择很多。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迫使身处其中的店家想尽办法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否则难以立足。

如果市场经济足够发达，那么只要有需求，城市生态就会自发响应，在竞争中提供相应的服务。国内像四川等地的小城市之所以生活成本低廉，往往正是因为还保留了那种自发的市场形态，且供应链条短、人力成本也低，然而，大城市毕竟有着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对那些小众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它倒是能做得更好。

沃顿商学院教授杰西·汉伯里（Jessie Handbury）在针对4万个美国家庭和500种食物类商品进行研究后发现，在纽约、旧金山这样看似生活成本更高的城市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富裕阶层在食物方面的花费，比起在底特律、亚特兰大等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里生活，反倒要少2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城市的好处就是足够大：消费需求更多更丰富，越是小众的、奢侈的消费越是如此，比如纽约人花不到3美元就能做美甲，比排名前十的任何其他城市都要便宜得多。

这就是规模经济的好处：当有足够多店铺提供同类服务时，它们之间的竞争会自动调节价格。小镇上也许只有一家餐馆，你不吃就别无分店，没得讨价还价，但在大城市就不同了。庞大的供需关系，使得那些富足的大城市里连奢侈品都能变得更便宜。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越是小地方，就越容易依靠权力干预来实现市场垄断，消灭竞争对手，但在大都市的复杂开放生态中，要做到这一点可就难了。

按照《人类进化史》的观点，一个城市的人口每增加一倍，它的创造就提高115%。在经济地理学上还有所谓“门槛人口”（threshold population）的概念，指供应一定量货物或维持市场中心某一职能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人口，货物和服务的等级愈高，所要求的门槛人口愈多，从而愈分布于为数较少的高级市场中心。这也就意味着，越是大城市，越有可能催生出多样化、高层次的需求和服务，同时降低成本。

国内的外卖、快递等新兴服务产业之所以能发展得这么快，除了互联网新科技+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结合，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城市人口密度大。这不仅是量的差异，还会造成结构性的不同：如果互动少、密度低，那么就只能是一些普通的需求，产生不了像脱口秀这样的特定需求。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口的多元化，否则同质化的人群也难以催生多样化的需求，就好比10万农民住在一起，仍然是个大一号的村庄。

当一个城市有足够丰富的市场机会时，又自然能为居民提供更多样的收入来源，因为市场需求会催生源源不断的新机会，不像那些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城市，失业可能对居民收入造成长久的严重影响，而那又反过来会影响市场需求。南方城市之所以普遍表现得更好一点，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此：相比起北方城市，它们的计划经济色彩相对淡一些，更加市场化，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多样性也更为突出。

当然，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有形之手至少可以放宽尺度。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成都的独立咖啡店总数现在达到了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好？除了成都人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愿意为高品质付费，很大的原因是，成都的城市氛围就不同，政策上包容度强，租金也相对比较友好。KUROKII Cafe的主理人曾在受访时说：“横向对比各个城市，成都的租金市场一直处于低位，房租占据开店成本中较大部分，所以成都的大环境真的适合开店。”

然而，一个城市要真正有所改变，那除了这些细节上对创业开店的友好之外，毕竟还需要做更多：对不同人群的友好和吸纳、对新兴商业形态的扶持，甚至是在城市规划上就预先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对那些民生真正需要的领域有所倾斜。最终我们会发现，“收入不高，消费不低”看起来是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当市场真正有效运作时，就很自然地能为城市居民增收，而市场竞争机制又能降低消费价格。答案就在这里。

撰 文：维 舟责 编：翟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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