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抓捕了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作为“四人帮”主犯之一的姚文元在怀仁堂的休息室里，接到了有关他即刻开始接受隔离审查的通知。和王洪文的激烈反应不同，姚文元静静地听完武健华宣读的中央文件，一言不发地跟着他坐上了车。

或许他心里也是清晰的，秋风萧瑟中，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终究是走到了尽头。经过审判，姚文元最终获刑20年，他开始了在秦城监狱的漫长岁月。回顾姚文元的人生，他的平步青云，离不开手中一支刁钻的笔。

一支刁笔

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浙江的历史文化名城诸暨。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时期的知名作家和翻译家，家中经营书店生意。受家庭环境影响，姚文元自幼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年纪尚幼的时候，就已经饱读诗书。

17岁的时候，姚文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上大学之时，新中国成立了，受到新时代的影响，姚文元文思泉涌，撰写了不少宣传我党理论的文章。1955年，姚文元在上海写就了一篇针对胡风的批判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建国初期，写作发表政论文章的人有很多，但是像姚文元这样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又雄辩滔滔的人却并不多见。在《解放军日报》担任总编辑的张春桥对姚文元如获至宝，认为他是一块难得的“璞玉”，将其调进报社工作。

经过张春桥的调教和培养，姚文元找到了发挥自己特长的方向，开始一篇接一篇地撰写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出众，脑袋里面积累的文史知识丰富，写出来的文章浅显易懂，又具备生动可读性，经常在媒体上引起热议。

1965年，姚文元发表了著名的《评海瑞罢官》。在他含沙射影的渲染之下，特殊时期的风暴已经呼之欲出了。

上海市成立革委会之后，张春桥大权在握，他自然不会忽略姚文元这个最重要的笔杆子，对他委以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重要职务。姚文元知道自己地位上升的根源在哪里，摇笔杆子的动力更足了。

姚文元利用自己对于文艺领域的熟悉，将特殊时期之前在社会上正常流传的中外文学名著一一加以批判，扣上不同的意识形态帽子。他的激进行为，误导了社会层面的舆论导向，也给演绎过这些文学作品的演员、艺术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一字不留

时间来到七十年代，刚过不惑之年的姚文元已经逐渐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他担任了中央重要理论刊物《红旗》的主编，开始全面主持宣传工作。

在姚文元自认为最风光的时期，周总理等重要的中央领导人都成为他肆意攻击的对象。一支笔，真的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吗？姚文元信以为真，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历史终究还是清算了他的过错。

接受审判之后，姚文元开始了漫长的服刑生活。从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到1996年走出秦城监狱，姚文元牵挂了20年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

他的妻子金英，等了他将近20年，却在他刑满释放前的一个月，因病离世。未能见到金英的最后一面，让姚文元肝肠欲断，他思虑万千，写下了纪念亡妻的《蝶恋花》。词句中虽然饱含深情，却处处流露出姚文元对于自己遭遇的不甘。

姚文元出事之后，金英独立抚养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成年，三女儿还在念书，老二则是身有缺陷，时刻需要照顾。组织上对于金英母女三人，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关怀和照顾的，除了为她们在上海安置住所之外，还给金英调换了清闲的工作，方便她照看家里。

金英和女儿们深居简出，几乎每年都会去探视姚文元。获释之后的姚文元什么都顾不上了，他精心地为妻子金英选择了一块墓地，并把自己词中的几个字和妻子的名字刻在墓碑上，颜色选择了最简单的黑色。

2005年，姚文元病亡，他是反革命集团四名主犯中最后离世的。他的骨灰与妻子金英合葬在一起，只不过，墓碑上并没有关于他的片言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