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既有对新帝国加强统治之目的，又有其受邹衍、齐儒学说影响之因素。
秦王政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
这一年，秦王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定帝号”。
他对丞相、御史一干重臣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纷纷谏议，说王称泰皇；政令称制书；命令称诏书；天子自称朕，云云。
秦王说，可以。不过，要废除谥号，不能让儿子评议父王，也不能让臣子评议君主。朕称“始皇帝”，二世三世传至万代，永没穷尽。
“秦始皇” 于是“诞生”了。
第二件，：“改水德”。
秦始皇相信邹衍的“终始五德说”，认为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周是“火德”，秦代周，就应该是“水德”。遂决定按照“水德”，改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衣服、符节、旗帜皆以黑色为贵；数目以六，符、法冠皆为六寸，车宽六尺，六尺算一步，一车架六马；改黄河叫“德水”；为政须刚毅严苛，不讲仁爱恩惠和善情义，这才符合五德中“水德”主阴的“命数”。违反此令者，一律严办毫不宽赦。
第三件，“设郡县”。
丞相王绾谏议分封始皇皇子皇孙。李斯不赞成，说周朝衰微，就因为诸侯间明争暗斗，仇人一般。
始皇称赞李斯说得对。
他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分别设守、尉、监官职；百姓黎民称“黔首”；收集天下兵器到咸阳，熔化铸成了十二个铜人；统一法令和度量衡，统一车辆两轮轨矩，书写使用统一的秦体；还设立要塞，迁徙人口，修建祖庙，大建宫舍等等。
这三件事，实际上，第一件，是确定了国家最高统治机构的“范式”；第二件，是以新的“水德”意识形态代替了实行近千年的周代礼乐制；第三件，则是确定了国家垂直行政系统的组成以及配套措施，也是对周代分封制的“更新换代”。
从这个角度说，“书同文，车同轨”，无疑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统制治理了。
书不同文，政令很难一贯到底，也很可能因为六国文字不同而出现误传抑或篡改造假。
车不同轨，不利于生产发展、贸易互通，各地一旦有“风吹草动”，或者边境不稳，运兵亦不方便。当然，始皇帝四处巡视，到处封禅就更不方便了。
由此出发的考虑，应该是秦始皇的主要出发点。
不过，这里面又确实不无始皇帝深受邹衍和齐儒影响的因素。
邹衍大约与燕昭王和平原君同时，原属儒家，但后来在自己 “仁义礼乐”儒家鲁文化中，掺杂进了“荒诞不经”的齐文化，班固说他是“阴阳家”的创始人。
邹衍大概看到诸侯战乱不已，争王称霸，心有不满，或出于好意，提出了一套“终始五德说”。他说，你们争来争去没用，谁能作天子，是“五德”确定的；黄帝是一德，夏商周各为一德，后面一德是谁，也就是该谁“坐天下”没说。或许这是他故意的吧。
邹衍有很多学生，被称为“齐儒”，不少人跑到了秦国，成为了后来所说的“方士”。
秦王无疑大受这些人的影响。信奉“始终五德”而改制“水德”，便是从黄帝夏商周“四德”那里排下来的。而且，他倒处封禅，求仙以期长生不老等等，皆为受这些人影响有极大关系。
《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道，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又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秦始皇改“水德”，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书同文，车同轨”与此有关吗？
有。
看《礼记.中庸》下面这段话——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中庸》，据说为子思所传。他讲的是先王之道。
而又据说，邹衍是子思学派的弟子。司马迁说，邹衍的“阴阳”学说和“始终五德”说，根源在思孟。
邹衍的弟子，又把邹衍改造过的学说带给并深深影响了秦始皇。
即然秦王感觉 “天命终始”，让自己做了“水德”的“始皇帝”，而且千秋万代永不穷尽，那就一定必须要以“天子之身”，“议礼，制度，考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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