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敦荣 邵剑耀丨蒋南翔高等教育思想论纲

摘 要：蒋南翔高等教育思想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涵盖三个层次、九个领域，包括以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数量与质量相统一思想、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等为代表的宏观层面的思想；以“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办学思想、重点大学建设思想、高等工程教育思想等为代表的中观层面的思想；以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思想、教职工队伍建设思想、课程与教学改革思想等为代表的微观层面的思想。

关键词：蒋南翔；高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理论

蒋南翔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领导人。在数十年的高校和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发展思想和主张，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蒋南翔高等教育思想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基于蒋南翔在担任高校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时所作的讲话和发表的相关文章，对他的高等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以期总体概览他的高等教育思想全貌。总体上看，蒋南翔高等教育思想主要涵盖高等教育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九个领域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一

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

蒋南翔从事高等教育领导管理工作30多年，几乎覆盖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全过程。他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及其改革发展密切相关，是他针对各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的思想指引。他认为，办好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方向问题，二是质量问题。前者旨在回答为谁服务的问题，后者旨在回答怎样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在他看来，方向和质量问题解决得如何，事关高等教育事业的成败优劣。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相统一思想和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思想共同构成蒋南翔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思想体系，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向何处去、如何办好和怎么办好的问题。中国道路思想是他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根本主张，数量与质量相统一思想是他对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总体把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思想则指明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遵循。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的历史中，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直贯穿始终，从现代化走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是文化的自觉。就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我国位于后发国家行列。19世纪中后期，以开洋务为先声，中国社会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现代化同时开步，开创了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之先河。不可否认，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前的探索期，自主发展意识并不明显，存在依附于他国发展经验和模式的现象。正如蒋南翔所说的，解放以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是学习英美，而解放初期，主要是学习苏联。尽管如此，蒋南翔的高等教育思想中依旧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他指出，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学总比不学好，但学习国外经验应从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迈进，不能照搬照抄，满足于形式，同时要避免片面的学习，既应了解别国除高等教育外的社会文化背景，又应熟悉中国的本土情况，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蒋南翔熟知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服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他将中国教育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即辛亥革命以前束缚个性的封建时代，解放以前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时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手中将全部高等学校接收回来的时期，二是学习苏联的时期，三是1958年以来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开辟出中国自己道路的时期。在他看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在蒋南翔高等教育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张。蒋南翔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最根本的区别有两点：一是服务方向，二是由谁领导。在服务方向上，社会主义教育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资本主义教育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在领导权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高等学校是对国家前途有重要影响的“最高学府”，应该由党领导，这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事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从旧中国高等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存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为适应和满足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人才之需，走上社会主义正轨，必须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巩固和扩大高等学校中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不过，强调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党要代替一切组织、包办一切工作。蒋南翔多次主张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的重要性，也不止一次提出党的领导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党的组织领导，而是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及政策，尤其在学术问题上，党委不能去作结论，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百家争鸣”方针，保证高校内充分的学术自由。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蒋南翔指出，应在总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成败经验基础上找寻答案，“成功的，就肯定，继续做；错误的，就改正”。蒋南翔曾以“三阶段、两点论”之说，辩证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的办学之路，其中“总结过去，肯定好的，去掉缺点，重新综合一个比过去更完备的经验”的立场与主张一直贯穿于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构想之中。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蒋南翔呼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总结我们自己在高等教育领域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利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错误，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日益巩固和完善，从而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蒋南翔十分重视总结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十七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认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并非凭空建立，要从“十七年”这个基础出发，主动地建构。概括地讲，“十七年”的经验可归为四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按照国家需要办社会主义大学；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三是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四是在实践中不断回顾与总结。这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196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毛泽东主席称赞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东西”。“高教六十条”是蒋南翔高等教育的中国道路思想在实践层面的集中反映，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特色，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和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规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相统一思想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对矛盾关系。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国家能够提供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很少，社会人才队伍匮乏。蒋南翔主张高等教育发展需全面考虑，要正确解决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平均与重点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相统一。蒋南翔多次敏锐地意识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过快的问题。20世纪50、60年代，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中，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等各种场合，直击要害地指出招生数量超过高校消化能力而造成的“多食伤胃”问题，校舍、设备、师资、领导力量等配套资源未能同步跟上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严重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此，要适当控制数量，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努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蒋南翔再次论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是否太慢”的问题。1976年至1981年期间，我国全日制高校数量从392所增加至704所；1977年至1981年期间，全日制高校在校生数平均年增长率达18%，发展速度远超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苏联，而此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只有4%左右，而且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低下。蒋南翔对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有深刻洞见，指出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受制于经济发展，需考虑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应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通过政府宏观调控使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以更好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之需。

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合理比例关系，必须做到在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价值追求中保持平衡，不能片面地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更不能为了质量而牺牲数量。如何保障数量与质量平衡发展，蒋南翔强调调整教育内外部比例关系的重要性。教育系统是分层次级别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高层次教育。21世纪以前，我国各级教育均不发达，普及率较低，如果不重视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发展问题，就高等教育谈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势必不符合中国国情。在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重正规教育、轻非正规教育的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实现教育普及，实现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齐头并进，必须抓好半工半读、半耕半读、业余函授等方面的教育。为满足各类学生升学需求，刘少奇在1964年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学校制度的“两条腿走路”的教育方针。蒋南翔积极主张贯彻“两条腿走路”政策，倡导着重发展业余、函授、广播、电视和短学制的基础大学或专科学校，以广开学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的内部调整首先要协调好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纵向比例关系，然后，协调好各级各类学校之间横向比例关系，使各级各类学校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外部调整是要解决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的比例失调问题。一方面，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应与国家的经济力量相适应，以发挥教育投资的最大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院校设置和专业设置应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问题，需配合整个国民经济的规划，形成合理布局。蒋南翔的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相统一思想与其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思想相互映衬，教育内外部比例关系调整正是他为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所作出的中国式方案。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质量的数量是虚假的数量，盲目地追求虚假的数量势必会分散和消解高等教育资源，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留下各种后遗症。只有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数量，才能达到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

（三）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

高等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必须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形势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蒋南翔深刻认识到高等教育对于国家事业建设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服务国家事业建设的根本途径就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合格的优秀毕业生。1952年，在向北京各高校毕业生所作的《服从人民政府的工作分配，积极愉快地走上国家建设的战斗岗位》报告中，蒋南翔开篇便提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各个战线，将因而增加一批新的生力军；对我们国家，对你们自己，这都是值得庆贺的事件”。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他将清华大学比喻为一条大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教育方针是“大海航行中的罗盘针”，校内是划桨，校外是拉纤，只有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正确的航线行驶，大船才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航行。在对清华大学每一届毕业生的讲话中，他都会寄予年轻人厚望，要求毕业生做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时十分认可并积极推崇“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当时，部分学生群体中流传“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好比是父母强迫命令的‘包办婚姻’”的错误观念，蒋南翔对此给予抨击，并指出新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应以服务国家需要为大前提，开始走向社会应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比如，在送别1957年毕业生的讲话中，他提出正确解决个人志愿和国家需要的矛盾、不要打个人主义的小算盘、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尊重体力劳动和工农群众、不断改造自己迎接实际斗争的考验五点临别赠言；在送别1958年毕业生的讲话中，又提出要服从工作分配、做好工作、成为共产主义的播种者三点期望；在送别1961年毕业生的讲话中，则提出“从根本上说，不是人选择工作，而是工作选择人”的观点。

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邓小平曾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经济问题，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蒋南翔对此十分赞同。他认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未能摆到应有的地位，即便在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中也未论及两者的关系。纵观世界各工业先进国家，均拥有强大的教育基础和雄厚的科技力量，“不能设想一个教育和科学很落后的国家，能够建立现代化的先进工业”。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超大规模人口基础之上，不解决人口现代化问题，就难以实现现代化，而人口现代化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蒋南翔清晰认识到这一点，1979年他提出了“教育上不去，四化将落空”的主张。他指出，普及小学教育的落后和高等教育的落后使得教育事业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之需。在高等教育方面，1979年，我国平均每一万人中仅有9名大学生，在当时世界137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在第129位，远低于世界水平。为此，蒋南翔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十五年见大效，大学生数量上、质量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特别重要的科研部门进入世界前列”的美好愿景。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支撑，高等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蒋南翔指出，高等教育的院校设置和专业设置应当配合整个国民经济的规划，需要各地区、中央各业务部门充分协商，教育部要进行充分调查，同国家计委互相配合，共同研究，联手调整，合理规划院校及专业布局。以高等教育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为例，蒋南翔指出，火箭、原子能、造船等专业的规划设置，应是“在全国一盘棋下，按协作区配套建立独立作战体系”。高校有其共性和个性，共性指“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个性即办学侧重点，高校应基于自身特色，或侧重火箭、或侧重原子能、或侧重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发挥出优势。为国防建设服务，并非仅限于尖端专业，亦需发展大量的一般专业和基础理论专业，同时在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中需保持一定比例的文科专业人员，这才能真正使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二

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

蒋南翔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主要领导，对学校建设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当时，清华大学的建设发展具有探索性和示范性，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推行的很多办学思想也成为指导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思想。他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是他在清华大学办学实践经验的结晶。清华大学办学和发展具有多重属性，比如，中国社会主义大学、重点大学、理工科大学等，这使得蒋南翔在领导清华大学办学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办学思想，并为全国各类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和理工类大学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

（一）高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思想

“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是高等教育理念的突破，是高校办学实践的创新。现代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引领经济社会进步，主要是通过“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实现的。我国最早于1958年教育改革运动中由若干高校提出并得到推广。清华大学是最早实行的学校之一。1958年，党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与传统的办学理念相去甚远，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质疑声，诸如“高等学校是研究学问的地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岂不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岂不要分散力量、降低教学质量”等。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坚决贯彻党中央教育方针，把生产劳动引进学校，提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理念。他认为高校的科学研究必须要走结合生产的道路，高校的学生培养必须要抓好基本理论与实践训练两头，这是理论和实际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三原则的重要体现。在蒋南翔的带领下，清华大学开展了深刻的教育革命，生产劳动成为学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逐渐形成了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三联基地”。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理念的实施改变了清华大学办学模式，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走出了课堂、实验室和书斋，办学质量的内涵得到了更新和充实。在“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理念指导下，清华大学办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做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学生毕业设计是“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的重要结合点。蒋南翔认为：“毕业设计的胜利完成，同时也就意味着获得教学、生产、科学研究和思想工作的全面丰收”。自1958年引进生产劳动以后，清华大学通过毕业设计工作，在两年时间里为国家完成了如密云水库、电子计算机程序控制机床等相当数量的实际生产和科学研究任务，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二，“大兵团、多兵种”作战的跨学科协作是完成重大生产任务的关键。所谓“大兵团、多兵种”作战，是指把各系、各专业的师生组织起来，联合工人共同攻克综合性较强、牵涉业务范围较广的重要项目，集中优势力量突击技术关键。其三，打破高校的“围墙”，走出象牙塔。蒋南翔指出：“只有坚决打开高等学府的沉重的闸门，不断加强学校和社会生活的密切结合，才能更彻底清除那种抱残守缺、孤芳自赏的陈腐的学院气息，使学校更快地发展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生气勃勃的战斗基地”。从清华大学的实践来看，在蒋南翔的带领下，学校大力开展校内外大协作：一方面，清华大学通过参观展览会、生产实习、现场访问等措施，吸取校外实际经验；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协作、技术推广会议、协助工厂开展技术革命和开办业余大学等，给校外单位提供帮助。在科研上还形成了清华大学与校外有关业务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兄弟院校共克科技难关的局面。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是蒋南翔贯彻执行党中央教育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清华大学办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育思想。时至今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学研产一体化等办学思想与“三结合”思想如出一辙，今天我们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提出来，并没有为人们所认同，甚至还有很多质疑和反对。蒋南翔的坚持和清华大学的实践蹚出了一条高校办学新路。

（二）重点大学建设思想

重点大学建设是党中央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肇始于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发布《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指定6所高校为全国性重点大学，清华大学位列其中。其实，早在政策颁布之前，即1952年，蒋南翔在向习仲勋、杨秀峰、中宣部、北京市委并中央的报告中，便提出了“必须有计划地使少数重点学校及早达到较高的水平，以便先取得经验”的建议。他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可能希望所有的高等工业学校在短期内达到“迅速有效地培养出大批具有高度质量的工程师”的要求，应先在具有较好条件的高校来实现这一任务，清华大学便是这样的学校。为此，他对清华大学提出了保证入学学生的必要质量、办五年制工业大学、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有计划解决师资困难以及加强党的领导五点办学要求。不难看出，蒋南翔的重点大学建设思想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事业发展需要，根据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实际状况提出的战略性政策建议。1956年，蒋南翔在其主持起草《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高等教育部应当着重领导少数基础较好的全国重点学校，并认为这些学校应该适当延长学习年限，以丰富毕业生的科学技术知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原子能相关专业可适当延至五年半，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等可延长至六年。同年，他在《北京日报》发表《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在论述解决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矛盾关系中，提出“必须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平均主义”观点，认为由于资源有限，“要求全国所有高等学校都在短时期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不现实的，需要“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值得注意的是，蒋南翔并非片面地倡议建设重点大学，建设重点大学并不意味着不要发展普通大学。他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掌握重点，照顾其他”的方针，认为这是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做到重点提高，更有力地配合我国向科学进军，使我国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能够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所在。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他指出，需要新办大批高校，但“条件不足的，可以暂时降低要求，适当缩短学制，精简教学内容，等到以后条件具备的时候再提高要求”。他又积极倡导多种形式办大学，“对每个学校的潜力要作具体分析，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切实措施”，以挖掘潜力，办出特色。这些论述集中反映了蒋南翔重点突出、整体稳步推进的重点大学建设思想。

清华大学的重点大学建设不只属于清华，它对全国其他大学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成为我国高校高水平办学、高质量发展的楷模。自1954年以后，清华大学连续被列入重点大学建设名单。蒋南翔在清华大学任职校长期间，丰富了重点大学建设思想，在办学及管理层面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进。在他看来，重点大学的历史使命是“要在十年、二十年内，力争在科学文化领域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重点大学区别于普通大学的关键在于它应在各行各业起到引领作用。正如他在《关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校办工厂的意见》一文中所述及的，“国家对于清华大学的主要希望，不在每年能为国家生产五十辆或三百辆至五百辆汽车，而在能够更有力地为我国的汽车工业以至全国工业的现代化，为我国科学技术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自己应有的积极贡献。”重点大学应当是具有先进水平的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这是蒋南翔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的期许，更是其为重点大学办学指明的方向。他坚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以攀登科技高峰，是重点大学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登山队”——各方面高水平，并能在学术上同国际第一流水平的科技专家并驾齐驱的本土专家队伍。重点大学要为培养这样的“登山队”服务。为此，他提倡重点大学应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积极创造条件，兴办研究院，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科学后备军、研究工程师和高校的师资等。重点大学建设的意义在于让部分高校优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其他高校，最终实现高等教育整体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大学是一国高等教育之旗舰，其办学模式往往对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起着示范与引领作用。蒋南翔任校长期间，及时总结清华大学办学实践经验并积极推广，逐步开展对外服务工作，为各兄弟院校提供“清华模式”。比如，清华大学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积极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在争取“先过河”的紧张阶段，主动向外推荐比较成熟的讲义21种，邀请35所高校教师到校进修；1964年2月至4月期间，各校到清华大学开展交流经验等活动共计127次。

（三）高等工程教育思想

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1952年秋，教育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校院系调整工作。经过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从一所综合性大学演变成多科性工业大学。为此，蒋南翔提出：“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在任期间，他在清华大学办学过程中作出的许多创举，开创了学校发展的崭新局面。他认为，高等工程教育若要建设得快、发展得好，离不开强大的高等理科教育支持，理工不能分家。他对当时经过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仅剩土、水、建、机、动、电等工科系的情况深表惋惜。工科是“与工程有关的一系列学科的统称”，“以实用工程技术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理科是“教学上对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学科的总称”，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以及数理逻辑”。两者看似界限分明，实则互相关联，在他看来，理工结合，既符合科技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规律。蒋南翔不止一次地强调理科教育在工程教育中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工科和理科是有密切联系的，当代最新的技术科学都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认为该校的成功离不开“把工科和理科办在一起”，“如果个别学校如清华大学参考他们的经验，兼办理科与工科，未尝没有好处”。

高等工程教育肩负着服务国家事业建设的重要使命，工业大学应主动布局新兴专业建设，融入国家战略需求。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制定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方针。同年9月，蒋南翔担任团长，与周培源、钱伟长、胡济民及翻译邢家鲤组成中国教育考察团访问苏联。从苏联考察回国后，他深感为国家培养原子能干部的任务重大，于11月向高教部提出关于“审核和批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置新专业的计划”的请示报告，拟在北京大学设立核子物理、电子学、无线电物理以及放射化学等四个专业，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同位素物理、远距离自动控制、电子学技术、无线电物理、半导体及介电质、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热物理及稀有元素分离工艺等专业。关于如何创办新专业的问题，蒋南翔在写给彭真、刘仁并报中央及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谈到，应当采取比较集中的原则，即首先在北京建立第一个训练中心，在北大设立理科方面各有关专业，在清华设立工科方面的各有关专业。等到北京的训练中心打好基础以后，再扩展到其他的训练中心。新兴专业的建设中体现出重点突出、整体稳步推进的思路，这与蒋南翔重点大学建设思想如出一辙。1956年，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工程物理系，后又相继建立工程化学系、工程力学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自动控制系。清华大学逐步恢复发展了高等理科教育，更好地促进了工程教育的发展，贯彻落实了蒋南翔“理工不分家”的工业大学办学思想。

蒋南翔主张，高等工程教育应培养“红色工程师”，即业务扎实、作风务实、有政治素养的工程科技人才。蒋南翔认为，工科大学应使学生受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包括基础理论课、基础技术课、主要专业课以及综合训练（包括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基础理论课和基础技术课的比例要大一些，但专业课和综合训练也应保持必要的阵地。其中，毕业设计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需与实践紧密结合。蒋南翔还认为，工科大学的每个学生还应提高政治素养，社会主义的工业大学应当培养“红色工程师”。学工科的“政治的重要性决不可以忽视，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不只取决于业务能力，政治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工程师需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适应实际生产工作。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转型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未结合实践之前，水利系的毕业设计在学生口中是“假想水库，闭门独做；纸上谈兵，任意调度；行得通乎，心中无数”，而与实践结合后，学生对毕业设计的评价变成了“真刀真枪，上山下乡；集体协作，战果辉煌；解放思想，百花齐放”。

实际上，学生的毕业设计应当具有应用导向，需理论联系实践，也是工科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蒋南翔认为，离开实践进行研究就和“只背琴谱、不会弹琴，只看游泳术、不会游泳”一样。为此，除了积极倡导要在工科大学引入生产劳动外，他还作出狠抓实验室建设的决定，指出“没有实验室的水平，就没有学校科学技术的水平”，“实验室对科学研究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

微观层面的高等教育思想

蒋南翔的高等教育领导经历覆盖了宏观和微观各层面，这就决定了他不仅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命题，而且重视高校办学的具体问题。从他关于高校办学的相关论述看，关注最早、讨论最多的，是人才培养问题。这是高校办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如教职工队伍建设、课程与教学改革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的。

（一）全面发展的高校人才培养思想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和核心工作，是高校根本职能。蒋南翔十分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不仅有很多相关论述，而且还通过大量的教育教学活动实践探索人才培养规律。他认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社会主义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蒋南翔创造性地提出学校要建立政治代表队、“科学登山队”、体育代表队和文艺代表队四支“代表队”，分别以政治辅导员、业务学习尖子、运动员、文艺社团成员为模范生，作为因材施教的典型，让这些学生发挥各自的特长，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等各方面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德育包含了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蒋南翔多次谈到，社会主义高校培养的人才应当是“又红又专”的，“红”是指德性修养，是解决学生的基本立场问题，即解决为谁服务、拥护谁的问题。“红”的培养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他积极倡导在高校中加强党政领导，不断巩固和扩大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及组织阵地。为此，他创造性地采取组织措施，在清华大学落实思想政治工作，把马列主义作为大学生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首创“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两个肩膀挑担子”（双肩挑）的政治工作制度。“红”的具体衡量标准是什么？蒋南翔以“上三层楼”的隐喻进行了解答：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即爱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即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要有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革命化和劳动化的实际锻炼以及不断革命的自觉精神。蒋南翔十分认可劳动教育，从他高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思想中便可看出他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他将“培养一种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视为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培养“红色工程师”“生产战线上的指挥员”等，就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离不开劳动教育。

智育与业务能力密不可分。“又红又专”实际上也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业务过硬是智育培养高质量的表现。要做到业务过硬，蒋南翔提出：其一，要把学校功课学好，基本的业务训练要扎实，如学医的把医学好、学农的把农学好；其次，要有较强的独立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不怕改行和跨行，以应对毕业后工作与专业不对口径的问题；其三，要有“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以及在工作中、在业务领域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的能力”。蒋南翔提出的三点要求可以说是其在智育层面的“上三层楼”，由简单到复杂，从基础到高阶，层层递进，体现出循序渐进的育人原则。蒋南翔积极倡导“少而精”的拔尖人才培养理念，不止一次强调要因材施教，承认同学学习中的差异性，“组织有学习潜力的同学，争取教学上的丰收和科学上的成果”。他指出应该让最优秀的本科生成为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要求在教学上为优秀学生制订单独计划，允许他们在学好本科课程基础上提前学习和通过外国语、基础理论、专门课程等研究生课程，做好“本研”衔接。

体育中包含了美育。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运动，建校之初就以“校舍好、英文好、体育好”著称。蒋南翔就任校长后，更是将清华大学的体育精神发扬光大，形成了“无体育、不清华”的美誉。1953年3月，蒋南翔任校长不满一年，就在向清华大学全体教师党团员的讲话中提出制定健康计划，“保证同学一天有一二小时运动时间，改善伙食，使同学生活规律化，实行劳卫制，体育不及格的就不能毕业”。1957年，在清华大学全校体育工作干部会上，蒋南翔首次公开表达“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的设想，而后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并打趣地称，“业务上升，体质下降，毕业后当‘院士’，非科学院科学家的‘院士’，而是医院的‘院士’，就不好了”。在蒋南翔的带领下，清华园出现了别具一格的“四点半”现象，即每天下午四点半，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学生必须到操场锻炼。此外，在清华园，多种多样的小型体育比赛、名目繁多的体育社会活动以及专家名流的体育讲座和表演等，几乎每天都有。在重视体育的同时，蒋南翔非常关心支持美育。他指出，学生文艺活动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陶冶学生美好情操的有效途径，应该“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相结合，既要抓好普及，也要抓好提高，并认为对文学艺术的欣赏能力是现代大学生应有的文化修养，所以大力推崇校园文化活动。至1958年夏，清华各系学生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文艺汇演经常举行。

（二）高校教学改革思想

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必须最终落实到教学改革上。蒋南翔执掌清华大学和在担任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期间，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从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型发展，他从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开始便大刀阔斧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认为教学改革应当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执行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方针，执行中央精简节约的政策等，与其大力倡导坚持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思想一脉相承。他的思想又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这使得他又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表现出一定的前瞻性。比如，他在各高校全面学苏的时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改革原则，不把苏联奉为圭臬，而是根据实际改革效果，判断苏联经验的先进性，同时指出也应注意学习别国一切有益的经验，正确修订教学计划。清华大学根据苏联经验所设的各专业都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实际需要开展，学校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无一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真正做到了“学有所用”。蒋南翔始终遵循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认为这是我国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要求的。他指出，应通过学校课内教育和课外活动贯彻落实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前者是主要的、基础的，包括政治思想课程、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实习课程以及体育课程等；后者是配合的、辅助性的，包括文娱活动、社团活动、科学研究小组、义务劳动、社会工作、旅行、参观等。课内教育即教学工作，具体以课程形式体现出来。因此，蒋南翔十分重视学校的课程建设，据统计，1952年至1954年期间，清华大学共开出和准备了110门新课，准备了86种课程设计，为学校顺利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对于大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现象，蒋南翔指出：“学生掌握知识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但我们要求学生在紧张地劳动以后，能够愉快地完成学习任务，有所收获”。因此，他提出“实行劳逸结合”“把知识学到手”“因材施教”三大策略，适当压缩学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贯彻“少而精”的方针。

高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长久以来，“要教学还是要科研”或“重教学还是重科研”问题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蒋南翔认为，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正确结合，是保证高校工作开展的关键。教学工作必须依靠科学研究来提高水平，科学研究必须依靠教学工作来不断训练并提高后备队伍。忽视教学工作或忽视科研工作都是错误的。高校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完成教学任务，应将“做好教学工作作为全校工作中最中心的任务”上升到思想认识层面，政治工作、行政工作、财务工作、人事工作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和配合教学工作展开。在论述“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时，他提出，三结合是以学为主、以办学为轴心的三结合，不是以生产为主、以办厂为轴心或以科研为主、科研任务压倒甚至挤掉教学任务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实现“全校一盘棋”的战略部署。所以，高校应在保证教学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根据可能的条件适当且日益地加强科研工作，最终做到两不误。纵观清华大学发展史，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学研究，都走在全国前列，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蒋南翔教学与科研工作相辅相成理念的实践成果。

（三）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思想

教师是高校办学的依靠，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业务水平直接影响高校的人才培养、办学水平及社会声誉。蒋南翔认为，建设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校教师队伍是高等教育建设的首要任务。他经常引用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时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把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在校的108位教授、副教授称为“108将”，并视之为学校稳定的因素。蒋南翔深感培养教师的不易，指出培养一个讲师，至少需要在大学毕业后再经过三年以上的时间，培养一个教授，则至少需要在大学毕业后再经过十年以上的时间。他积极贯彻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教师的管理奉行“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原则，提出“团结全体”“百分百团结”的工作方略，争取把全体教师团结起来，共同前进。一方面，鼓励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保证老专家专业活动顺利进行的措施，包括为老专家增设必要的工作上的助手，减少老专家的行政事务工作；按其所长分配适当工作，派人向年老体衰而有真才实学的老专家学习，或帮助整理资料，继承知识；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等等。另一方面，支持培养新的专家，鼓励新老教师之间的互助交流，并给予青年教师足够的时间用于进修和科学研究，以提高业务水平，成为各种专业领域的新骨干。

除教师队伍建设外，蒋南翔十分注重做好职工工作。他对“过去的旧大学，都是重教轻职”的现象进行批判，认为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是推进学校工作的两个车轮，必须互相配合，大学应当建立两支队伍：一支是教师队伍，一支是职工队伍。两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个肩膀”，应当协同作战。他将高校职工队伍的服务目标总结并提升为“三服务”理论：一是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服务，二是为学校的发展服务，三是为全校师生员工的生活需要服务。为推动清华大学全体职工更好地为学校服务，蒋南翔将其拔尖人才培养理念进行转换，贯彻到职工队伍建设中，支持并开展优秀职工评选活动，把先进工作者和优良工作者的工作经验总结、发扬并在全校推广。为管理好两支队伍，蒋南翔强调工会在高校中的特殊作用。他指出，学校要办好，既“要有自上而下由学校行政负责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要有学校全体成员自觉地、积极地、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工会作为包含全体教职工的最广泛、最有影响的一个组织，在办好学校方面重要性可见一斑。有鉴于此，他对高校工会组织提出了四点工作要求：其一，要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其二，要协助有关部门领导教师、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及文化学习；其三，根据可能条件适当解决会员福利问题；其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藉以改正不足。在蒋南翔“高要求、低姿态”工作作风的引导下，清华大学的职工们干劲十足，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能做好后勤工作，保障教学有序开展。

作者：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邵剑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