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之泉”到“共青团女孩之泪”：伏特加简史

Vincent van Gogh, The Drinkers (1890)

曾在俄罗斯周边漫游十年的英国旅行家菲利普·马斯登（Philip Marsden）抵达莫斯科，为自己规划了如下路线：从莫斯科一路往南，穿越大草原、高加索山区，直到俄罗斯南缘。

在这趟风尘仆仆的俄罗斯南部之旅中，菲利普·马斯登进入了一个陌生而多义的世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有流亡的乔治亚王子、热情的学者、昂扬的哥萨克人，还有离群索居的圣灵战士。一个个人的形象从后苏维埃时代的平静与沉闷中凸显出来，他们追索着托尔斯泰的伟大问题：人该怎么活。

今天的推送摘自菲利普·马斯登的《从莫斯科往南去》（The Spirit-Wrestlers: And Other Survivors of the Russian Century）， “伏特加简史”。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新栏目，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俄国人对烈酒的需求，和对民间疗法与矿泉水的狂热不相上下。我在基斯洛沃茨克的房东纳塔利娅·彼得罗芙娜（Natalya Petrovna）也同意这说法：“他们才刚把俄国喝垮了！你懂吧？喝垮了……”她也是当地巴士路线的专家。

纳塔利娅的工作主要是教意识形态，“人民的启蒙”是她惯用的名词。她的退休金一个月十美元，而我付给她的房租，她则打算留到7月孙子们来时，拿去给他们买冰激凌。她说，他们是一群好孩子，也许是有点皮，有时很粗鲁，但这就是现在的孩子——你又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睡在阳台上，那里摆着几排腌菜缸，还有一串串风干了的龙蒿。早晨的阳光穿透胡桃树浓密的树荫，洒满了阳台。我听到纳塔利娅·彼得罗芙娜将面包碎丢给院子里的狗：“狗儿！来吃！”

除了休息日，她每天都会去那块小小的田地里干活，要到那里得先搭52路公交车到邮局，然后再换搭10路车。我停留在当地的那个星期天气酷热，她每晚回来时都筋疲力尽，得在腿上热敷。她买了很多袋小萝卜。“最近缺雨水，所以萝卜这么小，但这样反而更辣一点。”

纳塔利娅·彼得罗芙娜有两个儿子，两人的黑白照片挂在厨房墙壁上，脸上带着微笑，看起来很风趣。照片上他们并肩站着，背后是高耸的厄尔布鲁士山。他们两人当年同时到阿富汗服役，写长长的家书给母亲，并寄回穿军装的照片。然而，他们并没有一起回家，而是一前一后，在两口棺材里。

“他们把一切都喝垮了，”她说，“那些将军们，就这样把两个可怜孩子的命喝没了。”

James Ensor, The Drunkards (1883)

在基斯洛沃茨克停留数天后，我很高兴终于又要上路了。

“坐38路车出城，那儿有一部小巴士到乌兹克干（Utskeken），就是那种车顶弓起来的巴士，一部老库班……”

纳塔利娅·彼得罗芙娜一点也不希望我就此离开。她说山区盗匪多，晚上会枪杀旅客。然而，过惯了当地懒散的生活，我反而觉得盗匪的威胁很有诱惑力。

出城后，我越过俄国边境，进入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我在乌兹克干下车后，穿过一片广阔无树的夏日牧场。眼前一望无际，整个早上，我都顺着山谷边一条深邃的河流前进。髭兀鹰在清澈的天空飞翔，脚下的青草既柔软又新鲜。其中一个斜坡长满了浓密的榛树，另一个则光秃秃的，松动的土壤上点缀着一些荆棘丛。我在高处坐了一会儿，看着几个卡拉恰伊人骑着小马追赶一头凶猛的离群小母牛，他们用一根长棍抽打它，还往它身上丢套索，但一直没有命中。他们越过河流，踏起四溅的水花，蹬着小马上坡，最后在树丛中把目标跟丢了。直到小母牛跑累了停在河边吃草，才被他们逮到了。

晌午时分，阳光最烈的时候，我坐在一棵白蜡树下休息。我看了一会儿书，打了个盹，醒来时天光转亮，暖风自山谷吹来。近黄昏时，我越过边界，回到俄国。

一座弃置的抽水站坐落湖边。林间，一条印着深深车辙的小径上，横躺着一个人——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一个小孩过来蹲在他旁边，喊着：“爷爷！爷爷！”

那人动了一下。

“回家吧，爷爷，我们都很爱你。”

“没有人爱我。”

“我们都爱你！”

突然，小孩看到了我，站起来一溜烟跑了。老人转头朝我的方向凝视着，眨眨眼将视线聚焦。“你是什么人？”

“外国人。”

“别逗了。”他躺在地上咕哝着，“瞧，每个人都拿我寻开心。”然后朝天空举起一只手臂，发出一声痛苦的呼喊，边哭边骂：“我是个白痴！一个傻瓜！一个蠢蛋！让魔鬼将我带走——”

转弯处出现了马儿和四轮板车，领头的男人不耐烦地摇着头：“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Mikhail Stepanovich），你又来了！”我帮他把老人抬到板车上，老人的一条腿在车轴上方晃着，我们把他的腿也拖到车上。板车朝着森林的方向驶去。

《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剧照

我继续走下山谷。

“饮酒是俄国人最大的快乐，我们无酒不欢。”

公元10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以上述字句，解释他的百姓无法接受其他宗教的原因，基督教也因此成为俄国国教。然而，他当时绝对没想到，一千年后，这种“快乐”使俄国的平均饮酒量跃居世界之冠，每个俄国男人几乎每两天就要消耗一瓶伏特加。

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时代并没有伏特加，只有蜂蜜酒（syta）、葡萄酒（vino）、白桦汁酒（beryozovitsa）和用裸麦、大麦酿制的格瓦斯（kvass）。蒸馏的工艺是从西方传入俄国的，同火药、梅毒一样。

1386年，热那亚使节带着几小瓶“生命之泉”（aqua vitae）来到俄国。那种无色液体的力道令俄国人震惊，他们一开始还以为它只适合当药品。但没过多久，俄国字典上即出现了混合英文的表述：“让我喝生命之泉”（Gimi drenki okoviten）。

俄国很快就领悟到控制其人民和控制酒之间的偶发关联。当蒸馏酒成为垄断行业之后，国家的税收也开始增加。人民喝得越多，国家的税金就越丰硕。俄国在19世纪战事连连，支出的公共税金之中，高达百分之四十来自酒类。在俄国历史上，仅有少数几名强势的统治者发布过禁酒令，包括彼得一世、叶卡捷娜二世及尼古拉一世；同样，军队也只有在屡战屡败时才会偶尔发布禁酒令。尼古拉二世在1914年尝试过禁酒，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混乱的执政初期将这道禁令延续下来，1926年才稍为放松。俄国禁酒史上，最惨烈的莫过于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

1985年苏联邮票，“清醒是生活的常态”

1985年，许多葡萄园被废毁，伏特加也奉令减到最低产量。苏联的饮酒者只得重拾擅长的即兴创作能力，亮光漆、胶剂、窗户清洁剂和剎车油统统派上用场。人们甚至发现，如果食用足量的牙膏，里面的毒素（toxins）可以产生和伏特加一样的效果。古龙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饮料”，被限定于下午两点后方能购买，且每人仅能购买两瓶。在商店里，店主总是无动于衷地看着顾客们当场在柜台前仰头饮下一瓶瓶护发素。

这一类创新的饮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人们发现药柜和清洁柜里的瓶瓶罐罐有着预期之外的性能。对这一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文化，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Venedikt Erofeev）做了最好的编年史记录，他认为饮酒是苏维埃男人真实表现自我的唯一方式，也是这不诚实的世界里唯一诚实的行为。他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Moscow to the End of the Line）中，给出了一些行家的鸡尾酒调法，例如“约旦海域”（Jordan’s Waters）、“列宁的女士”（Lenin’s Lady）等。他建议，“迦南香脂”（Balsam of Canaan）要以甲醇混液、天鹅绒牌（Velvet）啤酒和家具亮光剂混合而成，而最受欢迎的饮品“母狗下水”（Bitches’ Brew）则用日古利牌（Zhiguli）啤酒、萨特阔牌（Sadko）洗发精、去头皮屑药、脚癣治剂和蚊蝇杀虫剂混合而成。“共青团女孩之泪”（Tear of a Komsomol Girl）则以各种含香料的化妆品（例如，薰衣草花露水和指甲油）混合而成，最重要的是，一定得用忍冬树枝调酒，搅拌工具正确与否将影响成品的效果：“我看到有人拿着菟藤搅拌‘共青团女孩之泪’时，简直笑坏了。”

《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剧照

在一本手册中，我看到不少因应戈尔巴乔夫禁酒令的“酒品”制法：

1. 将黑色亮光剂涂在面包上，放置一夜，早上去除多余的亮光剂后即可食用。

2. 将胶剂或牙膏与水混合，过滤后饮用。

3. 将白面包浸在古龙水中。

4. 将桌脚和糖、水一起煮沸，收集蒸气，味道有如伏特加。

5. 在头顶剃出大约一个铜币的面积，涂上黑色鞋油。除了剃掉的部分，整个头部皆需覆盖住，然后在阳光下外出散步。

戈尔巴乔夫颁布禁酒令的翌年，约有1.1万名苏维埃公民因这些冒险实验而死亡。

山谷斜坡逐渐暗淡，空旷地面泛着夜间微黄的光。过了一会儿，我到达另一处泉水区，遇到一个蓄着白须的老人，穿着皱皱的农夫衫，看起来像是打扮成农民的托尔斯泰。他身边的岩石上放着一个帆布背包。

“来了个同伴。”他说道。我们攀谈起来。

“你也在搜集？”他问。

“只是旅行。你呢？”

“我搜集各种草。”

他由背包上部抽出一束用草捆绑的榛树枝。他的背包里，满是这类成束的树枝、花朵和草，每一束都细心捆绑好。他随手将它们抽出，用鼻子闻着：“肺……这种，胃……疟疾……伤口。”

他面孔黝黑，皱纹如等高线图，看来介于贤人和江湖郎中之间。我们一起前行时，我不断验证他到底属于何者。

“我认识300种草。人们来找我，我只要看看他们，给他们开茶方喝就可以了。”

“只用看的？”

“只用看的。我从白俄罗斯的祖父那儿学来的，他则是从他的祖父那儿学来的。”

“你看得出我有什么毛病吗？”

他在路上停下来，展开手掌，抚过我的胸口和肚子。

“没有毛病。”

“没有？”

“可能肝比较小，这里……”

我们又走了几分钟，他突然说：“但你的国家前途堪忧，你知道的。”

“哦？”

“心跳渐衰，将会死亡。”

“那俄国呢？”

“她将会沉沦。当俄国沉沦时，许多人也会一起下地狱。”

本文作者 菲利普·马斯登，生于1961年，作家。人类学出身，为《观察家》工作多年，现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作品集中于旅行与历史写作。另著有：《交会的所在：追寻亚美尼亚人的踪迹》（The Crossing Place: A Journey among the Armenians），曾获毛姆文学奖；《布朗斯基的房子：回到边境》（The Bronski House: A Return to the Borderlands），曾获《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奖、《每日电讯报》年度图书奖、《旁观者》（Spectator）年度图书奖；《天国的锁链：一段埃塞俄比亚传奇》（The Chains of Heaven: An Ethiopian Romance）、《高地：追寻精神之所》（Rising Ground: A Search For The Spirit Of Place），等等。他的作品已被译为十五种语言。

译者 郑明华，1958年生，台湾辅仁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华视《海棠风情》企划、采访及总撰稿，《大地地理杂志》资深撰述及总编辑。出版有小说《私奔》（1996年）。译作有《再会，西贡》《西班牙》《交会的所在：追寻亚美尼亚人的踪迹》《西藏追踪：追寻杨赫斯本探险传奇》《也门：字典国度奇幻之旅》《万物之名：刻镂在埃及沙尘中的生命、语言与开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