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多智近妖”的塑造

南朝刘宋文人殷芸曾写过一本《小说》，收集不少有趣传闻，其中一条言东晋权臣桓温平定割据蜀地的成汉，接见了一名诸葛亮时代担任过小吏的人，当时，此人已是百余岁的人瑞老者。刚刚取得灭国之战胜利的桓温大概是有点得意忘形，询问老人：“经历过诸葛丞相时代的你，觉得他能和今天的谁比呢？”
此话是个套，无论老人答谁，桓温都会就着品评一二，再将其扯到自己身上想法蹭蹭热度贴贴金，假若老人回答是他桓大司马阁下，那就更完美了。不过他没料到的是，老人想了一番后真诚地回答：“诸葛公在的时候，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自从他去世之后，就再也没见过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物了。”(“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讨了个没趣的桓温只能讪讪作罢。
桓温平蜀一事发生于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去诸葛亮过世的建兴十二年(234)已有113年之久。若按故事中老者在诸葛亮时代就已参加工作，此时至少年近130岁，实在太过夸张，故而此段子多半是不满者编出来寒碜桓温的。故事虽虚构，里面的细节却让人在意，晋室虽已南渡，可诸葛亮还是旧日敌国人物，不过短短百年时光，此人的形象在昔日对手的认知中就已演变为“不见其比”的名臣，其人格魅力之伟大，实乃有目共睹。
时势的变化往往会让人改变态度。当晋朝忙于以武力终结三分时，统治者会倾向于歪曲诸葛亮形象，而等到需要考虑长治久安时，他们又往往念叨起诸葛亮的优点来。蜀汉最后一任尚书令樊建亡国后入洛阳，某次司马炎向他打听诸葛亮治国如何，樊建回答说：“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听后十分感慨：“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只有真正的敌人才能了解对手的厉害，司马炎好歹也是决策过灭国之战、实现三分归晋的武帝，过程中自然更明白诸葛亮的厉害。他挟祖、父余威，凭借魏蜀两地的资源灭东吴尚需筹划准备多年，还得压服满朝内外不同声音，对照昔日诸葛亮以一州之地北伐中原，还能做到举朝全力襄助，民间无甚怨言，乃是何等惊人的政治能力！况且西晋王朝虽是草创，朝堂却已暮气深沉，君臣宴饮“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难免更会让有志之士感怀兢兢业业的诸葛丞相。
或许正是基于此种考量，到惠帝时期，执政的张华在给诸葛亮做官方评价时，最终采纳蜀人陈寿所作《三国志》为正史定论，称赞其“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唯一留的尾巴是对他军事才能不太认可：“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多智近妖”的名将雏形

西晋的统一局面仅仅维持36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几百年的东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北方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流尸满河， 白骨蔽野”南方也不遑多让，政局多变，血腥的内讧一场接着一场。
大动乱迫使人们将目光投向过去，同残酷的现实比起来，昔日只能局促于益州一隅的蜀汉都能成为理想国。东晋朝廷衮衮诸公安于偏安，不由得让人思念定要还于旧都的丞相；阀阅当道的腐败政治现实，亦令人想念“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吏不容奸，人怀自厉”的诸葛丞相时代。
正是在此背景下，诸葛亮重获当时士人追捧，不少文人都对其进行再审视，更恰当地说，是重新塑造。此轮丞相形象再发现运动中有一突出特点，便是在战乱大背景下，文人纷纷无视晋王朝的忌讳，大肆宣传诸葛亮在战场上的智谋，将其塑造为不世出的智将。自然，为了衬托诸葛军事上机智百变，司马懿阁下也实在不用谦虚，就请担任起愚蠢反派的重任吧。
最早创作诸葛亮故事的大约是王隐，他原为中原陈郡( 今河南周口一带)人，素习中原掌故，后来也渡江出仕东晋。他对诸葛亮形象最大的贡献便是提供“空城计”。王隐告诉世人，昔日扶风王司马骏出镇关中，某次和属下闲谈品评诸葛亮，手下郭冲讲述了五则诸葛亮的逸闻，以此证明丞相“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即所谓“条亮五事”，其中第三事便是空城计，说诸葛亮屯阳平(今陕西勉县境内）时，身边只有万余人，而司马懿带着20万人前来，诸葛亮听说后“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司马懿)常谓亮持重……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兵北趣山”。
后世史家多剖析过此事，认为纯属虚构。因为根据两军对战经历，诸葛亮、司马懿从未在阳平关交战，考究故事原型应是挪用杂糅建安二十四年(219)赵云在汉中大开营门“偃旗息鼓”退曹操，魏黄初七年(226)文聘在石阳(今湖北应城市境内)卧舍退孙权两事而成。王隐将其安排在诸葛亮身上或是道听途说，又或是借诸葛亮以弱敌强的案例抒发己意，希望东晋不惧强敌，奋起作战一起打回中原，但不管出于何种缘由，此故事戏剧性满满，空城计细节要素齐备，让后人情愿以假为真的传承下去。
晋朝官方对诸葛亮军事能力一向评价都是“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晋书·宣帝纪》)，然而在王隐的讲述中，人们哪里能看出诸葛亮“多谋而少决”的影子？反是英姿勃发，智珠在握，吓退司马懿后还对着参谋“拊手大笑”：“司马懿……循山走矣。”司马懿完全被他算中，“后知，深以为恨”，呈现出技不如人的败者形象，更不容忽略的是王隐给“条亮五事”设定的场景乃下属以书面形式写给司马懿第七子司马骏，实属不折不扣地对子嘲父。但换个角度想，这反映的难道不是当时士人某种心态？司马氏政治腐败导致内乱，将大好江山丢掉，岂不让人怀疑他家是否到底何德何能享此国祚？恐怕时人难免都会由此倒推，质疑当年司马懿面对诸葛亮到底真相如何，而王隐不过是道出大家心声罢了。
文化人为表达不满，往往会刻意美化昔日对抗本朝的割据势力，此事古今同理。在此心态之下，即便是庸主他们往往也想法设法能吹出花，更何况是本就无可挑剔的诸葛亮？晚一些的习凿齿更是直接——当然，此时东晋朝廷更为不堪，他怨气更大。他得罪桓温罢官回襄阳，给桓秘（桓温弟)写信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对诸葛亮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崇诸葛自然就黑仲达，他公开挑战晋朝官方叙事，嘲讽司马懿与诸葛亮的作战就是“畏蜀如虎”，将史料解读为司马懿除“敛兵依险”别无长策，被迫出战还会大败“还保营”。
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粉诸葛行为达到巅峰，直接否认曹魏合法性，在历史上首次提出蜀汉正统。个中潜台词不言而喻，诸葛丞相虽不得天时，却是正统贤相，司马懿虽苟到胜利，却是僭朝臣子，孰优孰劣，这还用说吗？
正是在此思潮中，东晋南北朝歌颂诸葛亮的桥段明显增多，极大丰富了诸葛亮的形象。习凿齿贡献了“死诸葛走生仲达”“亮笑，纵(孟获)使更战，七纵七擒”的桥段，大概是他在襄阳地区收集的民间流传说法，其中死诸葛走生仲达后来被《晋书》吸收，成为正史说法。
此外袁希之在《汉表传》中首创诸葛亮“神算”的形象：“亮驻军削大树皮，题曰‘张郃死此树下’……射郃而死。”刘义庆将其强化，说诸葛亮算无遗策，听汇报“(魏军)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便应声道“此必辛佐治(辛毗)也。”(《世说新语·方正》)
在当时士人塑造下，诸葛亮已从普通兵家升格为“多智”的大军事家，而且还逐步呈现出“近妖”的特色。梁朝陶弘景在《刀剑录》中说：“诸葛亮定黔中……拔刀刺山没刃，不拔而去，行者莫测。”而在干宝笔下，诸葛亮不仅能让常人莫测，更能驾驭怪异：“诸葛孔明于汉中积石为垒……谓之八陈(阵)图……常有鼓甲之声，天阴弥响。”自干宝此说之后，八阵图之说就成为诸葛亮的标配，人人言之凿凿说八阵图必有，只可惜孔明之后没人会，功能也越来越强，南朝刘宋盛弘说“八阵即成……庶不覆败”，还说桓温伐蜀还亲眼见过，“以为常山蛇势”(《荆州纪》)。北朝郦道元也在《水经注》中说八阵图成，行师不败。
南北朝士人爱创作诸葛亮神怪故事，与六朝志怪小说流行风气密切相关，其结果就是对诸葛亮神人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隋代，人们就已经深信诸葛亮上知天文下至地理，能算后五百年。正史《隋书》信誓旦旦地说，史万岁征南宁(今云南曲靖一带)，“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史载他令军士将碑推到后继续前进。后人对此大为不满，纷纷添加推倒碑之后诸人又发现“史万岁不得仆吾碑”或“史万岁复立吾碑”字样，吓得史万岁“惶恐，再拜重立之”(陈鼎《滇黔纪游》，王崧《封建志·鬓氏世家》)。
此后诸葛亮预知神话愈演愈烈，不仅能遇见后300年的隋朝史万岁，后700年曹彬想拆武侯祠，后1300年张献忠被射杀，都被他一一洞察，以打由诗加以警示……诸如此类的种种专奇，正是出自六朝士人神化志怪诸葛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