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受益者悖论——对女性主义团结中男性声援者处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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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互联网成为公共事务参与的重要空间，性别议题一直在网络中被广泛讨论。在互联网的女性主义团结机制中，不断呈现出对于参与此议题的男性声援者的排斥乃至攻击性话语，一直以来此现象被视为网络中的女权群体极化，被学术界用“他者”政治的视角予以解释，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此种来自女性主义团结的排斥话语虽然以高攻击性言辞表现出来，却不能简单归结为“极端女权”的“情绪宣泄”，而有其丰富内涵和生成逻辑。这种排斥主要表现为对男性声援者的动机不信任、知识立场的质疑、对男性声援者及其亲近者的他异化。此种排斥现象有着复杂成因：网络公共事务参与中话语与行动的弱连续性；善意性别歧视与无歧视意图的文化行为的认识论困难，而互联网增加了这种辨识困难；互联网中团结机制依靠受害感及受害经验联结等因素。厘清并反思为何男性声援者会遭遇此种困局有助于增进两性的沟通理解，减少社会矛盾，更好地进行团结并促进两性平等；通过对“受益者悖论”进行理论补充，本研究也可为其他社会不正义话题的参与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作者简介

季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自2017年10月艾莉莎·米兰诺等人针对韦恩斯坦性侵多名女性发起#MeToo运动，呼吁女性说出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互联网上发言并获得声援。MeToo运动也影响到中国，女性在国内互联网发声形成一定规模，新媒体如微博、微信在性别平权的观念传播和女性主义团结方面发挥其特殊作用。女性可以在互联网中迅速找到同盟并在线发声，使得性骚扰等早已存在却习焉不察的现象成为公共话题，唤起公众重视、推进政策改进，成为了一场对不公正性别文化与制度的集体抗争（Munro，2013）。随着性别话题参与者的增多，除了女性群体为性别平权发声，还有一些声援性别平权的男性。但并非所有支持女性平权的人都被视为“盟友”，这些男性一方面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不少质疑乃至厌恶的评论；大量女性博主对男性进行批评攻击，提出“男性原罪论”“警惕女权男”等观点；当我们在网络上检索“男性女权主义者”等相关字样时，会出现诸多类似 “打假女权男”等负面关联内容。在当下的讨论环境中，男性声援者仿佛并非是女性的盟友，而是一群打着女权旗号营销的江湖骗子。

这些对于女权男群体的评价与厌恶，也构成了女性主义团结中的诸多裂痕。这使得此议题中男性声援者陷入困局：当社会上出现因性别不平等而导致对女性系统性的不正义或压迫，而一些男性作为这种不正义或压迫的受益者想要参与到旨在结束这种不正义的运动时，他们的声援就成为了一种悖论式的难题，这也被当代政治学家称作“受益者悖论”（Scholz， 2008：151）。

虽然这些言论形式并不友好甚至激烈，却不能简单归结为“极端女权”的“情绪宣泄”，否则就会忽略其背后丰富的话语内涵与生成逻辑。本文意在分析网络公共领域中，支持性别平等的男性声援者为何会收到女性主义团结不欢迎乃至嘲讽排斥的言论，试图回答此种言论的呈现方式及深层逻辑，并探究这种逻辑是在怎样的社会互动及技术背景中产生的。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有以下两方面研究意义。一方面，考察网络中男性声援者受到女性不信任的现象，为互联网中的性别社群冲突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互联网中性别群体间冲突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对网络公共领域中性别议题的男性声援者处境的观察，本研究对从“受益者悖论”进行理论补充，这对认识互联网中的公共事务参与有所帮助，同时可以为其他社会不正义话题的参与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一

文献综述：互联网性别议题中的

女性团结与男性排斥

在分析互联网中性别议题的男性声援者的排斥话语前，本文试图回顾互联网与女性主义团结的相关研究。此前研究者大多肯定互联网对于女性主义团结的积极作用。如有西方的女性学者指出，互联网创造出的“发声”（call out）文化，使得厌女症和性骚扰获得更多关注并成为公共议题 （Munro，2013）；互联网使得女性主义中的话语行动主义（feminist discursive activism）以及数字女性主义（digital feminist activism）被重视起来；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为年轻的女性提供了发声机会，但排除了不使用新媒体的女性，从而形成女性间的技术鸿沟（Schuster， 2013）。国内学者则认可发声作为一种情感劳动，是当下对抗性别不平等权力结构的重要手段（冯剑侠，2019）。

聚焦女性主义团结中的男性参与者，现有研究主要来自西方学者，如对女性主义运动中男性参与者的派别研究（Wood & Fixmer-Oraiz，2018：77），对进步男性运动的研究（Cornish，1999），以及对男性女权主义者参与目的的研究（Messner，1998；Clatterbaugh，2018）。国内相关研究较少，散见于一些采访（常江，金兼斌，2018）及媒体平台发布的文章或播客（Hu，2017；Aronowitz，2017；刘满新，2019；橙雨伞公益，2020；随机波动，2020）。关于女性运动中的男性排斥现象，有学者将其解读为他者政治或者标签化的身份政治（吴志远，2019），认为网络女权主义通过建构他者使得男女陷入二元对立（弗格森，李泽明，赵开开，2018）。也有学者将此解读为一种立场主义的知识论（Scholz，2008：168）。另有研究关注“厌男症”（misandry），但大多学者认为“厌男”的女性只是讨厌男性的社会角色，“厌男症”并非如“厌女症”是一种系统化结构化的问题（Gil More，2009；Johnson，1997；Young & Nathanson， 2010）。以上研究虽关注到了女性对男性的排斥现象，但在不同程度上有待补充：如仅用“他者”解释排斥成因，那么女性心中纠结、隐微的部分就被忽略了，因为排斥话语中隐含着 “希望男性不是他者，又认为他不可能不是他者”的复杂心态。立场主义知识论则陷入一种生理决定论之中，即认为男性无法共情女性经验，但对于为何女性会持有此种认识论，并未进一步解答。“厌男症”不能解释为何男性声援者扮演的并非传统父权角色，他们往往是女性的同情者，却也被施加了排斥话语。

另有相关研究会突出网络匿名性和自由表达的特点。一方面，互联网在信息控制、准入门槛、表达成本上给予表达者前所未有的空间，使其更有潜力成为一种观念市场（王四新，2008）。另一方面，匿名的网络空间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免责情境，使用户的话语从内心想法转变为可见的尖锐言论（刘立红，2009；徐智，高山，2019）。但以上解读更多地给出了技术成因，即为何此种话语能够从不可见变为可见，而未展开分析话语背后的逻辑成因。

二

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在《政治团结》（Political Solidarity）中，萨莉·舒尔茨（Sally J. Scholz）提出了政治参与的受益者悖论（the paradox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rivileged）：一般来说，当某人作为社会系统性不正义的受益者，却想要加入旨在结束此种不正义的政治活动时，其参与就会面临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局（Scholz，2008：151）。

本文拟将新浪微博视为一种网络公共领域，将在性别议题中发表看法或者自述经历的行为视作一种公共事务参与，将女性用户对于性别平等的呼吁与发声看作一种自发的网络团结，将男性视作性别不平等的受益者。本文关注的现象，则是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支持、同情、声援女性性别平等的男性，作为性别不平等的受益者，在声援女性运动、参与性别平等话题时遭遇的女性主义团结排斥和厌恶的困局。

首先，本文将微博视作网络公共领域的代表。公共领域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经由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诠释得以广泛传播，指一个介乎国家与社会间的、公民进行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Habermas， 1991）。本文将此概念扩展至网络中，选取新浪微博为代表进行研究。虽然“公共领域”具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需同时满足“权力之外”“全民参与”“理性讨论”和 “公共利益”的条件，但微博就其传播特性而言，是最有可能接近这一概念的社交平台。微博使得多元性、小规模性、双向互动性、平等性的自主性传播行为得以实现（张跣，2010），用户可以独立发言，对公共利益问题展开讨论、交流；其用户数量广泛，可观察样本较为充分；其添加话题的功能，使研究者能够快速判断出某条文本是否属于性别议题；其转发评论的功能，又使研究者可直接观察和采集针对男性声援者的排斥性文本。更重要的是，微博在国内MeToo运动中发挥了引起公众关注与讨论的作用，具有一定政治现实的批判力量（常江，金兼斌，2018）。

其次，人们在微博的话语表达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社会问题只有变成可见议题被公众言说时，才能激发抗议的活动（Morris & Mueller， 1992：87），因此话语表达不仅仅是说话，其中也蕴含着政治维度。网络行动主义（Internet activism）与话语行动主义（discursive activism）关注公民的网络参与和在线互动对政治的影响，网络行动、话语表达也被视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特征（许玲，何道宽，2012）。这种行动主义并不一定以政治抗争为唯一目标，女性主义团结也想要争取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徐璐，王丹，2017）。据此，本文将微博上针对性别议题的话语表达（原创、转发、评论等）视为一种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女性主义团结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界定的“女性主义团结”是一种由话题聚合快速形成、可供自动加入的群体，即政治学家舒尔茨意义上的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与拥有正规组织及相应准入机制的“政治团结”（political solidarity）不同，“社会团结”无需正规组织，也缺少对成员进行培训、教育的程序，无严格准入机制，不依赖对团体的承诺，而更依赖于共同的社会经验（Scholz，2008：161）。由于互联网中进行表达并非基于身体行动的政治行为，男性声援者所发出的声音无须经过团结机制的过滤，其加入也无须经过批准，因此女性主义团结无法将其排除在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声援者才会一边事实上加入了此种团结去声援女性，一边受到团结内部的排斥和质疑。

虽然当前我国的性别观念相较于封建社会有明显进步，但在相关调查中看，女性无论是从教育获得、工作升迁、参与政治还是婚姻、生育乃至家务劳动，都受到性别体系的压迫（郭旭红，2014；王勇慧，1999；张艳红，2009）。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妇女地位排名仅为107位。在真实的社会处境中，男性仍为不平等性别结构中的受益群体。

关注性别议题、呼吁性别平等的男性，一般被称为“男性女权主义者”（pro feminist/male feminist），在国内网络中也被称为“女权男”。学界对男性是否能成为女性主义者意见不一，部分学者认为男性不宜自称女性主义者，因为女性运动的发起者应是女性，男性缺乏女性受压迫的经验，且男性自称女性主义者会抢占女性话语权（Tarrant，2009）。但此问题并非本文重点，为行文方便且避免争议，文中使用“男性声援者”一词来概括支持、同情、声援性别平等，关注性别议题的男性群体。

本文期望呈现网络公共领域涉及到性别议题时，声援性别平等的男性在发表看法时遭到女性群体排斥的现象，分析排斥话语背后的逻辑及成因。此现象并非集中于某一特定男性声援者或某一特定事件，因此本文暂跳出个案研究，采用在线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涉及性别议题时男性声援者微博下方的转发、评论以及对男性声援者的负面评价文本进行分析。在网络参与观察阶段，笔者选择了有“#Metoo”“#姐姐来了”“#冠姓权”“#看见女性劳动者”等具备性别议题特征的话题进行观察。一方面，以上话题具备明显性别议题特征，符合质性研究中“概念的代表性”原则；另一方面，以上话题具备极多的讨论数据，可以为后期笔者收集信息的饱和性提供保障。

线上参与观察时间段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为进一步确定观察范围，研究选择的观察对象是那些通过微博公开表示支持性别平等、声援性别议题的男性用户，主要包括：第一，具有新闻工作并在工作中为女性发声的男性用户；第二，在微博上创建或维护相关话题标签的男性用户；第三，利用自媒体平台传播反对性别歧视或者帮助遭遇性别不平等的女性发声的男性用户。笔者观察和挑选其声援微博下方评论与转发文本，及相关评价性微博文本，根据发言用户的ID资料、口吻、及主页的发言历史和图片视频的发布情况及互动历史，判断对其发表排斥色彩话语（如谩骂、攻击、质疑）的用户是否是女性，文本符合“排斥文本”“由女性用户发布”两点被视为有效文本，而无明确个人信息账户发布的文本被视为存疑文本，最终未予采纳。在成文时，笔者选择了私人信息暴露较多的用户发言进行引用，保留记录日期和用户ID。

在访谈阶段，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依据样本数量“信息饱和原则”进行操作。具体而言是笔者于微博发布招募访谈对象的通告，并在访谈前与报名人员进行沟通交流，确认其关注并了解此现象。访谈于2020年4月至2020年5月间完成，访谈时长均在一小时以上，受新冠影响，笔者主要采取线上电话及视频电话的方式进行访谈，记录受访者基本信息、相关社会经历和生活经验，访谈其关于对于男性声援者的认识和态度，及其对于男性声援者遭受排斥现象的看法，并在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记录。研究采取半结构访谈的方式，鼓励受访者在既定的主题下自由表达看法，并不断追问相关内容。访谈未事先设定人数，当访谈内容趋近饱和，连续出现重复内容时，判定已收集较为充分的访谈资料，并终止了访谈。

获取到足够资料后，笔者对原始文本进行整理，之后通过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的方式，回归具体社会处境，解析原始文本的叙事成分，并根据真实社会场景，尝试诠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从而实现意义的理解与重构：即男性声援者虽然收到诸多攻击性言论，但其受到的排斥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极端女权的攻击和谩骂，而是有其复杂成因。

三

性别议题中对于男性声援者的

排斥话语的现象描述

在男性声援者的转发、评论以及相关评价性文本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攻击性言论，这些言论变换花样、表现形式良多，但最终指向对男性声援者的警惕、不信任乃至排斥、嘲讽、攻击。通过对其叙事成分的诠释分析，可以看出此种排斥存在以下三方面内容表现。

（一）基于男性声援者的动机质疑与臆测

在针对男性声援者的转发、评论及原创评价性文本中，通常夹杂着对其动机的揣测。这类文本往往并未直接针对男性声援者的发言内容，而是质疑和揣测其动机，认为他们并非真诚地加入议题讨论，只是通过发表对女性的同情、支持和声援话语达到其他目的，如获取注意力、公众形象和性别红利。

在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下，他人的注意力是种有需求且紧缺的商品，注意力意味着影响力，可以用来赚钱（张雷，2000）。因此在男性声援者为性别议题发声时，会被质疑这些言论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想通过获取用户注意来达到巩固粉丝群体、获得正面形象乃至赚钱的目的。代表性的言论如下：“在微博上（某男性声援者）发个女权内容都比女权博主受欢迎太多，吸粉不少。”（@悠然若水会幸福， 2019年12月24日）及“呵呵，（某男性声援者）表面上为女性说话，是女权男。实际只是割韭菜的。”（@用户5590586495，2020年3月12日）

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支持弱势群体是一种政治正确，因而有人质疑男性发声只是为了制造正面的公众形象，如某男性声援者为性别议题发声时被评价为“女权议题上的面子工程”，暗示其并不真诚。或者质疑男性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粉丝，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代表言论如：“他要么就想借女权恰烂钱，要么就是想装的自己很像个人。”（@谁言铁马，2020年3月11日）或“这次（某男性声援者）真是令人失望，也好意思讲什么哥哥来了、哥哥也在，不吭声或许是真的没及时关注，都出来说话了还像完成任务一样走过场，实在很像蹭热度。”（@泡椒草莓挞，2020 年4月11日）

此外，男性声援者更易受到女性偏爱，几乎所有女性受访者都承认，相比不发声的男性，自己会更偏爱男性声援者。因而对于其动机的臆测还涉及到求偶红利与性资源，暗示男性是为了表现同情心、展示性魅力，从而吸引女性粉丝才声援：“（某男性声援者）真的是太受宠了，这是很值得反思的一点。包括平时我们都会不自觉用‘这个男人他支持女权耶，他真的挺好的’这个想法来给异性贴标签。说句不好听的，我很难相信男性会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被宠爱本身，就是一种性别红利。”（@王晰的秘密情人，2020年4月9日）以及类似的“我现在也不算太信那些自称男性女权主义者的人。给自己安这么个标签显得很牛，和女孩们的关系也会好，何乐而不为呢。”（@lithromantic_luna，2020年4月7日）“受宠”“和女孩关系好”等词语的使用，都暗示其动机并不单纯，夹杂着两性求偶的目的，其言论也并非真诚，只是想要吸引异性、获得更多性资源与性别红利。

（二）基于生理性别的立场主义知识论预设

性别议题与人的生理性别直接相关，生理性别使男性天然处于性别不平等结构中受益者的位置上，因此在相关议题中，男性会被女性主义团结视作“他者”，而“他者”在此议题上无发言资格。“男性都不是女性，又如何主义？”这实际体现了一种立场主义知识论的预设。此种预设集中表现以下几方面：首先，此预设质疑男性缺乏性别压迫的经历，如：“男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他们没办法在现实层面上能真正的体会女性所经历的不公。”（@-是贰叁呀，2020年4月12 日）其次，此预设质疑男性缺乏对性别歧视的敏感度，也缺乏对女性真实处境的了解，如：“没办法相信任何一个性别为男性的女权主义者（虽然本来也很稀少）。突破自我限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和身边的男性聊过女权这件事情的话，就会发现很多潜意识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废话2021，2020年4月6 日）或者“（某男性声援者）自称男性女权主义者，说的话百分之八十在一般女性眼里都感觉是风凉话，男性很难体到那种危机与压力，所以也意识不到自认为公平公正的话其实是风凉话和高高在上。”（@满川亭，2020年4月11日）最后，这种质疑有时并非针对声援者发表的观点本身，只是质疑男性对此观点能否保持忠诚并具有持续性、系统性的认识：“女权男微博的观点就算认同也不要转，毕竟男性一沾碰自己利益的东西就犯弱智。反对家暴，反对荡妇羞辱，反对就业歧视，这些政治正确的话谁不会喊。到了冠姓权，继承权，代孕这种根本性问题才能见真章。”（@阿尔特迷思，2020年4月6日）

在立场主义知识论者看来，每种立场的群体所获得的知识是不同的。尽管每种知识立场都有其局限性，但压迫者观念的歪曲程度，相较于受压迫群体来说更为严重。因为受压迫群体既有自己的知识，又要明白掌权者的思维，而压迫者却毋需了解被压迫者（Wood＆Fixmer-Oraiz，2018：46）。这种立场主义精确到性别议题中，则表现为对于男性能否真正理解性别不平等的怀疑：“我几乎不相信会有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永远感知不到身为女性的痛苦、压抑、惶恐、害怕，被侮辱被歧视被骚扰的一生。”（DO，2020年5月19日）认为男性对于性别的认识往往是片面、匮乏、甚至谬误的，从而无法放弃自己的天然利益去参与女性运动（戴雪红，2010）。

实际上，这种预设也反映出女性主义团结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虽然女性主义团结怪罪男性缺乏性别压迫的知识，在性别平等活动中缺少作为，如“好些男大V平时参与热点话题，总是尽力表现出一派客观理性公正的样子，一遇到女人争取和男人同样权益的问题，平时自诩的客观理性公正瞬间魂不附体。”（@云间黛， 2020年4月7日）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团结又质疑男性能否真正同情女性的知识立场，并有所作为，如在一些男性声援者发表“哥哥来了”话题表示支持女性时，又受到类似质疑：“我直言了吧，#哥哥来了就是恶心，非常恶心。是一群仿生人高高在上俯视女人的痛苦与卑微，他们衣冠楚楚，他们富有同情。但男人永远不可能与女人共情。只要父系权威还存在一天，这样的共情就不会存在。”（@皆似飞鸿踏雪泥，2020年4月11日）这种矛盾态度使得男性在声援女性时会面临后一种质疑，而不作为时又会面临前一种质疑。

（三）对于男性声援者及其女性亲近者的他异化

如果说以上话语还相对温和，那么还有一些明显针对男性声援者的他者化言论，包括但不限于“蝻人”（男人）、“女权蝻”（女权男）或者“蝈蝻之光” （国男）等反讽乃至粗俗冒犯的词句，如“一些渴婚女见到女权蝻就想结婚”（@上海蟹壳黄，2020年4月21日）。这些言论通过将“男”谐音化为非人的“蝻”，把男性声援者置于一种极端他者乃至“男性原罪论”的境遇中：“反感女权男发言，他们享受男性身份福利而不自知。只要男性享受一天男性身份带来的‘特权’，那男性就自带‘原罪’。”（@磕什么爱豆滚去工作吧，2020年4月10日）他者概念被女性主义者用作对父权制的批判之中，即批判父权制将女性建构为他者（张剑，2011）。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后，运用他者概念来分析两性关系成为一种常规写作方式，男女因性别不同被认为是一种“他异关系”。但在上文呈现的语境下，男性之于女性是某种“它者”，两性间是某种“它异关系”，这并非仅是生理性别的差异——性别差异毕竟还预设二者同为“人”这一主体，这些言论实际上制造了一种人（女性）与非人（动物，蝻）的差异，表现了一种绝对差异和根本不同，发言者仅因性别不同就绝无沟通的可能。在这里，不管是男性受访者还是女性受访者，都认为这种表达过于极端，影响沟通效率，“这种说法很令人反感，被无端扣上这种恶意满满的帽子，非常让人生气，我觉得挺无聊也挺可怕，看到成堆类似的评论也没有想进行沟通的欲望。”（HX， 2020年5月1日）

若此种攻击只针对男性，也许仍可用性别对立进行解释。但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观察到另一种由男性声援者产生的对女性的次生性排斥。也即此话语连带攻击主张团结男性声援者的部分女性群体，即便生理性别同为女性，也被敌对和他异化了。如：“国女相信有女权男，一是蠢，二是膝盖有残疾。”（@铁齿铜牙呜喵喵，2020年3月14日）具有相似叙述成分的还有：“女权男博主的微博评论下的渴婚女，简直跟八百年没见过好男人一样，哭天抢地终于有男人来给她主持公道了的样子看得我瞠目结舌。”（@铁血拳师王龙渊，2020年3月20日）“蠢”来暗示此类女性智识水平低下，“膝盖有残疾”一词则暗示了这些女性没有性别觉醒意识，而对男性声援者表示欢迎的女性则被看作“没见过好男人的女人”，也和男性声援者一同遭到了排斥。

四

性别议题中对于男性声援者

排斥话语的深层逻辑

探索互联网的女性主义团结中为何表现出来这种男性排斥话语，就需要对其背后观念加以考察。为何男性声援者本是作为支持女性主义、支持性别平等的角色出现，却依旧遭到排斥？实际上，这是多层次、多主体共同造就的结果。

（一）网络中话语与行动的弱连续性：对男性声援者不信任感产生的根源

与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中获得的立体性、整体性信息不同，在网络中人们所接收到的往往只是对方碎片化、平面化的表达，政治参与的主体往往处于话语在场而身体缺场的状态（张荣，2015）。如果说现实生活的政治参与中，身体行为即话语，身体参与可以表达、强化与输入政治诉求，并接受监督；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建构其政治参与主体身份的则主要是话语。作为肉体无涉的行动，话语虽然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实际行为后果，但与现实的政治参与相比，其与身体行为的连续性大大减弱了。女性主义团结对于性别平等的追求虽依赖于话语，却不止步于话语；期待有人为之发声，更期待实际的行为支持。如受访者YF表示“声援和为女性发言不够，最好还有一些呼吁或者是之类的行动，但现实中先做到嘴上说说就已经比沉默或者男权帮腔好很多了。”（2020年5月5日）SY表达了类似看法“声援也算支援女性吧，但我觉得这种支持力量较小，除非本身自己是个意见领袖。”（2020年5月1 日）虽然受访者大都认可男性发声也算一种对女性的支持，但同时认为这并不代表其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有所行动。“这些女权男就算发言了又和温和男权有什么区别呢？现实里他从男权得到利益输送并不会因此减少啊。反正我这个人俗，你把性别红利让出来我就相信你是女权男，虽然好听话不是谁都会说，但是比起一个人说了什么，我更看重一个人做了什么。”（DO，2020年5月19日）而实际上行动是更重要的部分：“我认为还是需要具体做点什么，一个人可以一边为女性讲话一边对现实漠不关心或者不敢站出来质疑周围的环境的，不过对发言的人还是鼓励态度。” （XX，2020年5月4日）虽然话语支援值得鼓励，但在现实生活中拒绝性别红利乃至制止性别不平等的行为更加重要：“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男性不妨试着从困难的做起，三省吾身，领导在饭桌上给姑娘讲黄段子，制止了吗？群友在微信里发偷拍视频，斥责了吗？酒友说刘强东被仙人跳，反对过吗？都没有，建议不要在网上指导女性如何做更正确的女权主义者。”（DE，2020年5月16日）

在话语与肉身行动连续性较弱的背景下，男性声援者虽然做出议题上的努力，却缺乏强连接性的渠道接受监督。男性可以一边发表性别平等的观点，一边在现实生活中享受性别福利。这种现象也得到了男性受访者的证实：“我会在公共平台给予言论支持和声援。但在求职中因为性别获得显而易见的优势，有时也对此非常得意。”（HX，2020年5月1日）另一位受访者也有相似体会：“发声当然也算支持女性运动啊，以言行事啊，说说话很容易吗？也没那么容易吧。但有时自己能感受到自己作为男性的无礼、强硬、粗暴，有时候真的不自觉就那样行动了。身为一个男性在这个社会上有巨大的优势，所以对那些网络上不疼不痒的谩骂讥讽，我是不在意的，影响到我现实生活了吗？”（DT，2020年5月23日）

因此，对男性声援者的质疑并非在孤立环境中产生的。这些话语所表现出的挑剔甚至神经质的排斥态度，正是网络与现实生活割裂、线下男性的性别红利依旧难以动摇的焦虑再现。女性因而对男性声援者是否真诚参与表示怀疑：“作为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到底是喊口号还是真心实意地想要为女性做出实事，这一点我也确实保持怀疑。”（XX，2020-5-4）或者“很多男人都有这个毛病，特别喜欢抢占话语权，下结论、做总结。事情快要了结的时候，就突然插一脚进来，点点头，略表肯定，再讲上几句看起来高屋建瓴实际上无足轻重的话，做一番样子给人看。从心理支持到法律援助再到公众倡导，男性在反性暴力上参与了多少，大家心里有数。”（DO，2020-5-19）抑或认为至少是存在拉拢人心的嫌疑，“有的人是真情实感，有的人却用这个来拉拢人心。”（FF，2020-5-13）

更进一步来说，由于互联网身体行动与话语弱联结的特性，男性声援者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可以享受性别红利，甚至可以做出直接伤害女性的事情，比如在网络中说着要尊重女性，实际生活中却对女性施暴，类似情况的反复出现也使得男性声援者遭受质疑。“不管动机如何，如果是为女性发声，言语也是尊重的，我会很感谢。但反转很多，之前就有个coser经常转女权微博为女人发声，看起来真的很女权男，后来被扒皮吸毒家暴，女友因为他堕胎好多次已经不能怀孕了。”（XK， 2020-5-30）这种言行不一甚至相悖的案例（反向流行，2021），都说明在网络中行动与话语并不连续，甚至可以全然相左。这种男性声援者肉体行动与话语的弱连续乃至割裂，也会使得女性主义团结对其产生质疑。

（二）善意性别歧视与无歧视意向的文化惯习：互联网中区分盟友的认识论困难

在谈到男性声援者的发言内容时，女性受访者表现出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应该鼓励男性声援性别议题；另一方面，她们也表现出对于男性声援者知识立场的隐忧，如男性缺乏对性别歧视的敏感度：“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认为受到的欺凌，可能男性不觉得，比如说开黄腔什么的。”（ZJJ，20205-6）或者对于女性处境知之甚少：“有男生是支持女性主义的，但是他一开口就表现出来对女性境况了解的无知。”（YY，2020-5-6）在女性受访者看来，男性在声援女性时确实会残留一些父权思维，并欠缺关于女性处境的相关知识：“你看过他（某男性声援者）发关于反对性侵二次伤害的那篇微博吗，通篇都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看着好像在为女性说话，仔细看就感觉只是在塑造自己为女性发声的男性形象。装都装不像，还是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WY，2020-5-3）

更进一步，即使出自对女性的同情，男性声援者也会因认识偏差、知识立场不同而不自觉地落入父权制的窠臼，即善意的性别歧视（benevolent sexism）（Wiener，Hurt，Russell，Mannen & Gasper，1997）。“我有一个朋友看到强奸犯的新闻就想把他们都阉割，但他不能接受no bra这件事情，他不是说女孩不能这样穿，而是觉得社会上坏人太多了，所以你不能这样做，就似乎是出于保护，但其实也把你桎梏在了某些行为里面。”（BY，2020-5-2）这种善意的性别歧视将女性视为脆弱、精致需要珍惜或保护的对象，看上去是对女性的照料和同情，却也暗示着女性的低级被动，将性别不平等合理化。实际上，善意的性别歧视对女性的影响不容小觑：“就我的工作领域而言，男性更容易得到一些机会，比如出国之类的，尽管出发点不是歧视女性，而是所谓担心女性的安全。有些男领导为了避嫌，更愿意找男下属参与项目，因为涉及出差、吃饭等场合。我自己觉得，这似乎避嫌了，满足了一些人的道德幻觉，但真的剥夺了女性很多机会。”（QQF，2020-5-14）此种情况下，男性以一种主观上爱护、实际上刻板的方式将女性限制在特定的社会性别角色里，看似善意，事实上却默认了女性的从属地位。由于善意性别歧视本身就是传统父权社会和性别刻板印象的衍生物，因此男性哪怕是出于善意，稍有不慎也会发表类似的看法：“看到女孩遇害的社会新闻时，他（某男性朋友）很生气，但可能观念里是觉得社会上存在比较危险的男的，所以只就会说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阉割了，可他也没从女性的立场去点评这件事，仍然觉得女孩子不应该穿得那么暴露。”（BY，2020-5-2）。

另一方面，有些行为言论虽可以溯源至父权制下对女性脆弱的假定，其最初的历史渊源带有保护性父爱主义（protective paternalism），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这些言论行为也变为一种价值无涉的文化礼仪。如“女士优先”的礼仪原本是骑士文化中性别主义道德，但随着原有文化模式的消逝，这套礼仪又成了原有规范的二阶表达，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性别歧视意向的文化惯习、角色扮演（Elias，2000：45-172）。这种文化行为与真正的性别歧视在外在表现上十分相似，深层意图却并不相同，再落实到具体生活情境中，就更需要从细微处区分。受访者谈到，由于情境的复杂，男性声援者的行为或言论既能被理解为善意的性别歧视，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歧视意向的文化行为，这就使得女性在被关照时也倍感困惑：“（某男性医生）谈一些女权或女性问题，有一丁点保护呵护女性的视角，让我有点反感。我不确定这是因为他站在男性立场上认为所有女性都是弱者，还是站在医生关心女性患者及潜在患者立场上。但的确如果是女医生来写这些科普文章，我会少一些这样的困惑。”（YF，2020-5-5）

进一步来说，现实生活中知识立场的区分还勉强能够通过对方给人的整体印象如言行举止、交往历史以及细微的差别来区分，如：“比如女士优先和帮女士开门，其实我是比较享受被照顾一下的，但很多时候也觉得这样并不好。然而有时需要搬东西，只是因为在场的人男性体力比女性好，所以他们来帮我搬我觉得不算性别歧视，但如果男性们坚持全自己搬而不让女性搬，这样又影响到了效率，我就觉得算是歧视了。”（YF，2020-5-5）或：“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男性真不真诚，可以在日常的言行里面可以透露出来。那种假装的平等或不自觉的歧视是能感觉到的。”（BY，2020-5-2）那么到了网络中，这种区分更为困难：“（某男性医生），我总觉得他有一些迎合男权立场粉丝的话题和文章，比如说姑娘脸太大要怎么注意啦。但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视角我很难判断到底是不是性别偏见，还是他本身在做的就是女性健康科普性质所致。”（YF，2020-5-5）

这样的情境之下，女性主义团结一方面需要抵制善意的性别歧视者，担忧男性声援者会因顽固的知识立场而落入善意的性别歧视中去，从而间接巩固了父权社会结构（张珊珊，谢晋宇，吴敏，2019）；另一方面，又很可能一并苛责和抵制了保留文化行为却无性别歧视意图的男性声援者，从而误伤盟友。

（三）社会文化及媒介暴力：依靠“受害”联结的女性主义团结

虽然赛博女性主义者认为，新的传播技术有利于促进女性赋权，推动性别平等的事业，改变女性受压迫的现状（徐璐，王丹，2017），但实际情况也许并不乐观。网络经常会迎合社会的厌女症情结，甚至助长性别歧视在网络上的延伸（徐智，高山，2019）。媒介倾向将女性塑造为弱者，制造刻板印象，在报道倾向和观念中往往也体现出对女性的歧视、贬损、偏见和污名（范红霞，2013）；同样的职业，女性也会受到更多的贬低和弱势化的媒体报道（牛卫红，2007）。

因而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女性议题通常以负面新闻的方式引起关注讨论：“厌女的媒体新闻简直不要太多，妈妈带孩子怎么不负责啦，爸爸带孩子怎么搞笑啦；女运动员得奖牌，却是男运动员上封面啦。厌女的新闻出现了太多，我看到这种新闻之后就有厌男情绪。本来就生活在厌女的社会里了，没想到媒体还要继续强化这样的氛围。”（WY，2020-5-3）而这类似新闻报道很容易使得女性在面对男性时保持警惕：“可能是在微博看到的很多男性负面新闻导致我已经对未知男性群体有了先入为主的负面认知吧，可能描述为恐男而不是厌男会合适一点，类似于一种对男性的PTSD。”（CC，2020-5-19）

引起大规模讨论的通常不是性别意识进步的喜讯，而是对女性造成重大伤害的消息，如韩国n号房间、滴滴司机杀害女乘客等进入公众视野的议题中，揭示的往往是女性在性别结构中受害的社会现实，这使得相关讨论中通常伴随着大量女性用户对于现实生活不公正经历的控诉、揭发、与受害者的共情。因而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女性主义团结通常依靠共同的受害经验与受难感受招揽起来，其话语也就很容易导向女性的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of women）。女性作为父权制的受害者被凸显出来，其受益者也就越发面目可憎了：“家暴强奸性侵性骚扰事件被曝光的时候，厌男气氛达到顶峰，经历过的，没有经历过的女孩都被这样的氛围笼罩。”（YY，2020-5-6）而网络新闻很可能助长了这种对于男性的厌烦情绪：“我觉得我身边好多女生以前可能都不是那么厌男，但是就自从找工作开始发现就是职场的性别歧视特别严重，薪资待遇有差距，然后让她们厌恶这个男性社会。我觉得媒体影响也还是比较重的，看了新闻之后大家都会有点激进想法。”（BY，2020-5-2）

父权制也许是过于宏大的靶子，具体到个体身上则是每个男性都参与了父权制对于女性的戕害——“‘蝈蝻’‘蝻人’这些蔑称显然都是气话，但是可以理解的气话。男性享受那么多性别利益，压迫女性而不自知，承受这些责骂也是应该的。”（QQF，2020-5-14）男人在此被标签化为共同的敌人，群体的罪过逆向施加到从属于群体的每个人身上，因此哪怕是声援者，只要他是男性，就是父权制的具体受益人，是此种团结机制的共同敌人。进一步来看，既然男性是共同敌人，那么相信和亲近男性就是一种愚蠢甚至背叛性别共同体的行为，因而也会出现对男性声援者的女性亲近者的次生型排斥。

五

结论与讨论：从男性声援者

看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受益者悖论”

本文借“受益者悖论”的框架考察了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男性声援者所受到来自女性主义团结的排斥话语表现及其成因。

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女性主义团结对于男性声援者的排斥，表面上是一种标签化的身份政治、一种知识论的局限、一种他异化行为，实际上体现出的却是这种结构性不公令企图结束不公平的受益者与被压迫者双方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网络的种种特性加强了此种困局。

受益者首先面对的是网络空间中话语行动主义与话语行动弱联结的矛盾：一方面，在网络中发声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互联网话语与行动的弱联结的特质使得网络上对于公平的呼唤很可能只是一种乌托邦，受益者的声援很可能是一种惺惺作态。其次，受益者的知识立场也体现出了加入团结机制的两难：一方面，被压迫群体对受益群体有着立场主义知识论的预设，女性认为男性声援者不具备性别压迫的知识，对其进行苛刻的排斥；另一方面，受益者针对被压迫群体的善意歧视确实存在，若不加以消除，只不过是间接巩固了不公平的结构，而复杂的情境加重了辨别歧视与非歧视之间的认识论难度，使得受益者很难自证自己的知识立场。最后，网络公共领域中群体依靠话题聚合的特点致使团结机制本身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被压迫群体通常依靠话题聚合，并依赖受害感联结，结构性压迫的罪过往往被逆向施加到每个受益者个体身上，使其很难被团结机制接纳；另一方面，不友善的社会文化及媒介暴力，很难不让受压迫群体产生巨大的集体情绪，自然地依靠受害经验联结。因此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团结中对男性声援者的排斥、质疑、不信任，看似是针对受益者的苛刻与恶意，实际上也是被压迫群体遭遇结构性压迫的代偿性恐慌、不安、困惑、焦虑乃至愤怒的反映。

当然，本研究并非希望将排斥态度合理化，而是试图揭示其复杂成因。事实上，据以往研究，受益者的加入对于反压迫目标的实现有积极作用，因为受压迫群体缺少实现社会变革或者文化变迁所必需的权力地位，很难独自结束不公正现象；受益者的加入可以更好地联结受压迫群体与压迫群体，从而改变运动中可能存在的偏见（Scholz，2008：151-187）。实际上，“男性原罪论”这种针对性别的本质主义论断，恰恰是女性运动需要反击和改变的观念。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在于改变社会制度与文化风气，行动的目标应是促进制度变革和移风易俗，而非对个体的排斥。

另外，团结机制是否应该要求每一个受益者加入时，都必须对于结构性压迫有着清醒和彻底的反思？笔者认为这个准入门槛也许过于严苛。即使是女性成员，在参与性别议题时也可能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许多女性受访者表示虽自认为关注性别平等，却也经常发现自己的局限。因此，不论受益者还是被压迫群体，参与运动的重要品质都在于受教育和沟通的可能，只是受益者更应放弃其认识世界的特权，理解他人的受压迫经历，从而与被压迫者维持真正的同伴感觉。因而更有效率的团结应是由共同承诺而非由一种经验或性别所联结的团结。这意味着即使是受益者，只要做出消除结构性不公的承诺，都可以形成团结，这种团结即为政治团结（Scholz，2008：151-187）。

事实上，虽然男性群体是性别不平等结构的受益人，但若将每个男性个体都看作是截然对立的敌人，也就很难建立舒适的两性交往，既不利于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也不利于个人发展健康的私人关系。因此，厘清受益者悖论的逻辑及其成因，探讨新的团结机制建立的方式，有助于我们反思从契约与承诺而非身份与立场来断定每个个体是否为可团结对象，从而加强个体间的理解，避免因身份和立场的简单化而导致的性别对立，促进健康的私人关系的建立；同时促进社会群体间的交流沟通，避免互联网中的群体极化，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减少社会冲突。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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