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和中国对策

随着全球疫情逐渐平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远变化，呈现出四大新趋势，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实践、产业政策替代“华盛顿共识”、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这种情景下，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如何？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首发于FT中文网（10月11日），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2020年初到2022年底，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各国经济遭受重创、贸易和人员往来近乎停滞、产业链濒临断裂。为此，美欧经济体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避免了经济衰退，但也导致通胀快速攀升。期间，俄乌冲突爆发进一步推升通胀，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

进入2023年，随着全球疫情逐渐平息，全球贸易和人员交往开始恢复，后疫情时代正式来临。站在当前时点看，全球经济呈现出了哪些新趋势？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如何？面对上述新趋势和新变化，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四大新趋势

笔者认为，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远变化，呈现出四大新趋势，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实践、产业政策替代“华盛顿共识”、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新趋势一：发达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广泛实践。面对历史罕见的疫情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采用货币超宽松与财政大扩张协同的现代货币理论政策，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平衡预算理念打破，相较于以往的政府杠杆率、赤字率，债务利息支付占GDP比例成为衡量财政是否稳健的更重要指标。二是央行持有政府债务显著攀升，财政赤字货币化大规模实施。截至2021年底，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份额达到24%，2019年这一比例仅为13%，欧日的比重也大幅上升。三是货币政策框架改变，短期内通胀为增长让路。美联储2020年推出平均通胀目标制，对通胀容忍度上升，更加关注就业和增长目标。面对通胀大幅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快速加息周期。去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累计加息525BP。

新趋势二：产业政策替代“华盛顿共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一度成为美国维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撑，其主张“大市场小政府”、“私有化”以及“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理念，明确反对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

然而，“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不断显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暴露了产业链供应链对外过度依赖的风险。因此，美国政府反思“华盛顿共识”的负面作用，转而推动更多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近年来，美国推出了基建法案、芯片法案、通胀法案等，皆可看作“华盛顿共识”转向后的产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在讲话中承认美国工业和创新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打击，应当以国家力量介入产业政策振兴制造业。

新趋势三：全球供应链重构。随着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全球供应链呈现本土化、区域化、逆全球化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加快供应链“去中国化”。据USITC数据计算，美国自华商品进口占比从2017年21.6%快速下降到2022年的16.3%，份额由东盟、加拿大和欧盟填补。2023年上半年，美国自华商品进口份额进一步降至13.3%，低于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成为美国进口的第四大来源地。

受此影响，外商对华投资显著下滑。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3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仅为272.54亿美元，同比降幅超过80%。其中，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67.45亿美元）创1998年以来单季次低水平。按照商务部数据，1-7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同比也下跌9.8%。除美国加息、人民币贬值等短期因素外，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等中长期因素影响了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信心。

新趋势四：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主要增长点。疫情爆发后，数字经济的对冲器和稳定器作用受到各国关注。欧盟、德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等纷纷制定发布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战略。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同比增长7.6%，高于GDP增速5.4个百分点。其中，2016—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复合增长高达14.2%。

随着数字化转型进入规模扩张和深度应用阶段，其应用领域由生产研发向供应链协同、绿色低碳方向延伸。其中，中国的智能绿色汽车产业表现尤为突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速高达42.4%和44.1%；累计出口53.4万辆，同比增长1.6倍，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出口也保持快速增长。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走势显著分化

去年以来，美国经济展现较强韧性，日本迎来复苏拐点，而欧元区延续低迷表现，中国经济增长也较为乏力。与之对应的是，近日OECD上调了今年美国、日本经济增长预测，同时下调了欧元区、中国的增速预测。

美国经济韧性十足，美联储强化“软着陆”信心。美联储激进加息背景下，整体经济仍保持韧性。9月非农就业数据大超预期，新增33.6万工作岗位，并将8月数据上修4万人至22.7万人。8月耐用品订单也攀升，环比增长0.2%。核心耐用品订单环比增长0.6%，意味着企业设备支出逆转了第三季度初下滑趋势。

9月美联储FOMC会议暂停加息，但ji会议大幅上调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至2.1%（前值1.0%），下调2024年失业率预期至4.1%（前值4.5%），维持2023年利率预测为5.6%（即年内还有一次加息）。美联储对“软着陆”更有信心，并弱化了明后年的衰退预期，暗示将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

日本经济明显复苏，迎来历史性转折点。二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为4.8%，显著高于前值。究其原因：一是汽车出口数量激增。日元大幅贬值下，汽车等产品价格竞争力提升，7、8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速（11.1%与20.7%）维持高位。二是入境外国游客激增，带动服务业消费增长。8月份外国游客人数、支出分别恢复到疫情前80%、95%的水平。

日本通胀正在摆脱长期低迷的僵局，保持在3%左右。同时，就业市场表现强劲，劳资谈判达成的工资增长（3.9%）为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此外，日本股市、东京楼价均大涨，外资大量涌入。近期OECD上调日本2023年经济增长预测至1.8%（前值1.3%）。

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德国深陷能源危机泥潭。欧元区二季度GDP环比增长仅0.1%，低于市场预期。2022年以来，欧元区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多次出现负增长，供应链瓶颈和高通胀制约工业生产。先行指标大幅走弱，货币紧缩持续向制造业传导。9月欧元区制造业PMI录得43.4%，连续15个月处于荣枯线之下。

作为侧重于重工业、以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为支柱产业的外向型经济体,德国众多工业公司深陷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9月德国制造业PMI仅为39.6%，连续15个月萎缩。近期欧盟预测德国2023年GDP将下降0.4%，IMF也预测德国GDP将下降0.3%，整体经济陷入衰退。

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仍面临诸多挑战。8月以来中国经济边际改善，社零、工业增加值、金融、工业企业利润、PMI等数据超预期，中秋国庆假期消费亦表现良好。不过，当前经济更多是企稳，仍面临以下五大挑战：

第一，出口继续承压。8月出口同比降幅（-8.8%）收窄，主要是低基数贡献，而非外需明显改善。从两年平均增速看，中国对多数地区出口仍在回落，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走弱，消费电子、房地产相关产品大多仍为负增长。

第二，消费需求不足。8月社零总额同比升至4.6%，其中商品零售回暖，化妆品、金银珠宝、石油制品、汽车类等均有改善。不过，考虑到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居民收入恢复缓慢、消费信心持续低迷，消费复苏仍面临诸多制约。

第三，房地产和民间投资延续颓势。1-8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降幅高达8.8%，开工、销售、资金端继续下降。尽管近期稳楼市政策不断出台，但从高频数据看，房地产市场仍未企稳。受房地产下行、投资信心低迷影响，民间投资累计同比降幅也扩大至0.7%。

第四，流动性陷阱风险显现。尽管货币供给保持了高增长，但8月CPI、PPI同比依然低迷，分别为0.1%、-3.0%，均处于低位水平。CPI转正主要受能源、旅游、猪肉价格带动，主要耐用消费品（家用器具、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价格持续低迷。尽管价格指标温和回升，但内需不足下短期低物价环境仍将延续。

第五，企业利润偏弱。1-8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幅仍有11.7%（8月当月同比大幅转正，但持续性存疑），上游原材料、下游消费品制造业利润普遍负增长。此外，中小企业景气度偏低。9月大型企业PMI升至51.6%，而中、小型企业仍在荣枯线下。

中国该如何应对？

笔者认为，面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新趋势、新变化、新挑战，中国政策层面还是有办法应对的：

一方面，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应对外贸外资下行压力。首先，维护好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继续加大区域一体化合作，保持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其次，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再次，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企深耕中国市场。

近期，中美中欧外交互动频繁，释放积极信号。6 月以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白宫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拜登政府高层官员密集访华。10月9日，习近平主席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代表团。同时，中欧中德举行高层经贸财金对话。近日，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北京共同主持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此后又与德国财政部部长林德纳在德国共同主持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

另一方面，宏观政策需进一步发力，巩固疫后复苏态势。近期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包括降准降息、房地产政策优化、促进民营经济、活跃资本市场、减税降费等，效果有所显现。在此基础上，一是财政政策特别是中央财政加大力度，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或提高赤字率，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以及教育、医疗等保障性投入，支持地方政府发放特别债券清理债务拖欠问题；二是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带动居民收入和预期回暖；三是取消不合理的房地产限购、限售等措施，加大对房地产企业流动性支持，推动房地产行业尽快企稳。总之，在实践高质量增长的同时，维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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