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改写中国文人传统：从此，“官奴 ”不再是文人的唯一出路

陈寅恪改写中国文人传统

《论语》，讲述了孔子对于许多事物的个人感受和认识，也介绍了孔子的许多言行，而且主要在于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学习、如何升官发财的道理和办法，多数是大而皇之的抽象道理。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最高限定，那就是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国家政权的参与人，当时的国家政权由帝王所有，帝王就成为仕的标准、法则、目的，由此，决定了中国文人传统不能求真，一求真就露馅，于是只能粉饰；

从根本上说，中国文人就被限定为依附于帝王权力的奴从；所以，作学术，阐述所谓经典；教书育人，众所周知的仁、义、礼、智、信，绝不越雷池一步，传授出另一批奴从。虽然也有所谓风骨、风雅、志趣，因绝不探究客观世界的真相，只能围绕帝王的需求和喜好做文章。

因此，中国文人传统实际上将中国文人转化成了中国文官。

易中天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一文中用心良苦地告诫大家：陈寅恪 “学不来，守不住”。尽管这是一种混账逻辑，却也道出了陈寅恪并非等闲之辈的实情。

随便一罗列，陈寅恪从少年（13岁）时候起，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创下了至少8大中国文人唯一。

唯一一个海外求学5国5所全球著名大学，国内外求学时间长达28年，却只有国内高中文凭，没有大学学位。

唯一一个在国内8所著名大学正式任教，几番同时正式在两校、两系任教。

唯一一个终身不曾离开学校，讲课32年，其中12年双目失明而凭自己的记忆在助手的帮助下坚持上课。

唯一一个只讲授自己的独立研究课题，开设课程多达20多门，一生的教学中仅重复开设过两门课程，但重复开设的课程不在同一所学校。

唯一一个拒绝出任两朝政府官职，并不惜为此得罪终身挚友和亲戚，将弟子逐出师门，坚守思想自由，学术独立。

唯一一个掌握汉文、梵文、日韩文、巴利文、蒙藏文、英法徳文8种以上人类社会的大语言（即使用人数和影响力相对大的语言）并熟悉多达20种文字语言。

唯一一个双目失明、腿骨跌断而卧床不起的70多岁老人靠自己的口述创作完成80万言长篇巨著《柳如是别传》。

唯一一个给学生上课不讲已经出书的内容，不讲别人讲过的内容，也不讲自己此前讲过的内容，只讲未曾讲过的自己研究出来的最新内容（俗称四不讲教授）。

陈寅恪的一生特别是他所展示出来的中国文人的8个唯一，已经非常清楚、明确地表明，改写中国文人传统，只能是陈寅恪。

中国文人传统最核心的内容是文官，亦即政权的文书官（也叫秘书、文秘），文书官最为需要的是成为政权的一分子，即使不能进入政权体系，也以其特有的文字才能在政权体系外为政权服务。

1946年10月，57岁的陈寅恪到伦敦治疗眼睛失败，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他不得不推辞掉牛津大学的聘约，回到国内，暂住在南京俞大维（妹夫）家。这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两份聘书：一份是留在南京专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终身挚友傅斯年安排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职位，他当时已经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身份（相当于时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按说，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个人身体状态和社会名利方面，这个职位对于他来说都是最佳最适合的选择，加上两个女儿都在南京上学，他留在南京还能够过上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然而，陈寅恪却选择了另一份聘书，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请，回到阔别9年的清华大学。

一般都推测陈寅恪的选择是因为清华大学对于他来说有许多特别意义，他对清华大学的感情很深，此话不假，但缺乏说服力，因为，此前和此后，他多次离开清华大学，这次若非双目失明，他已经留在了牛津大学。当1953年的明文答复终于从尘封中见到天日，陈寅恪原来只是坚持住了自己作为中国文人的底线。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作为政权的文书官当然不行，做什么职业都应当有相应的职业规范，政权的文书官（时下称秘书）的作用是把政权掌控者所要说的话形诸文字，文书官几乎可以作为抄写工具而存在，至少在履行职业的时候，不宜有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若不是政权的文书官，而从事学术，独自谋生，是否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取决于自己。

但若打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旗号，实际上却做着思想不自由、精神不独立的事情，那就等同职业骗子了。而大家都很清楚，职业学术包括教书育人职业，若非“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没有市场，无法谋生。

就生命而言，客观生命都是个体独立存在的，不具有替代性，这个生命就是这一个，与任何另一个生命都不可能替换而存在，因此，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并非一种文人才需要的底线，而是作为任何一个生命的客观存在。在这种生命的客观存在面前，官奴哲学就失去了基点。

另一项由陈寅恪改写的中国文人传统可以笼统地表述为圣人之教，或者经文之教，具体来说，就是至今盛行的严格遵从教科书完成教学。

正经的大学教授（包括大学在内）绝不会仅仅限定学生接受某一家（种）学说，相反，无论哪个学科，都一定最大限度地将全人类的所有研究成果呈现在学生面前，否则，对学生来说，也就是意识被奴役，当一个人的意识被奴役，这个人也就等同奴役了，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过是充当高等奴役。

几千年来，中华文人著书立说也好，传道授业也罢，面对所谓经典，纵使以讹传讹，自欺欺人，也绝不追究客观事实。

陈寅恪一生最突出的学术研究方法在于诗文与史实互证，每字必求正（真）解，他的唱和诗与记录个人经历、感受的诗作除外，一生著述等身，但没有一篇不在于探究历史与现实的客观事实，即使是被当作文学作品的《柳如是别传》，实际上是通过研究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再现两人的真实社会活动，探究他们在社会风云变幻过程中的情感表现与心理痕迹，绝非世所缪传的虚构作品。

杨玉环的体重多少，入宫时是否处女，对于研究唐朝历史来说，浅薄者会以为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所有的社会行为根本上都是个人行为，而当某个人的行为直接决定一个时代的社会变化，这个人的每一个荒唐指令背后都必然受制于他（她）特有的人生细节。杨玉环体重153磅，入宫时已经不是处女的历史细节，传统文人大概是不会关注的，但陈寅恪恰恰就要改写这一传统。

陈寅恪改写中国文人传统，并非仅此几项，但这几项却是紧紧压在中国文人心窝的千年巨石，并且由于意识局限、智慧局限，特别是信息封锁的原因，陈寅恪改写中国文人传统的重要价值至今难以为世人熟悉，不知道这究竟是陈寅恪的悲哀，抑或只是中国文人的悲哀，甚而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作者：胡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