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追求“科学深度”的创业时代，投资者和创业者何以应对？

导语

科学家怎样成为企业家？科创投资如何选择“潜力股”？未来十年中国的科创高地在哪里？近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陆雄文院长与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在“创•在上海”创孵大讲堂上，围绕科技创业与科创投资展开了精彩对话。

正文

陆雄文：创业者需要具备很多美德，包括审美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如果我能独立思考，也有强烈的兴趣，却没有创业的勇气怎么办？

王强：企业家和非企业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企业家是行动家，不是梦想家。梦想家很多，有人日思夜想却不敢去行动，而企业家可能梦做了一半就马上醒来，甚至还没有做梦，就开始行动了。

作为企业家，敢于行动是非常重要的。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真格基金在投资时，常常会问：如果拿到钱，明天准备干什么？我们最喜欢听到创业者说，明天我要在这个地方租多少平米，为什么选在这里，周围交通情况如何。创业者能够马上展示出行动来支撑想法。想得不清楚，便容易惧怕。而想得越清楚，就越有勇气和自我激励的胆量。

任何一家企业，出发和抵达是两回事。小红书现在的方向，和我们当初投它时是很不一样的，像投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司。但小红书的勇气是，敢于尝试，在失败、挫折中获得了成长。

陆雄文：早期真格投了很多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近十年转向科技属性特别强的企业，这两类创始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质？你们怎样去评价他们？早期怎么投，现在又怎样选项目，有什么标准？

王强：这些年中国的创业版图发生了一些变化。十年前，我们投资的企业偏重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创业者善于捕捉用户的刚性需求，例如消费需求。

十年前，创业市场的“空白”很多，只要商业模式呼应了消费者的基本诉求，就有实现的可能。近年来，全世界的创业版图都在向科技属性含量更高的技术创新领域转移，比如说算力、芯片、AI应用……以大模型为基础，深入各个产业的实际应用场景成为了现在的创业核心。

当创业围绕芯片、AI落地场景等科技产业展开，创业者对于整个产业链的理解、把控是能否实现“科学深度”的关键。现在，对创业者的要求变得更“深”了。创业者需要有驾驭新事物的能力和整合产业链的能力，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投资者再优秀，在理解技术上都没有创业者优秀。因此，我们会期待创业者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点。例如，为什么要扎根上海？上海的AI、芯片布局情况如何？产业链最强的地方？人才在哪？他知不知道自己在世界级玩家中最需要“攻破”的是什么？这些就是现在我们比较重视，创业者需要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陆雄文：我们在做互联网天使投资的时候会说，创业者要会表达、会想象。天使投资强调“投人”，有激情、有商业模式，就可以相信他。但技术创新领域的投资，究竟是相信这个人，还是相信技术会实现突破？科技创业者中，很多人是科学家，拥有很多专利、产品创新的经验。所以，我们要怎样去判断？是偏向“人”还是“技术”？我们是投资这个人背后的科技研发能力，还是他所拥有的资源整合能力、生态理解能力？……这些方面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王强：创业者的背景非常重要, 在进入的领域有多年工作经历，对整个市场与产品的架构有深度洞察。创始团队提出要攻破的具体目标非常清晰，而且这支团队，正是为了这个目标聚到一起的。因此，我们的初步判断是，如果他们做不成，那至少在我们看来，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做成了，所以我们选择相信。

做投资，相信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企业家，有勇气去行动，是真的得相信自己。如果你对自己将信将疑，那就别去做。因为你已经失败了。

陆雄文：复旦管院实践科创战略已经有3年多。我们办了7期科创企业家营，一共200多位学员。他们平均年龄43岁，其中70%拥有科技专业背景，其中有科学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大厂的研发总监等。还有30%学员是BU Head（事业部总经理），主要做资源整合。

我们发现，来自大厂的BU Head或者有过公司管理经验的人，在创业时的逻辑资源整合能力特别强。这些人作为企业家成功概率很高，可以实现融资，但他们本身不是做前沿技术的，技术突破能力较弱。而70%科技专业背景的学员，他们确实可以在技术上实现“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这让他们创业时信心满满，也能够拿到天使融资。问题在于，他们不懂如何经营企业，也不懂管理，很多人因此遇到各种困境，很多人被骗踩“坑”，包括有些发展不错的企业已经融资两轮，却仍然不知道如何走向上市，走向产品验证。

科技创业并不是仅仅把实验室搬到社会上就是成功。科创企业家要让企业成功，要能够让企业赚钱，让投资人有回报。怎样帮助科技创业者成为真正的科创企业家，这方面你们做天使投资的会不会辅导他们，有什么经验能够让这些人成功？

王强：天使投资时间跨度很长。从开始到IPO退出或被并购，平均需要8到10年。为什么很多科技创业者的企业，包括教授创业难以成功？这些拥有技术的人一开始就认为，最后能够让企业活下去是因为技术本身，社会会为了技术买单。但技术必须以企业为载体才能生存。企业由各种各样的人构成，这其中有技术人员、非技术人员，还有人会反对你的技术。那些有强大技术实力的成功创业者，无一例外都能够把自己从科学家属性转变为企业家属性。他们必须学会理解人性，并且管理人性。

你可以不是专家，但是你得是全公司最清楚问题在哪里的人。例如，为什么这个人才留不下来？你要问自己，有没有可能差了一点欲望的延迟满足。比如对方期待涨1块钱工资，如果你能洞察这个欲望，就应该在对方提出之前给他加1块零1分。如果他期待的是1块钱，但要求加工资的时候你却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加了9毛8分，那这个工资加与不加都没有意义了。

对人性的洞察很重要。很多科学家会问，为什么企业做着做着，我的号召力消失了？因为他没有完成属性转换，没有变成能够驾驭整个公司的人。马斯克绝对不是公司里最聪明的人。他用的人肯定会在某个单项、某些方面上比他聪明。

格灵深瞳的创始人赵勇是世界级科学家，用了近10年成功上市，成为了科创板AI第一股。我们见证了他如何从一位饱含浪漫激情的科学家，变成事无巨细都必须驾驭的企业CEO，成为市场上嗅觉最敏锐的人。他早期亲自面试每一个员工，从科学家到保洁员，一开始看似花了很多精力，但这让他对人性有了迅速了解，最后转换成了管理效率和管理艺术。当你完成了属性转换，公司治理将会“如虎添翼”。

陆雄文：等待科学家自己“觉悟”，先试错，再慢慢学会懂得人性，这个过程的效率很低。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尽快从纯技术专家变成懂企业运营的专家？

王强：今年，我在香港大学和有兴趣创业的教授们做过一次创业分享。教授的创业成功率很低，而在成功案例中的教授，大多都不在公司里担任一把手，股权占比相对较小。他们都找了业界最有经验的管理者，或者最有商业嗅觉的学生进行日常管理。

教授创业是通过技术为世界做贡献。把公司交给有经验的人，让出股权和决策权。遇到关键时刻，教授再来解决问题。他们拿少量的股权，当公司变得市值很高时，即便是这些股权也意味着巨大的成功回报。如果教授完全投身创业，却不擅长管理人性，驾驭市场，即便拿着99%的股权，做出价值不大的公司，成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投资科技属性特别强的企业，关键的几点是看它股权结构是否健康，团队里有没有能够与创始人互补的重要成员。“风云际会”时创始人需要把“短板”真正交给比他更有实力的人，让整个团队凝聚在一起。如果创始人能在整体上驾驭企业、没有失控，那么这家企业就能做成。

陆雄文：现在做科创投资的人很多会要求科学技术人员签对赌协议，这是好还是不好？

王强：签对赌协议可以理解。后期资本要拿出更多钱的时候，总是希望签一些保护自己投资的条款。但我觉得，这其实违反资本投入时对回报的真正期待，也违反人性的本质。对赌的本质是什么？它意味着，不管“客观的”市场发生什么变化，我对赌者“主观投射的”东西一定要实现。“主观”哪能那么容易赢得“客观”？这从逻辑上站不住脚。

真格最早就免去了所有的对赌协议。对赌的目的是什么？是避免资本损失。那避免资本损失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是最终把这家企业做成，最好是大成。难道签了对赌协议，就是为了最后清算资产的时候剩下一台电脑，我要回我占的10%？如果企业成功了，那签对赌条款有什么用？如果失败了，能拿回来的也没什么大的价值了，对赌条款签得再详细又有什么用。

慎重投资，认真扶持，多花时间，让企业成功，这才是最好的“对赌”。好的投资人应该和被投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陆雄文：中国的创业投资早期以北京为中心，而现在长三角的江浙沪皖等地区科创投资正“风起云涌”。未来十年，哪些地方会是中国真正的硬科技科创高地？为什么？

王强：目前，深圳是世界硬科技产业链上不可取代的一个中心；但上海后劲很足，超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的布局与发展会后劲十足。上海拥有强大的高校资源，一些领域的产业链日趋成熟，是金融和创新中心。真格基金在2017年设立上海办公室，现在已经投资了150多家上海的公司。我们非常看好上海。

陆雄文：中国这么多城市里，上海不仅有科学技术专家、有资本，有科创管理人才，还有硬科技制造业、上下游制造业，再加上国际化程度，所以中国真正的科创高地会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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