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兵变案始末：恃才傲物四处树敌，招致人人喊打酿成冤案

1955年6月6日，遵照蒋介石命令，为提振国军官兵士气，“国防部长”陈诚拟定演习计划，国民党海陆空军部队在屏东机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军事演习。
由此，引发了震动全岛的“孙立人兵变案”。

自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退守台湾后，国军官兵士气日愈低落，特别是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卓越表现之后，朝野上下更是一片悲观，均对“反攻大陆”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这场“意义深远”的军事演习，显露出少有的关注。

孰料，这场为提振部队士气而举行的三军联合军演，竟然牵出了震惊岛内的“孙立人兵变案”。

按照预定流程，演习之前有一个阅兵式，蒋介石要乘车检阅演习部队，然后登上观礼台，对受阅官兵发表训话。

但是，到了预定时间，蒋介石却迟迟不到，受阅部队在烈日下足足暴晒了两个小时后，蒋介石这才铁青着脸，登上了检阅车。

原来，导致蒋介石姗姗来迟的原因，是发生了一件在日后对台湾军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严重事件……

负责观礼台上一众高官安全保卫工作的，是“总统官邸”的警卫人员，以及由保密局刚刚改建而成的情报局负责。

3个月前，保密局被“国防部”裁撤，大部分冗员都被强制退役，留下来的精英被重组为“国防部情报局”，仍由毛人凤担任局长。

就在三军受阅部队准备入场前，情报局特工在观礼台正对面已经整齐排列好的炮兵方阵中，在几门大炮的炮膛里，居然发现装填了实弹。

而且，这几门大炮的炮口竟然全部对准了观礼台的最中央，这个位置正是蒋介石即将要发表讲话的地方。

这个发现让毛人凤和陈诚惊出了一身冷汗，一边由毛人凤亲自去向蒋介石进行情况汇报，一边由陈诚严令受阅部队再次复查枪械和火炮装备，一旦发现擅带实弹者，当场擒拿。

直到忙乱了两个多小时，确认排除了一切隐患之后，阅兵式这才正式开始。

阅兵式结束后，毛人凤率情报局立即着手展开调查，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受阅炮兵方队的战术教官——郭廷亮少校。

郭廷亮当即被情报局密捕，一个月后，毛人凤向“总统府”呈送的调查报告称：

“匪谍郭廷亮，时年34岁，云南河西人。
民国28年（1939年）考入税警总团训练所，毕业留所历任副区队长、区队长。
民国31年（1942年）随新编第38师赴缅甸作战。
民国37年（1948年）任新编第1军榴弹炮连上尉连长，驻防沈阳期间与义和米栈老板，匪谍白经武来往密切，经白经武介绍，郭廷亮与李玉竹结婚。
匪谍白经武之兄白经文，时为中共东北铁路护路军联络科长。沈阳陷落前，白经文为郭廷亮开具通关路条并赠黄金十两。郭廷亮弃职私逃，与妻李玉竹凭共军路条经天津潜返上海。
民国38年（1949年）郭廷亮与妻李玉竹搭乘民船由上海抵达基隆转道台北后，到陆军编练司令部报到，等候编练。
民国39年（1950年）郭廷亮被编入陆军训练司令部储训班第4队任副队长，之后历任第4军官训练班入伍生总队营长、陆军军官学校教导营营长、陆军总司令部搜索大队长、陆军步兵学校少校教官等职。
民国43年（1954年），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转任“总统府参军长”，行前密令陆军总司令部第5署督训组中校组长江云锦利用日常督训部队的便利，于每一团中指定第4军官训练班毕业之军衔最高者作为联络人与其他同学进行联络。
之后，江云锦将这一联络事项交由郭廷亮负责。郭廷亮利用这一机会，与第4军官训练班毕业之一百余名同学建立联系，登记造册并在各部队形成匪谍组织。
民国44年（1955年），郭廷亮被临机抽调为三军联合军演炮兵部队战术教官，郭犯籍此认为时机成熟，遂于阅兵式上伺机以炮击方式刺杀总统于现场。
经对郭家搜查，起获通讯薄一本，上有第4军官训练班一百余名校尉军官名录，名字之下均列有数字不等。
郭犯供述，此为孙立人嘱其转交给各人之现金金额。
经查，名录上之一百余人全为新38师旧僚。是否一并拘捕，特予请示……”

按照毛人凤呈送上去的这个报告，“匪谍”郭廷亮是孙立人的老部下，不仅来往密切，其家中搜出的通讯薄，那100多名校尉军官更全部都是孙立人从前的旧部。

并且，这本通讯薄上的军官们，人人都收受过孙立人让郭廷亮转交的金钱。

毛人凤的心思在这份报告中说得很明白，“郭廷亮匪谍案”之主谋并非郭廷亮。

要想弄清到底是谁策划这一事件，那就必须将通讯薄上的100多人全部逮捕，以此才能查清背后的主谋。

毛人凤字里行间，都将矛头指向了孙立人，他想利用多抓多捕来扩大这一事件，进而扳到孙立人。

但毛人凤的“格局”还是小了，他到现在为止，都还把这一案件仅仅定性为“匪谍案”。

而身为“国防部长”的陈诚，“格局”就比毛人凤大多了。此时的陈诚，已经把这一事件上升为“兵变案”。因为“兵变”而“刺杀总统”，这罪名就更大了，足以置孙立人于死地。

那么，毛人凤和陈诚为何想要扳到孙立人呢？

其实，想要扳到孙立人的，又何止毛人凤和陈诚，就连“太子”蒋大公子都早就被孙立人给惹毛了，大家都在等着一个对孙立人痛下杀手的机会……

老话说的好，性格决定命运！

孙立人在军事上是个天才，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小白，再加上性格上的缺陷，孙立人的悲剧，早在十年前便已注定。

1947年2月的东北战场上，“二下江南”的东北民主联军北满主力部队重创新1军新30师，不仅一口吃掉了新1军新30师的一个整团和师部炮兵营，还将新30师的另一个团打成了残废。

战报传来，长春警备司令兼新1军军长孙立人气急败坏，竟然从长春跑去沈阳杜聿明的司令部，当面指责杜聿明指挥无方。

孙立人在杜聿明的办公室里，痛斥杜聿明把他的新1军拆分使用，导致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新1军各部被东北共军各个击破……

其实，这也怪不得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官的杜聿明，由于蒋介石承诺调往东北的部队迟迟不见动静，杜聿明仅凭手上现有的几个军，怎么可能成建制的集中使用呢？

偌大的一个东北，诸如沈阳、长春、锦州等大城市都需要分兵据守，拆分部队驻点防御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况且，被拆分的又不仅仅只是孙立人的新1军，赵公武的52军、陈明仁的71军同样都被拆分了。

就因为新1军30师的两个团一个被吃掉，一个被打残，孙立人就能和杜聿明翻脸，当面指责并质疑上级的指挥能力，这就相当过分了。

况且，面对新1军吃的这场败战，作为上司的杜聿明尚未批评孙立人，而作为下属的孙立人竟先跑来指责上级杜聿明。

纵观世界各国军队，这样的奇葩现象纵然不说绝无仅有，却也少之又少。

孙立人走后，杜聿明当即就给蒋介石打电话，说孙立人我指挥不了啦，赶紧把他给我弄走。

随后，南京国防部一纸调令，孙立人“升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总司令，不再兼任新1军军长，由新1军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新1军军长一职。

没有实际兼职的副总司令，实际上就是一个虚职。桀骜不驯的孙立人就这样被明升暗降了，杜聿明用一个虚头巴脑的闲职就把孙立人给高高的挂起来了。

但是，孙立人吃了这么大的一个哑巴亏，却仍未吸取丝毫教训。

1947年6月，蒋介石拟任命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局。

任命还未正式下达前，陈诚向杜聿明透露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到东北后大力扩充部队，把在东北的部队由9个军扩编到14个军。

陈诚计划从这9个军里抽调出5至8个师，以这5至8个师为基础，补入地方保安部队扩编5个军出来。

陈诚让杜聿明提前拟出一个扩编计划，待自己正式到任后，迅速展开扩军行动。

杜聿明领命后随即召集郑洞国、梁华威、孙渡、孙立人4位副总司令，以及参谋长赵家骧共同商议这一计划时，却遭到了孙立人的强烈反对。

当杜聿明说到想要把新1军的新编38师抽出来，与其他部队合组为一个新的军，孙立人立马打断杜聿明说话，强烈反对这一扩编计划。

孙立人还在会上表示，新38师是一支光荣部队，是当年第一阶段入缅作战失利后，唯一一支完整的，成建制的，安全撤到印度的部队。

并说，作为中国远征军的魂，新38师必须留在新1军的建制之中。

孙立人的这番话，句句扎心，仿似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杜聿明的脸上……

1942年3月，当中国远征军遭受严重失利准备撤退时，时任远征军代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的杜聿明，坚决执行蒋介石“将所有部队撤回国内”的命令。

而当时新38师师长孙立人则坚决抗命，孙立人认为退回国内的道路漫长而凶险，极易受到日军的拦截和伏击，是自寻死路。

孙立人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强烈建议杜聿明“向北突围撤往印度”。

一番争论无果后，孙立人率新38师8000余人单独行动，向北突围，顺利撤到了印度英帕尔，率先脱险。

而杜聿明指挥的第5军军部直属部队和新编第22师，总共15000人马在撤回国内的途中被日军截断退路，最终不得不翻越野人山撤往印度。

此举，使得第5军和新22师在茫茫的原始森林中因缺粮缺水、缺医少药而造成部队大量非战斗减员。当部队到达印度时，部队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一半。

为此，野人山成为了杜聿明心中的阴影，终其一生都挥之不去。

而此刻，当孙立人旧事重提时，杜聿明胸中郁结的愤怒，可想而知。

当晚，杜聿明将孙立人抵制扩军的态度电告陈诚，说如果不将其调离东北，扩军计划无法开展。

杜聿明的这个电报，引发了陈诚对孙立人的极度不满。

在蒋介石的默许下，1947年8月，5个月前才“升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的孙立人，再次获得“晋升”，被南京国防部“擢升”为陆军副总司令，从此离开了东北。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是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直辖下的军种司令部。就从此刻开始，孙立人成为了陈诚的直接下级。

孙立人对陈诚的怨恨也由此结下，在其后的岁月里，两人间的矛盾日积月累，越聚越深。

此时的陆军总司令是顾祝同，其他的几位副总司令人人都有实职兼任。

譬如：

汤恩伯的职务是陆军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

范汉杰的职务是陆军副总司令兼热河省政府主席。

就连在一年后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任上晋升为陆军副总司令的关麟征，也仍然兼任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职。

唯独被穿了“小鞋”的孙立人，却没有任何实职兼任，挂着一个陆军副总司令的虚职，成天就空坐办公室，无事可做。

百无聊赖的孙立人只得去找蒋介石，请求蒋介石给他分派一点事情做做。

由于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并非出身黄埔。虽然能打仗也能带兵，在军中的威望也比较高，然而其固执的性格不仅容易得罪人，平时也不大顺从和听话。

于是，蒋介石并没有搭他这个碴，让他去找陈诚谈这个事情。

此时身在东北的陈诚哪里还顾得上孙立人的工作安排，几通电报来回全是搪塞。

无奈的孙立人只好对陈诚讲，你不是要扩军吗，不如我帮你练兵吧，练好就给你送来东北，怎么样？

陈诚一琢磨，觉得有理。

于是给了孙立人一个陆军训练部司令的兼职，让孙立人去编练新军。

有了职务，还得有个地盘呀！

于是，孙立人走了老长官宋子文的门路。最终，蒋介石看在大舅哥的面子上，把孙立人派去了台湾。

孙立人行前招募了一些散于上海、南京的原税警总团旧部。这些人与他一样，既没有实职，又不受人待见，听闻孙立人召唤，呼之即来。

1947年11月，孙立人以这些人为基础组建了陆军训练部机关，随后率领着这可怜兮兮的两百多号人迁去了台湾。

1947年的国民党军队在各大战场上还全都处于攻势，尚未露出败相。

当时的蒋介石也根本想不到台湾会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后退路。以致孙立人抵达台湾后迅速坐大，最终成为了国民党各方势力的眼中钉。

孙立人的陆军训练部是国民党军队中首批赴台的国防部直属机关，别看孙立人在东北、在南京不受待见。但是一旦来到台湾，其陆军副总司令的身份立马就让他成为了一方大员。

孙立人在岛上很快就编练出了3个师，有人有枪，一跃成为了岛内最大的实力派。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失人失地，节节失利，国民党内一片呼声，皆曰“杀陈诚以谢国人”。

1948年5月20日，陈诚以治病为由，辞去所有本兼各职，躲进南京陆军医院当起了缩头乌龟。

接下来，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中几乎输光了家底。陈诚被已经宣布下野的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蒋介石让陈诚速去台湾，提前为国民党政权经营最后的退路。

就这样，陈诚与孙立人在台湾又见面了。

此时的陈诚俨然是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位，而美国人又极力支持桂系的情况下，在台湾独掌大权的陈诚也不免受到蒋介石的猜忌。

朝野多有传闻“小委员长陈诚想要自立为王”。

在这一点上，怎能不让三次下野，三次复出，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蒋介石心生疑窦呢？

国民党正式撤台前，蒋介石去了一次台湾。蒋介石不敢直接去台北，而是乘坐军舰在基隆港上岸，因为基隆是孙立人的防区。

此时的蒋介石，对孙立人的信任，超过了对陈诚的信任。

据担任蒋介石侍卫长长达十余年的俞济时回忆：

“上岸后（蒋介石）问迎候多时的孙立人，我在你这里安全吗？我这次来，有人说什么话吗？
孙立人回答，台湾又不姓陈，谁敢说话？至于安全，有我在，绝对没有问题！”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为了制衡陈诚，随即任命孙立人为“台岛防卫总司令”，以此钳制陈诚这个“台湾警备总司令”。

当夜，陈诚从台北赶到基隆，被蒋介石一番“敲打”后，诚惶诚恐，浑身冷汗。

但是，蒋介石与孙立人的那番对答却一字不漏地被陈诚知道了。

便从此刻开始，陈诚有了除掉孙立人的打算。

终于，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孙立人与陈诚这些年积下来的旧怨，彻底爆发了。起因，是由阎锡山引发的。

4个月前，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成为了国民党政权留在大陆的最后象征，也称“战时内阁”。

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在陈赓和邓华的率领下，遵照中央“先粤后桂”的战略方针，即将发起广东战役。

眼见广东不保，阎锡山带着他的“战时内阁”逃到重庆后，向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发去电报，要求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为其所率的“行政院”和“国防部”提前在台北准备办公地点，“战时内阁”即将撤往台湾。

此刻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陈诚兼任军政长官，陈诚以“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身份，在台湾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量级人物。

他哪里还容得下阎锡山这位“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再来台湾与自己争权。

于是，陈诚婉拒了阎锡山的要求，说现在撤退到台北的机构太多，台北的地盘上已经没有地方再能安置从重庆迁来的“行政院”和“国防部”了。

眼见陈诚不肯配合，阎锡山也是个人精，他知道孙立人与陈诚素有嫌隙，便直接绕过陈诚，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身份直接给“台岛防卫总司令”孙立人发去电报。

阎锡山在电报上说得很客气，请求孙立人在台北给“国防部”和“行政院”找房子，上述机构不日即将由重庆迁来。

孙立人在军事上虽有两把刷子，但在政治上却非常幼稚。

孙立人认为陈诚拒绝了阎锡山，而自己如果帮了阎锡山，那阎锡山的“国防部”迁来台北后，必将成为自己抗衡陈诚的盟友。

孙立人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阎锡山已是江河日下，不比往日。自己都自身难保，哪里还能助力别人呀？

孙立人接到阎锡山的电报后，马上派部队进入台北，在市区最好的地段给“国防部”霸下了大片大片的房子，并以“政府征用，承诺赔偿”为由，强令原住单位和个人住户迁出，然后拉起警戒线，派部队进驻守卫。

不久，阎锡山的“国防部”和“行政院”正式迁来了台北。

孙立人此举，已然将自己和陈诚的矛盾公开摆到了桌面上，俨然一副即将翻底牌的架势，把陈诚气得够呛。

但孙立人显然失算了，抵达台北后的阎锡山被蒋介石逼迫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国防部长”一职也被徐永昌接任。

阎锡山就此失势，从此闲居于台北市菁山之麓，晚景凄凉。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孙立人走的这步臭棋，押错了宝，不仅未能拉来强援，反而激化了与陈诚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的是，无意之间竟又得罪了另外三位同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一位是保密局（后改组为情报局）局长毛人凤。

另一位是时任空军副总司令的王叔铭。

再一位是原国民政府警察总署署长，现“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特别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唐纵。

原来，在孙立人帮阎锡山的“国防部”和“行政院”圈起来的这一大片房子里，有毛人凤和王叔铭的几栋房产。

这些房产都是二人来台初期购下的私产，只因位高权重，为防树大招风，毛人凤和王叔铭都是以别人的名字购下的，房契上署的当然不会是自己的名字。

眼见孙立人这个愣头青把自己的房产给夺了去，毛人凤和王叔铭当然不干了，但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面，二人便想了个办法，请军统元老，原国民政府警察总署署长，时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特别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唐纵，出面说项。

唐纵依仗着自己是军统的老资格，现在又随侍在“总统”身边，是蒋介石座下的红人，竟然有些小瞧孙立人。

唐纵直接去到了孙立人的办公室，简单的寒暄之后，大大咧咧地说道，你圈起来的那些房子里面，有几处房产是原警察总署为一些立有大功的死难烈士的家属所购入的，是为了安置这些“烈属”的，烦请司令官发还。

唐纵虽也是陆军中将，但终究是特务起家，这本来就让正牌军人的孙立人看不起，再加上唐纵说话大大咧咧，红口白牙，并未拿出所谓“安置烈属”的实质性凭据。

因此，孙立人并没有给他面子，当场拒绝了唐纵的要求，

这还了得？唐纵是何许人也？

唐纵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组织“力行社”的主要成员，早在1932年，便担任“力行社”的特务处书记长。之后由蒋介石钦命为驻德国使馆武官，回国后又被蒋介石召入侍从室，担任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

其后官运亨通，升任国民政府内政部政务次长。在戴笠坠机身亡后，曾短期主持军统局全盘工作，之后又出任国民政府警察总署署长兼保密局副局长。

1949年赴台后，担任“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特别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执掌在台各特务机构的考核和任免。

这样一位手握实权的大员，孙立人竟毫不留情地驳了他的面子。据孙立人的亲随回忆，唐纵走出孙立人办公室，面色铁青，脸色非常难看。

于是，本来与“圈禁房产”毫不相干的唐纵，也被孙立人给得罪了。

然而，就在之后不久，孙立人更是惹上了一位他根本就惹不起的大人物！

时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一直试图把持军队政工系统，想把国民党政治组织引入军队中。

而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孙立人，却固执地效仿美军，提倡军队“去政治化”，以致对蒋经国的各项安排和部署均采用消极应付和拖延不决的方式不予配合，从而触怒了蒋经国，结下嫌隙。

就这样，孙立人凭一己之力四处树下强敌，为自己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陈诚、蒋经国、毛人凤、王叔铭、唐纵这几位身居中枢，位高权重的一方大员，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孙立人的宿敌都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着一个“揪住孙立人小辫子”的时机，将其置于死地。

1950年初，为了平衡权力制衡陈诚，更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与援助，蒋介石任命素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交好的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

但好景不长，随着孙立人的势力日渐坐大，又与大公子蒋经国发生了数次正面冲突，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

岛内盛传“美将扶持孙，取蒋而代之”的流言在整个台岛纷纷扰扰……

为防尾大不掉，1954年，孙立人被蒋介石免去了“陆军总司令”一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职。

就在孙立人被蒋介石拿掉兵权的一年后，1955年6月6日，“郭廷亮匪谍案”便突然发生了……

终于逮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毛人凤首先出手，对抓获的少校军官郭廷亮严刑逼供，将所有“证据”都指向了“背后主谋”孙立人。

当然，就如本文开篇所详描述过的“郭廷亮匪谍案”整个过程，毛人凤所呈送的审讯报告和侦查报告里所列出的内容，若是硬要往孙立人身上套，还缺乏实质性的证据。

这时候就轮到陈诚出马了，当时的陈诚已经贵为“副总统”了！

蒋介石收到毛人凤的报告后，专门成立了一个以陈诚为首，以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为委员的9人调查委员会，彻查孙立人一案。

陈诚一直视孙立人为死敌，认为毛人凤呈报的“匪谍案”定性“不准确”，9人委员会接手调查后，首先将“匪谍案”定性为“兵变案”。

此外，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全程跟进该案的调查进展。

而毛人凤的情报局，奉命作为支援单位，随时为9人调查委员提供技术及人员上的支持。

——于是，陈诚、蒋经国、毛人凤就此联手，奉蒋介石命令，对“兵变案”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调查”……

（篇幅有限，未完待续，下集更精彩，正在努力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