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田和油田下也有铀？曾经贫铀的中国，如何发现世界级铀矿的？

贫铀帽，我们国家传承了几十年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决定自主研制原子弹，以增强国防能力。

但当时的国际环境复杂，我国面临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战略封锁，无法从国外获得原子弹所需的武器级铀矿石。

所以我国只能依靠国内资源，但问题是当时我国还不具备大规模开采铀的能力，相关的地质勘探技术和人才储备都处于起步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专家开始阅读国外公开发表的信息，希望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经过广泛阅读，他们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195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该国在南部偏远地区发现了一座富含铀矿的大型矿山——奥林匹克大坝矿床。

这个矿的储量是惊人的。澳大利亚公开记录显示，铀矿储量达到1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铀矿床之一。

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地质学家在研究该矿地质结构后得出结论，铀矿主要分布在花岗岩中。这个结论后来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此外，当时全球对铀矿形态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奥林匹克坝矿床的发现无疑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受此影响，我国地质调查工作者开始对国内花岗岩进行系统勘察，希望能发现储量可观的铀矿床。

按照这个思路，我国确实有了一些发现。专业人士在湖南勘探了中国第一座铀矿——711矿，这个矿也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重要原料。

遗憾的是，除711矿外，中国尚未在其他花岗岩地区发现广泛的高品位铀来源。相比之下，国际上许多国家在其他类型的地质环境中发现了大量铀资源。

而且，当时我国的铀储量远远落后于澳大利亚等国家，无法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因此，我国每年80%左右的铀资源仍依赖进口。

关于我国大规模进口铀资源，就不得不提2006年我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进口1万吨铀矿石的协议。

但澳大利亚国内对于是否开采新铀矿尚未达成统一共识，反对党工党也强烈反对其开采。这也导致我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协议无法正常执行。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向外界宣布，我国可以利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铀矿来扩充军力。因此，当时我国不仅缺乏铀矿来源，而且进口路线也面临多方压力。

因此，在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博弈和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这份协议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当时核电站建设进展迅速，铀矿需求巨大，我国不得不另谋出路。

为保障铀矿稳定供应，我国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勘探非洲、中亚铀矿资源。

毕竟这两个地区不仅在地理上远离西方国家的直接影响，而且与我国有着相对友好的关系。

2012年，中国公司成功收购非洲纳米比亚一座大型铀矿全部股权。这是当时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单笔投资。

纳米比亚铀矿储量丰富，是世界上新发现的最大铀矿床之一。这也标志着我国核电“走出去”迈出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开展中亚经贸合作。随着中亚能源出口的增加，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2014年以来，在我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开始向我国出口铀矿石，这对于我国核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我国在寻找其他国家进口铀资源的同时，并不反对与我们继续勘探。然而，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对此，我国地质学家专家开始思考，仅仅依靠花岗岩来勘探铀矿是否正确。

我国终于摘掉贫铀帽子

2012年底，国土资源部在官网低调发布消息称，在内蒙古大营地区发现我国最大铀矿床。

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消息，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营铀矿的发现无疑是一次重大突破，这预示着我国铀资源结构将面临震撼性的变化。

大营铀矿床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辖区面积约240平方公里。地质学家专家根据初步勘察结果估计，其铀矿储量应超过5万吨。这已经是一笔超级大的押金了。

有人担心，5万吨铀矿足够我国核电站维持五年左右，远不能解决我国长期的铀荒问题。

但业内人士更关注的是以大营铀矿为代表的思维转变——它是我国在砂岩层中发现的第一座大型铀矿。

过去，受国际主流理论影响，我国在花岗岩中寻找铀矿床，但结果并不理想。

大营铀矿的发现，证明砂岩层中也能找到大量铀源，为我国铀矿勘探开辟了新的领域。

你看，大营铀矿所在的鄂尔多斯盆地，面积有37万平方公里。地下几乎全是砂岩，其蕴藏的丰富铀资源令人难以想象。

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鄂尔多斯盆地10%的地区发现与大营铀矿类似的储量，我国铀矿总储量将跻身世界前列。

“它就像一片未开发的宝地，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这位行业资深人士在谈到未来勘探前景时显得很兴奋。

受大营铀矿启发，国土资源部决定在全国推广“煤铀共探”和“油铀共探”技术方法，即砂岩中铀矿床同步勘探。油田和煤田下面的地层。

201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内蒙古通辽松辽盆地成功发现千家店特大型铀矿床。此后，几个大盆地又发现了新的铀矿床，我国的铀储量迅速增长。 。

中国浓缩铀供需失衡，供应短缺加剧

虽然现在我国已探明的铀资源总量超过40万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铀资源充足。

一方面，由于精炼工艺复杂，可提取量有限。

不同的铀矿开采难度不同，成本也不同，只有部分铀矿能够经济高效地开采。

从矿石到浓缩铀，需要多重提纯过程。低铀235必须采用离心分离技术提高到80-90%才能用于核电和国防，大大减少了实际使用量。

从矿石到浓缩铀，首先要提炼成“黄饼”，然后使用高能耗的离心机逐层分离和提纯。一项清洁步骤会消耗许多资源。

这也导致专攻铀235后采矿成本可能会翻倍。

另一方面，随着核电站建设的持续加速和国防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对浓缩铀的需求近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外购量平均超过1万吨。

预计未来 15 年这一缺口将扩大至 30,000-40,000 吨。但主要供应国受外力影响，供应稳定性令人担忧。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也面临着追捧，其部分生产正流向欧美国家。一些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国家都难以满足如此巨大的需求。

而且，扩大自给自足仍困难重重。虽然我国加大了国内勘探力度，但增产还需要较长时间。

矿山建设必须综合考虑资源丰度、开采条件、选矿、环境管理等多种因素，并不意味着探明储量大，就能快速实现开采和开采。

从供应稳定的主要合作国进口也难以大幅增加。合作国家在生产能力和外交政策方面存在局限性。目前，中国浓缩铀供需失衡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加强我国的战略储备也刻不容缓。

目前，中国核电站产生的能源仅占全国电力消耗的5%左右，距离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浓缩铀库存对于保障核能顺利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除了继续扩大自主产能外，还必须加快完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因此，虽然铀资源储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如果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浓缩铀短缺问题，我国还必须继续提高勘探技术水平、加快矿山建设周期、扩大国内产能等多措并举，实现关键战略资源真正实行自主可控。

加强铀资源战略供应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