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捡5350元人民币后报警，失主称丢失2万要求赔偿14650元

“好人难当！农民拾金不昧却遭失主索要巨额赔偿”。 在贵州毕节，一名农民骑着电动车去农田劳作时，意外发现地面上散落着不少人民币。他停下车并把所有的钱都捡了起来，总计5350元。几天后，失主报警寻找自己的钱，农民将所有的钱都交还给了失主。然而，一天后，失主又来找农民，称自己丢的是20000元，要求农民再还给他14650元。农民坚持说这就是他找到的所有钱。双方发生争执后，失主决定将此事诉诸法院。

在一个宁静的村庄，男子张某日复一日地骑着破旧的电动车前往田野劳作。

每天清晨，他迎着微风，匆匆赶往农田；傍晚时分，再骑着电动车回家，享受家的温馨。

然而，一天清晨，张某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

那天，当张某像平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前往农田时，他注意到路边散落着一些崭新的人民币。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假钞，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停下车，将这些钱一一捡起。

令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些钱竟然都是真的。

他仔细地数了数，发现总共有107张50元的人民币，合计5350元。

张某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钱丢在这里。

他把钱全部捡起来，决定等待失主来找回。

几天后，失主李某通过报警找到了张某的家，张某如数将钱归还。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次日，李某再次找上门来，声称他丢的是20000元，而不是5350元。他要求张某归还剩余的14650元。张某坚决拒绝，他表示他只捡到了5500元。

双方争执不下，李某决定将张某告上法庭。

对此，从法律角度，该如何看待此事？

1.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支付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拾得人因保管遗失物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有权向权利人请求偿还。”

因此，张某作为拾得人，有权要求失主李某支付他因保管这笔钱而产生的必要费用。

2.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三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给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遗失物，并送交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

这一条款明确规定了拾得人有义务将遗失物归还给失主。

因此，张某要将5350元，全额返给李某。

3.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这意味着在法庭上，李某必须提供证据来证明他丢失了20000元，而张某也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他只捡到了5350元。

在审理中，谁主张谁替证据，在李某能够举证证明其主张，但张某却又确实不能拿出证据来反驳自己只是捡到5350元的情况下，最后，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一审败诉后，李某提出上诉，因客观原因没有实际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其改变诉讼方向，即对陈某向法院所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首先，按照张某和其他3个证人的说法，当时他们都坐在车上几个不同的位置，但他们所有的证词全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来描述张某掉钱时钱所发生的画面及相应的细节，好像提前串通好一样。

从正常认知来讲，从几个不同角度看过去同一个固定位置，不可能是相同的。

但奇怪的是，证人证言所描述的不仅一模一样、连证词标点符号没有任何区别，好像提前背过一样，且是事发几天后每个人的陈述，这不符合常理。

其次，三位证人证言均只说见到张某掉了钱，但是无法准确说出是多少钱，且从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来判断，亦不符合情理。

最后，本案三名证人与原告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存在利害关系，三人所谓的证言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4.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这一条款意味着，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和解，法院将根据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判决。

最终，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所提供的证据证明标准来判断，不能认定张某当时是遗失了20000元。即不能排除钱散落掉在地上后有被风吹走一部分的可能性，因此，二审改判为驳回张某的所有诉求。

对于此事有以下看法：

1.从道德层面来看，张某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他发现钱后并没有贪图私利，而是选择将钱归还给失主。这种诚实守信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从法律角度来看，张某作为拾得人，有义务将钱归还给失主，并且有权要求失主支付因保管这笔钱而产生的必要费用。这一点在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

而失主李某则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他确实丢失了20000元，否则他的主张可能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总之，这个案例涉及到了道德、法律和证据等多个方面。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思考和评价这个案例，以便更好地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