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与短视频时代，文学与电影如何自处？

“导演，我跟你谈一下我的真实想法，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在12月2日的北影大讲堂顶峰对谈上，作家刘醒龙犹豫了许久，终于还是对着黄建新导演，说出了那个让他耿耿于怀了多年的心结。这部1994年上映的电影《背靠背，脸对脸》，改编自他1992年首发在《长江文艺》的中篇小说《秋风醉了》。作为黄建新导演的城市三部曲的终篇，不仅在当年收获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和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并且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5分，被年轻影迷们尊为“描写体制内生活的神作”。但上映几十年来，刘醒龙却从未看完过这部改编自己小说的电影，他到现在还能回忆起第一次看到一半，发现片中原本淳朴的父亲被改成心机深重的恶毒角色时，他感觉到“毛骨悚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电影看到这儿为止，后面的内容他再也没看过，因为不敢往下看了。

当时他立即拿起电话，去问黄导的老搭档编剧孙毅安：黄导怎么把小说改成这个样子了？这完全不是同一个小说了！虽然只是一个人物细微的改变，它就是两部作品，文学精神变了。”

黄建新则笑着回复，

幸好你没看过剧本咱俩就合作了。

电影《背靠背，脸对脸》

他还记得，当年第一次看到这部小说，是在宁夏，拍戏间隙，联合导演杨亚洲拿了一本《小说月报》推荐另外一部小说，他看了觉得很好，但没那么着迷。但翻到了后面的《秋风醉了》，只看了三分之一就激动地对杨亚洲说，“赶紧找！这个版权在哪里？”作为原著作者，刘醒龙给了导演极大的信任，写了一封信说，“没问题，你们拍吧。”仅花了3000元的版权费，黄建新就得到了小说没有时间限制的版权。过程中两人甚至没有见过面，直到电影上映20多年后，两人才在一次学习班上第一次见面说话。而刘醒龙对电影中那个“把他一世英名都给毁了”的改编心结，硬是憋了近三十年才第一次提出来。

导演 黄建新、作家 刘醒龙

在90年代初，低廉的版权费，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和改编限制，作家和导演对彼此专业这样程度的信任和尊重，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这是文学界和电影界的普遍现象。黄建新拍摄的《黑炮事件》《轮回》《埋伏》《五魁》《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打左灯向右转》，分别改编自张贤亮、王朔、方芳、贾平凹、邓刚、刘醒龙和叶广芩七位作家的小说。“我的电影跟小说的关系特别密切。”他感到很幸运的是，这七个著名作家都对电影改编内容没有干涉过一分一毫。“都是问你有没有想法？我说我有想法。你的想法是认真的？认真的。好吧，那你弄你的吧。即使在一些情节和方向上有不同意见，但还是表示对电影的支持，我挺感动的。”黄建新说。

电影《背靠背，脸对脸》

那是文学创作与电影创作紧密结合的时期，也正因为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的滋养，第五代导演不约而同地在1994年前后达到创作巅峰，那一年，张艺谋拍出《活着》，陈凯歌拍出《霸王别姬》，田壮壮拍出《蓝风筝》，黄建新拍出《背靠背脸对脸》。

也正因为此，黄建新对北京电影学院与中国作家协会联手举办这次向文学致敬的活动特别有感触，他回溯中国电影史上比较好的电影，包括《活着》，其实都是小说改的。畅销的《哈利波特》，也是小说改的。

因此，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灵魂在世界的精神力游荡的时候，跟导演是不同的，跟编剧也是不同的。小说作家经常一个人静静地抽着烟，进入冥想状态，而编剧会有一堆策划人坐在他旁边，几乎不能够进入个人的创作状态，导演在片场更是经常急，连蹦带跳的还骂人。因此小说是电影很重要的精神源泉。“我们没深度，深度都是你们的。”黄建新笑着对刘醒龙说。

刘醒龙也回忆起在金鸡奖评电影时，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先生曾叹气道，2000年以后的电影，文学性欠缺。和90年代比起来文学性欠缺。这也是青年导演和第五代导演比起来最大的欠缺。

黄建新导演则对电影文学性的回归表示乐观，他提起前不久上映的，由魏书钧导演的《河边的错误》，就是改编自余华小说，作为文艺片都卖了三个多亿，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电影《河边的错误》

本次北影大讲堂活动，也将发起联合制片计划，进行严肃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征集。由中国作协推荐百部获奖文学作品进入筛选改编流程，从电影产业端推动青年电影人的作品内容升级。

提起电影改编小说，黄建新认为，小说在人物、在深度特别在心理联想上都是超过电影的，因为电影只有一个具象，所有人都得顺着你说的景，先消除了自己的空间联想来跟着你。这也成为电影改编小说的难点，因为100个人有100个联想，对着你的联想，你是不是能够说服大家就变得特别重要，所以电影的二度创作，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把它真正转化成真正的电影，具备电影的魅力。

具体在做《背对背，脸对脸》的改编时，为这个现实主义故事寻找审美距离，成为了黄建新最大的挑战。故事发生在文化馆，而一般地方的文化馆，大部分都是在比较现代化的办公楼里，这让他觉得故事缺乏视听上的奇观。“我觉得找不着电影语言。小说写得那么好，我如果那么拍，肯定出来特别糟糕。”直到一次，他看到西影厂的《猴年耍猴》。耍猴人晚上住在山上的庙里。“我看到他的景就愣了，电影语言被激活了，第二天我带着所有的人直接就去了河南，堪完景觉得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因为这个山上会馆是一个关帝庙，这个庙宇里形成了语汇，变成了既亲近真实又疏离缥缈的一个东西。”电影中，庙堂般的文化馆成为了千百年来中国官场的象征，腐朽守旧，但又沉重恢宏，让年轻人在其中的博弈如同螳臂当车。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像这座迷雾中的庙宇，表面上的背对背脸对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工作掩盖了背后的勾心斗角，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中，家庭和职场激烈的权力争夺又被温情脉脉的人情模糊软化。通过关帝庙，黄建新成功地在现实主义故事中找到了电影的美学体系，又以庙宇为核心，特别设计了外部的景，为了保持表演的真实感，即使拍下雪两个人的戏，导演也派了上百个人去维持周围，用精心的编排营造抓拍的感觉，来维持电影的文学气息，同时又加强了原著故事中的戏剧性。

电影《背靠背，脸对脸》

刘醒龙直言，作为原著作者，建议年轻作家版权卖了就可以了，电影怎么拍很多不要管，“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不要自己改自己的作品。自己改自己的作品，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会想起自己的小说第一次被改编时，跟剧组并不愉快，因为爱较真，对电影的很多改动无法接受。后来才明白，电影有电影的规律，文字展现它有它自身的魅力，有些情节，小说里面写的是正面说的，电影需要反面说。

电影《错位》

谈到两位老师都不约而同地从先锋的文学和影视风格探索，转为现实主义创作，刘醒龙表示，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主流，就像长江的主河道是生命的源泉，年轻时很容易被支流的技巧和花活吸引，年纪渐长才重新发现现实主义写作的价值。尤其是一场飞机事故，他惊险逃生，思考人生，觉得人应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写出一些沉甸甸的作品。因此他放弃了轻车熟路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在90年代末，当越来越多出版商不愿意出12万字以上的小说，认为读者没时间读完大部头的时候，他反倒六年不出门，写出了100万字的《圣天门口》上中下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销量一直不错，而且自那以后，一大批百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开始出现在文坛，张炜的《你在高原》更是达到了1000多万字。

通过这件事，刘醒龙体会到，永远不要低估了读者，不要以为读者水平低，刻意迎合读者。类比到电影，他谈到相比精美的好莱坞电影，他反倒喜欢看那些尽管拍得不是很好，却令人心动的电影。好莱坞电影艺术画面动作都很漂亮，但往往炫技内容超过文本本身，“追车戏搞五分钟，看到就想快进快进快进。”

长篇小说《圣天门口》

相比于刘醒龙在创作上的转变，黄建新转向市场化的主流电影则更是行业危机驱动的。90年代，在各大国营制片厂大力支持艺术探索之时，电影市场却极其惨淡，票房低迷随着改革开放，国企改制和中美关系的变化，1994年，电影局提出1995年开始，每年可以采用分账形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次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真实的谎言》在国内上映，好莱坞大片的大场面快节奏和特效给当时的中国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数倍于国产电影的票房却引得人们排队买票，最终该片还成为首部过亿票房的海外电影。

彼时，黄建新及与他同时期的第五代导演还在各大电影节学习着标新立异的新风格，国产电影低迷的现状和好莱坞大片的热映却让他意识到，中国老百姓要看电影，普通观众要看的电影，市场上却没有。而本来想支持艺术探索的电影厂因为没有市场支持，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接触过几部合拍电影后，他更是了解到，美国的六大公司一年拍35部大电影，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持，一年独立制片的文艺电影可以多达700部。

黄建新决定，中国电影得有人出来推动产业发展，“中国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主流市场，中国电影就没了。”只有当中国有了强大的主流市场，才会有人投艺术电影，它是相辅相成的。

那之后，他开始转向市场电影的创作，并为多部商业电影担任制片和监制，希望把华语电影的主流市场做出来，来支撑电影工业，来支撑我们原来的理想。“我当时立志，用十年时间让中国的电影跟欧美和好莱坞的电影分庭抗礼，占到60%票房。现在，好莱坞电影上映，我们现在能稳定地占到70%，这样中国电影还在。如果国产电影只有20%的票房，国产电影就没了。就像美国电影在很多国家把本土电影业淹没了，如果我们讲英语，国产电影市场也许早就没了。”

导演 黄建新

尽管如今好莱坞大片不再有主导中国市场的威胁，黄建新坦言，电影行业仍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方面，高强度和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的注意力和娱乐方式都更加碎片化，另一方面，AI、VR等新的科技也极大地颠覆着整个电影行业。如今电影行业一年的总票房在500亿左右，由于时间成本和观众娱乐方式的碎片化，电影院观众每年都在流失。与此同时，来势汹汹的短视频、竖屏短剧却以一天一亿的收入吸引着观众的注意，一些霸道总裁故事被好莱坞购买了版权，黄建新看过这些短剧后，觉得它有点像改革开放时地摊文学中写得最好的那部分，“它特别直接，直接到让你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你只能跟着它走。”而且培养了一批演员，形成了一种美学体系。“我认识一个公司，他说：导演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受到阻碍，我们三年内1000亿逼死你们电影。”黄建新在思考，如果碎片化成为了人类发展的必然，电影的优势在哪里？创作者又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如果说观众流失是电影在市场端面临的挑战，AI则直接从电影的生产环节颠覆了整个行业。今年，好莱坞编剧演员的罢工，已经传达出编剧和演员作为内容生产者的AI焦虑。黄建新作为具有产业高度和国际视野的导演和制片，也表达了电影人的AI焦虑。比如AI技术宣告了原有CGI技术的死亡，特效行业里很多公司重金修建的虚拟棚，还没投入使用就被淘汰。郭帆导演告诉他，美国两个华人女孩创造出了直接生成视频内容的AI，“我刚才在开玩笑，导演没用了，我给你讲故事出来视觉。你说这个视觉不是我想的，他就给你改。十天时间每天讲一段，它就变成一部完整的视觉电影。”在AI生成的电影里，不仅导演没有出现的必要，连整个摄制组都不复存在。

无论焦虑还是恐惧，AI都势不可挡，必将到来。黄建新一直希望自己不要因为岁数大了而抵御新的科技，而是积极思索新的创作方式。

人类将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电影在这样一个崭新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我们创作面临的新内容。就是当下的现实主义。

相比于黄建新的焦虑，刘醒龙对于AI显得更加乐观，他始终相信人的写作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这是写作者必须有的强大自信，否则不用AI，周围人的质疑就可以让人停笔，他认为，文学上最重要的部分，一定是来源于生活，是人扎根在生活最深处所获得的体悟，你不了解，突然你发现了，写出来了，其他人才知道。就拿《秋风醉了》的故事来说，摄影展上领导在抗洪抢险一线穿着白衬衣有人打伞的情节，和某台长三次转正失败，心灰意冷后却再次被起用的故事，都是当时他在生活中观察到，搜集到的真实情节。当时情节之荒诞，让他觉得只有生活才能写出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心里就一直搁着，最终成了王双利的故事。故事是搁在人心里面的一块石头，或许AI能够成为生产人工石头的工厂，却无法成为捡拾生活中天然石头，并将其雕琢成美玉的匠人。

电影《背靠背，脸对脸》

这也是为什么，在对谈活动最后，黄建新和刘醒龙都建议年轻创作者多体验生活，多读书，多出门，多结交不同阶层的朋友。艺术源于生活，生活的细节远比想象得高明。

对于此前黄建新在金鸡创投引发业界广泛讨论的院线电影与节展电影之争，黄建新再次给青年创作者、影业老板和创投组织者提出了翔实且诚恳的建议。

对于创作者，一个是故事要避免雷同化。题材跟风者会给电影市场带来极大的时间和金钱损失。第二是把推市场电影的创投和推艺术电影的创投分开。不同的创投推举的导演和作品定位不同。职业导演跟艺术导演是两类工作，职业导演是能够拍类型电影，卡梅隆可以拍《异形》，可以拍《泰坦尼克号》，第一原创是来源于剧本，可以用超高的技巧拍出全世界的电影给你看，这是职业电影。一类是作者电影，他永远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拍别人无法替代的东西。金鸡奖应该推职业导演。第三是不要把创投当作挣钱的方式。有的创投项目在七八个创投中都拿到钱了，但两年多了这个电影也没拍。创投被当成融资过程，也不投入，这样的话，创投也就丧失了意义。相对应的，创投组织要真的对有想法、有创造力的年轻人的项目给予鼎力支持，这样才能发挥意义。奖励10万元，其实是拍不成一部电影的。第四，要秀创意而不是秀肌肉。“有的年轻导演一上台就宣布了很大的制片人、很大的监制，评委们会觉得：那些人随便拿点钱你这个电影项目就能拍了，你还来创投融什么资啊？”最后，不要用别人的影像拼成自己的概念。

我反对年轻导演找把全世界的经典电影剪成一个他想要的内容，然后到创投上去讲‘这是我要的风格’，所有人看完都觉得特别牛。但我希望看到的是哪怕你拍得很粗糙，但我知道你在拍什么，你在想什么。

黄建新说，当时说完这些之后，手机上就收到几位电影公司老板的短信，称“导演我特别同意你说这个，我们都上当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在创投上看到很多看似牛逼的项目，第二年拍完了跟他之前剪辑的东西完全没关系”。

不过，黄建新也表示，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困难，而年轻人的优势就是敢想敢干敢不听建议，而且年轻人对生活的体验更敏感。他回想起当时在西影厂，受惠于体制改革，他在吴天明的支持下，没有像上一辈人一样论资排辈等十五年，而是很快当上了导演，拍摄《黑炮事件》时，四分钟多的大钟表镜头，艺委会要求他改掉，他就是不改，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了表现主义风格的《黑炮事件》。但他也不讳言，年轻人赶上好时候的同时，是另一代人导演梦的破灭。他记得当时西影厂一个老导演来了，一辈子没拍过电影。就说：厂长，我快退休了，我就拍一部，就当一辈子当过一次导演。吴天明说：现在年轻人的事你不知道怎么拍。老爷子就给吴天明跪下了，说：我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导演。吴天明啪也给他跪下了，说：为了全厂，为了中国电影，我真不能让你拍。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电影《黑炮事件》

黄建新认为，现在年轻人不存在论资排辈，如果你才华横溢可以寻找各种途径突破出来当导演，但同时职业的安全感降低。在体制内如果能力可以，熬年头久了，总能拍4、5部电影。现在一个个体要做过去一个机构所做的事情，去说服投资人，说服演员为项目投入。对年轻人来讲是难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大家觉得我做电影很容易，其实也不一定，为了说服一个演员加入这个组，有时候要跟他见七次八次面，要想各种理由解释。因为他是特别好的演员，面临的项目太多，大家都是冲着演戏最好和影响力最大的演员，所以变成了双向选择，永远面临挑战。

黄建新表示，目前除了做主流电影，他还会投资一些小体量的电影。去年黄建新投资了张律导演在北影节获奖的《白塔之光》。在金鸡创投上发掘了青年导演廖飞宇自编自导的《屋顶足球》。当时电影拍了70%没钱了。黄建新给他追加了两三百万让他去补拍。在戛纳市场反映不错。

黄建新认为，市场是双向的，只要有才华，市场会给出回报。同时他也觉得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业，所有的大导演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奠定的基础，而且回过头来大家会说第一部戏、第二部、第三部是最好的戏，因为他是没有私心地去展示他的灵魂。“年轻人要利用最单纯的创意去努力，要学会接触人，如果拿到了一个好的故事和设想，如果讲述得好或者拍的短片好，我认为是找得到投资的。”

对谈活动现场观众

而助力青年电影创作者回归文学，从文学中挖掘好故事，也正是北京电影学院创办北影大讲堂，与中国作协携手，举办交流活动和联合制片计划的初心。本次活动，北影大讲堂还与爱奇艺文学事业部，抖音知识大v进校园，b站电影专区，后浪电影等网络平台深度合作，希望促进严肃文学与电影的结合，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碎片阅读时代，可以望向文学和电影的深海，分享知识与经验，获得深度的精神助力与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