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抗清力量比清军大得多，为何抗清斗争还是失败？

1644年四月,清兵进入山海关,从此展开了遍及全国、持续二十余年的抗清斗争。初期,全国的抗清力量远远超过清军。

从军事力量上比较,南明政权有上百万人,而清军入关时多尔衮亲率十四万清兵向山海关进伐,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手中有四、五万军队,共计不过二十余万人。

从地区上比较,清占据着东北、内蒙、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等地,而抗清力量却占据着全国大部分省区。

从经济力量上比较,北方远远不及南方富庶、物质力量雄厚。更何况这场斗争的初期带有较浓厚的民族战争色彩,不愿受奴役和压迫的人们在全国各地自发地,分散地和集结地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对比如此鲜明,力量这样悬殊,为何抗清斗争最还失败了呢?

威逼利诱，清统治者善于拿捏人心

清入北京后,如何镇压各地的抗清斗争,平定天下?满族统治者比历史上那些少数民统治者高明多了,在继续进行军事镇压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其后者做得最有特色。

他们采取大幅度的让步笼络政策,最广泛地拉拢、联合汉族地主阶级;极力作满汉之间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转化工作,混淆其传统的“华夷之界”,瓦解抗清意识和斗志,从而促使满、汉封建地主阶级的联合,共同镇压抗清斗争。

清兵入关

清入关进北京,打着为汉族地主阶级“复君父之仇”,“为缙绅报仇”的旗号。进入北京后,立即为崇祯皇帝发丧,宣布明朝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问刑准依明律,钱粮则例照明万历;宣布明朝的举人、生员有效,可以继续参加科举,而且还扩大科举名额,招纳汉族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机构。

此外，清朝还保护汉族地主的田业财产,支持他们向农民阶级进行倒算。清再三向汉族地主阶级声明:“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以求得谅解与合作。

从这不难看出，清统治者非常聪明，他们非常清楚人性的弱点。一方面模糊华夷的概念，让这些汉人不再对他们的出身耿耿于怀；另一方面他们打着汉人的价值观，做着屠杀汉人的事情，并且还充分的利用了人们贪婪的一面，把抢来的利益让出一部分给这些当权者和知识分子。

这样一来，这些汉人很容易就上钩。他们可能曾经对满清是一脸嫌弃，可如今满清非但不翻脸还继续给这些衣食无忧的人继续衣食无忧下去，他们当然接受这种美好的现状。所谓乐不思蜀，这些人口中的反清复明也渐渐成了一句空口号。

清进兵江南也一再许愿:“陲官分职,一照明朝旧例”。满族贵族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把从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得的胜利果实,在首先保证自己征服者的优厚利益下,分取一部分归还汉族地主阶级,以达到笼络他们,以汉治汉,镇压农民阶级、维护清朝政权的目的。

北京政权里,对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拉笼政策作出了样板:知识分子出身的范文程被依靠为“心膂”,参与军国大事,举用废官,搜集隐逸,征考文献,更定律令。

关内外降清的明朝军事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吴三桂等人都参与了政权机构,具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新降的大学士冯铨也得到重用,与洪承畴、谢陞等人一起办公,建议复明朝内阁故事,题奏皆下内阁拟旨,分下六科,并且奏定郊庙乐章。

吴三桂像

这样的政策与样板,对于汉族地主阶级和南明政权有着强大的诱惑力。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昔日的“辽虏”,而今已成为报君父之仇,追杀闯、献,夺回田产、酬遂“兴灭继绝的初心”的新主子了。

在清强大的政治攻势和一定的军事压力下,什么“复明”、“华夷之辨”的思想防线雪化冰消;迎降者恐后,其抗清阵线迅速瓦解。

人性往往是不容考验的，在威逼利诱面前，许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地主纷纷倒戈，复明的口号大家也不说了，开始安于现状。反正清人来了，一样活的好好地，该做官的做官，该享乐的享乐，谁还想着造反？

贪生怕死，投降派从来不缺人

抗清斗争的失败,离不开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泛起的一股投降主义思潮。

中国古代社会里,存在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每每改朝换代,不少的旧官僚、封建士大夫立即投到新王朝下谋取一官半职。清朝虽然为满洲贵族建立,但由于采取了极力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使得汉族地主阶级也感觉到这是“天朝”、“我朝”、“我清”。

明朝的文武官僚,南明各政权中的文臣武将纷纷降清,并且反戈相向,屠杀抗清的同僚和广大人民。这种民族投降主义的思潮,在农民起义军中也有泛滥。

但带来严重后果的却不是此,而是阶级投降主义,它瓦解革命,是使人民抗清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初大顺军撤出北京,形势十分不利。此时混入义军的地主阶级分子牛金星不仅宣扬失败主义情绪,而且还挑拨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阻止李岩的巩固和发展义军的合理建义,对李自成说:

“河南,岩故乡,以兵予之,举中州之豪杰争衡天下,事势将不可知……其志可知,不若因而除之。”

李自成杀害了李岩和其弟李牟,吓跑了宋献策,刘宗敏对此极为不满,说:

“我见金星,即手剑斩之。”

这一事变,引起了大顺军文武不和,军士解体,不复能军。这是大顺军来自内部的一次重大打击,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

大顺和南明的位置

在顺治二年后的联明抗清中,大顺军余部的一些领导人受到封建主义意识的腐蚀。

在大西军余部,投降主义的泛滥最为严重,因此而最后埋葬了这支革命队伍。据《客滇述》载,张献忠死之前曾向孙可望遗嘱:

“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之。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张献忠这段话是针对着清的劝降诏书讲的。清诏书中说:

“明祚衰微,臣奸政舛,人心瓦解,国祚沦亡。张献思如审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稽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兹特招谕,想宜知悉。”

这摆明了就是威逼利诱，让张献忠做个识时务者。

可张献忠却劝励部下与南明联合抗清,不能做降清的“不义”事情。张献忠死后,众推孙可望为首,率余众破涪江、遵义入贵州。

抗清将领张献忠

在转战中,孙可望奉行着过去的作法,对于阻挡义军行动的明军和地主武装一概针锋相对,猛烈攻进,严厉镇压。入云南后,孙可望自称平东王,定国等亦号为王,置四王府。为了提高威信,孙可望打算称国主,又请求永历政权承认秦王称号。

秦王原是张献忠的旧封号，永历政权不应允,孙可望仍然自称秦王。

孙可望用农民政权的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造南明永历政权。此时,大西军在联明抗清战线中占着独立自主的主动地位。

孙可望影视形象

孙可望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桂王和官僚们的不满,朱由榔说:

“可望待朕无复人臣礼”。

他们无力来推翻秦王,只有在义军中挑拨、拉拢,寻找可以利用的力量。大西军余部将领中,李定国早与孙可望有矛盾。

他不仅反对孙可望称王称主,在对待永历政权的态度上一开始便不相同。

初入云南时,李定国劝孙可望说:

“吾辈本大明臣民,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华夷之界,以中国为重,今絮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则半生流贼之耻辱可雪,将来竹帛之垂名可图也。”

孙可望对待桂王“无人臣礼”之时,李定国向桂王表示:“可望扶明,我则与之共事;若其渝盟,我则杀之无难也。恢复中原之责,有定国在,乞勿念。”当时的永历君臣对李定国寄予无限希望。

李定国也不负众望，在抗清战场上愈战愈强,立下了万历戊午(1618年)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的丰功伟绩。

李定国

李定国的功劳大,社会声望高,实力增强,引起了孙可望的妬忌;而永历君臣对李定国更加信赖,颁予晋王封号。

李定国对桂王的恩赏和密敕无不“感泣”。自破桂林后,李定国“不复受可望约束,可望恶之”。孙、李之间矛盾激化,在清兵的追击下二人却忙于互相攻伐。

由于晋王权倾中外,孙可望已无推倒李定国的任何可能,便走上另一个极端,于顺治十四年带着妻子和随从投降了清军。孙可望降清后,李定国伏伏贴贴地“归就明室”,“诚心辅佐”。

由于较长时间的内讧,力量削弱,清军进逼,只能节节败退。

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历十五年)十二月桂王于缅甸被俘,翌年四月被处死于昆明。李定国闻桂王死讯,仰天大恸,痛绝于地,披发徒跣,号踊抢地,两目血泪,不食七日而死。

阶级投降主义将大西军余部几十万人引向了歧途,最后瓦解了与永历政权的联明抗清阵线,在清兵的镇压下彻底失败了。

结语

明末抗清斗争的失败，蕴含着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人性往往是不容考验的。一些人口口声声的”正义“与坚持的道理，倘若给他一点甜头和好处，他能很快的倒戈，虽然享受了短暂的快乐，但纵观历史，这种人的下场最后都不太好。

像岳飞这类人，不投降，虽然很快被害，但被人们认为是民族英雄，万世称颂。人们心中总是有一杆秤，谁才是真正的岳飞，而谁又是墙头草，历史会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