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风俗业：为何日本明确规定禁止性交易，却始终泛滥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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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本风俗业，想必很多人都并不陌生。日本的各类情色视频，也是在全世界广为流传，日本人对于这件事情，甚至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在日本国内，与性相关的产业，全部都可以被统称为风俗业。而日本国内各种实体的风俗行业，更是数不胜数。日本风俗产业之发达，甚至吸引了相当多周边国家的游客，专门前往体验。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的法律中，是明确禁止卖淫嫖娼行为的。也就是说，风俗产业，在日本其实并非是合法的...

（日本风俗业）

一、日本历史悠久的性产业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最早出现的日本风俗业，普遍被认为是日本神社中的女性。在早期的日本神社中，普遍会专门招募一批用于“服务”的女性，而这些人被称之为“卖春女”，她们也就是日本最早的一批风俗业从业人员。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卖春女”也不仅仅只是被局限于日本的神社之中，其在世俗中也开始被普及。在日本官府各地的官营驿站中，往往都会专门配备“卖春女”，以便服务于往来于各地的官员。

在普通的旅店之中，同样也会有着一些专门从事性行业的女性，她们则是服务于客商以及旅人，这些普通人的。在奈良时期，“卖春女”在日本就已经相当的普及了。并且其甚至出现了“集中管理”的雏形。

（日本风俗业）

毕竟“卖春女”在性交易中，往往扮演了一个弱势者的角色，因此其需要一定的保护。而“长者”就是一个保护“卖春女”，并且将其集中管理的角色。据史料记载，在平安时代的中期，就已经出现了“某某长者”的称谓，这些人也是专门经营娼妓行业的人。

一般来说，“长者”与官府内的一些大小官员，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因为其实“长者”一般来说也是女性，凭借自身的力量想要保护“卖春女”，其实也有一定的困难。不过说白了，所谓的“长者”其实也就是老鸨。

不过在此时，“卖春女”其实依旧没有得到官府的正式认可，严格来说，其实还是一种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灰色产业。“卖春女”是否被查禁，普遍取决于地方权力机构的态度，甚至取决于地方官员的个人喜好。

（日本风俗业）

如果一个地方官员的品行相对正直，那么他在上任某地之后，首先就会开始查禁地区内的娼妓场所。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对此并无恶感，那么就不会对地区内的娼妓场所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总之，“卖春女”依旧还是朝不保夕的。

但是这一情况，在室町时代出现了明显的改观，因为“卖春女”终于合法了。足利幕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专门为“卖春女”开辟了所谓的“倾城局”，名字听起来挺好听的，但是其实说白了，也不过就是大型风月场所罢了。

但是至少在“倾城局”内，“卖春女”们的人身安全，至少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在此之后，只有“私人从业”的妓女，才会被称之为“卖春女”，而挂靠在足利幕府之下的妓女，则会被称之为“公娼”。

（日本风俗业）

丰臣秀吉在控制日本之后，更是首次在大版建立了大型的红灯区。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对于红灯区的称呼相对来说比较直白，将其称之为“三乡妓馆区”。而继大版之后，丰臣秀吉很快在京都也建立了“二条柳町妓馆区”，所谓的“妓馆区”，其实也是方便将妓女集中在一起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因为妓女集中在一起，势必将会引来更大的“客流量”，其他相应的收入，自然也会增多，包括周边的餐饮业，以及城市内的贸易买卖。而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情色行业已经成为了一种特色产业。

当时的日本与大清帝国一样，实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仅幕府允许通商的国家只有清帝国以及荷兰，而且日本当年的通商港口，也仅仅只有长崎一港。清国以及荷兰的商人，也只能居住在专门供其居住的“船屋”之中。

（日本风俗业）

不过所谓的“船屋”，其实也是相当庞大的商业区，当年有很多来自大清的富商，为了体验日本的“风月女子”，专门跟随商船一起前往长崎，只为睹其芳容。

二、“改头”不换面

然而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明治天皇却决心让日本彻底改头换面。当时相当多的欧洲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纷纷解放了自己国内的奴隶以及农奴，以达到文明其国家，解放其生产力的作用。

而明治维新同样也效仿了这些西方国家的做法，然而，明治维新本质上只是一场并不彻底的改革。日本并没有彻底打倒旧有的地主，大族，等等权贵阶级。这也使得日本的明治维新，本质上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甚至仅仅只是局限于上层的所谓“改革”。

（日本风俗业）

即便是明治天皇，也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不能轻易的动日本权贵的“蛋糕”。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明治天皇，也仅仅只能将改革的目光放在了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背景”的娼妓身上。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第295号规定，明确禁止了人口买卖的行为，并且着重强调了，要“解放”包括艺妓在内的全部“卖春女”。在这种情况之下，该命令本身的人口买卖问题，反倒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了。

因此这道命令，也被称之为“艺妓解放令”。讽刺的是，所谓的“艺妓解放令”并没有解放艺妓，反倒使得大量的艺妓沦为了娼妓，虽然娼妓也在“被解放”的范围内。然而大量“不经官”的娼妓，反倒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日本风俗业）

在这一阶段，日本的风俗行业，至少在名义上，已经成为“非法”的了。但是明治政府的这项禁令，从客观上来说，的确是比较欠考虑的。因为在日本，娼妓已经有着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更是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治政府禁令之后，大量依托于风俗业的从业人员，以及附属产业从业人员，纷纷失业。而这些人的失业，以及整个风俗行业的倒塌，也使得日本相当多的地方县府，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而明治维新，本质上又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这也使得明治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其实是较为有限的。明治六年开始，日本各地县府纷纷出台了所谓的“娼妓规则”，对本地的娼妓进行“合规的管制”。

这也使得，虽然中央政府名义上禁止了风俗业，可是地方县府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支持。

（日本风俗业）

讽刺的是，最早颁布“娼妓规则”的日本地方政府，正是日本东京都地方政府。而明治政府这场短暂的禁令，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1876年，明治政府更改了相关的规定，将娼妓的治理工作，转而移交给了地方政府，以及警视厅进行管理。

1900年，日本政府再次将娼妓的管理工作，收归中央政府所有，并且确定了娼妓的健康机制，责令娼妓在政府进行登记，并且定期检查身体。这也意味着，日本中央政府最终还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出了妥协，允许了这个古老的行业继续存在。

三、大正很“浪漫”

而在大正时代，这个旧日本最为开放的时期，风俗行业，伴随着爵士乐和威士忌，在日本再度迎来了一次全新的革新。酒吧以及各种啤酒馆餐厅，广泛的出现在了大版与东京的大街小巷，与之相对的，是各种脱衣舞俱乐部。

（日本风俗业）

咖啡女招待以及各种陪酒女，极大的挤占了“公娼”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也就是在大正时代，“私娼”第一次对“公娼”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在“大正民主”的开放氛围之下，“存娼派”也开始在社会上广泛的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日本为什么至今都无法彻底“禁娼”，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在大正时代就能够一瞥端倪。今天的日本，相比于曾经的大正时代，只会更加的“民主”，更加的多元，相对而言也更加的开放。

（大正时代）

而娼妓。本身就是日本千年文化的一部分，日本社会上其实存在着大量的“存娼派”，他们往往是行业的从业者，相关者，或者顾客。他们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废娼派”，而且他们的利益驱动力也会更高。

只不过是因为受限于日本高层的意志，使得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了。然而，一旦处于某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就像是爵士乐以及威士忌一样，日本这个国家，是禁不住风俗行业的。“存娼派”在宽松环境下，会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音。

（大正女郎）

而在之后的昭和时代，日本的公娼制度，却发展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公娼再次压倒了私娼，然而，却是以一种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式。二战时期，日本的慰安妇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变相，且变态的公娼制度。

四、战后的日本风俗业

战后的日本文官政府，得到了来自同盟国，其实就是来自美国的“全面指导”。与英国等老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作为一个清教徒国家，对于风俗业，至少在国家主流中，是深恶痛绝的。而日本作为“战后亚洲民主样板间”，自然也必须在风俗产业上，“下功夫”了。

（大正时代）

《性病防治法》，《风俗业取缔法》等国度法律，在此期间纷纷出台。之后的《卖春防止法》更是成为了日本第一部全面禁止性交易的法律，然而日本战后的文官政府，遭遇了与明治政府相同的情况，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反对。

文官政府的命令，真正的做到了“政令不出首相府”，因为东京地方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存娼派”！同时，日本国内民众对于风俗行业，也有着较为宽容的态度。随着电视媒体的蓬勃发展，各种色情电影，动画以及漫画，也开始在日本反向出现。

甚至因为受限于日本的国内文化，这些日本的色情传播业，转而反向选择在美国进行发展，因为色情媒体本身，并不属于卖淫行为，在美国并不违法。而美国的影视分级制度，更是专门为色情媒体所量身打造的。

（风俗业人员）

这些在美国进行了“深度加工”的色情媒体，则会从美国，“反向出口”回日本，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色情媒体消费国。1976年，31.4%的日本人，认为风俗行业，“并不需要深究”。

而在疫情时期，日本的风俗业再次迎来了一波“红利期”。新冠肺炎之下，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开始紧急叫停“服务业”，众多餐馆和居酒屋，开始转为“线上营业”，并且开通了外卖服务。但是日本的风俗店，完全没有“线上空间”。

因此大量的风俗店老板，选择顶峰作案，继续营业。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居酒屋和餐厅的暂时关闭，许多日本工薪阶级表示，之所以自己如今会出现在风俗店，是因为自己下班之后，还在营业的也就只剩下风俗店了。

（日本风俗店）

甚至就连日本人自己都说：“日本最危险的地方是东京，东京最危险的地方是新宿，新宿最危险的地方是风俗店。”但是每一位风俗店老板都会表示，自己的店是新宿最“安全”的。因为这种客观情况，风俗店的老板往往也会开出想多更高的工资。

相当多在疫情之下失去收入的女性，就此流入风俗店。讽刺的是，风俗店内的“服务人员”， 并不低贱，她们每一个都是高收入群体，往往要比自己的主顾更加有钱。或许，这也是只有在日本才能够看到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吧。

参考资料：

李敏. "关于日本的风俗业." 外国问题研究 4(2014):7.
栗晓斌. "明治时代日本的社会风俗改革."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2.3(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