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风趣”的晚明小品中，渗透了作者对现实紧张的无可奈何

当我们谈论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时，又不能不注意到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个性舒张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个人与社会的正面对抗又足以导致危险，这使晚明文人把精神转托于山水与日常生活的情趣，因而在小品中产生大量的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自我赏适、流连光景之作。这里渗透了对现实紧张无可奈何、不敢正视的无奈。

原文作者 | 骆玉明

本导读出处：《晚明二十家小品》，编者：施蛰存，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9月1日

我记得见过施蛰存先生一次。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华师大一个小型的会议上。施先生没说什么话，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浅。依稀的感觉，是一种清癯静寞，颇有文人气的样子。友人赵昌平是施门弟子，他跟我们说起施先生，则是对晚辈很亲切的人。那是另一种场合了。

后来一家出版社印行施先生的《唐诗百话》，拉了我陪同孙康宜先生作为这本书的“推荐人”。其实我哪有什么资格谈论施先生的长短，但我也实在喜欢这本书，冒昧地就答应了。读《唐诗百话》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深厚的学养，从容的态度，清爽的笔调，是真的了悟诗中三昧。他说王维那首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脍炙人口的《使至塞上》，其实从全诗来看有许多毛病，说得平淡而切实，对王维他也很自信。

《唐诗百话》，作者：施蛰存，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

施先生的《晚明二十家小品》编成于1935年春。它的背景，首先是周作人论“新文学的源流”，追溯至晚明文学，尤其小品散文。他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1926年《与俞平伯书》）继而是到了三十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倡导重幽默、性灵的文学趣味和最宜表现此种趣味的小品文，由此形成了一种风潮，以至有“小品文年”（指1934年）之说。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多种晚明小品的选本。施蛰存先生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种。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普遍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有时更为泛杂的情况也有。追究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性灵说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们所看重的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新格调的散文。前代散文中最为晚明文人推重的，一是《世说新语》，一是苏轼的抒情短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所在。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文说：

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偶检平倩及中郎诸公小札戏墨，皆极其妙。石篑所作有游山记及尺牍，向时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后有别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从灵液中流出片言只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岂可复加淘汰，使之不复存于世哉！

文中对苏轼两类散文的褒贬，最能显示与传统评价标准的区别。这里虽没有标出“小品”的名目，但袁中道用以与“高文大册”相对立的“小文小说”“小札戏墨”，以及关于这一类文章的特点的解说，基本上已点明了小品概念的内涵。大致晚明人所说的“小品”，其体制通常比较短小，文字喜好轻灵、隽永，多表现活泼新鲜的生活感受，属于议论的文章，也避免从正面论说严肃的道理，而偏重于思想的机智，讲究情绪、韵致，有不少带有诙谐的特点。还有，袁中道所说“托不必传者以传”——作者并不着意于传世不朽，作品却以其艺术价值得以传世，也从写作态度上说明了小品的特点。

在晚明同时推行的诗文变革中，小品文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诗歌具有特殊的语言表现形式，它要从古典传统中脱离出来必须以形式的变革为前提，而散文在形式上所受束缚较小，旧有的文体也很容易用来作自由的抒写；其二，在以前的文学中，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艺术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再要有重大突破是不容易的，散文由于更具有实用价值，以往受“载道”文学观的影响也更大，所以当它向“性灵”一面偏转时，容易显现出新鲜的面目。

虽然，可以归为“小品”的文篇可以追溯到很早，有人甚至认为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中，某些章节也符合“小品”的特征，但人们仍然习惯把“小品”和“晚明”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晚明才是小品文大盛的时代，更因为晚明小品的流行，反映了在中国历史变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尊重个人独特创造的思潮所引导的文学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属于“古典”的晚明小品与五四新文学相互贯通，具有它内在的合理性。

晚明小品的选本，亦是“古已有之”。刊行于崇祯六年的陆云龙等辑《皇明十六家小品》，选徐渭、屠隆、李维桢、董其昌、汤显祖、虞淳熙、黄汝亨、王思任、钟惺、袁宏道、文翔凤、曹学佺、张鼐、陈仁锡、陈继儒、袁中道十六家文章，加以评点。此书以“皇明”标目，理应以全明为范围，实际所选，几乎全是晚明人物。这正表明小品是晚明文学的标识。

施先生《晚明二十家小品》所选，与陆云龙所选相重的有十四家，而这十四家又正是最重要的作家。所以，两书之间，具有一定的沿承关系。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这两书的选定范围，视为古今对晚明小品代表性作家的两度确认。而两书中均无张岱，则属另一种情况：从陆云龙的时代来说，张氏最有代表性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根本还没有写出来，而在施蛰存的时代，却已是印行甚广而易得，不必入选本了。

明人所说的“小品”，虽然有偏重情趣的倾向，但实际运用的时候，范围仍过于宽泛，包容过于庞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人重新关注晚明小品时，在这方面有所厘清。大要而言，就是把范围界定为具有艺术性的散文。施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谈选文的标准，提出“风趣”和“隽永有味”，就是这种界定方法的体现。

选本有多重作用。在三十年代，普通读者很难接触到大量的古籍；就是有机会接触，也未必有精力做广泛的阅读。因此选本为读者提供了在某个特定范围内了解文学精华的方便。但这有个前提，就是编选者要有好的眼光，能够作出精准的判断。而施先生正是以文学涵养与文学趣味见长。他在序中说：“故此集二十卷，实已撷取数十种明人文集全书之精英”，是可以信赖的。

不妨拿我自身的阅读经验来验证：我早年写过《徐文长评传》，对徐渭的作品说得上熟悉。而施先生所选，几乎每一篇都是我当初读全集时感受很深的。下面录一篇短小的尺牍，《与马策之》：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坑上，此与老牯踉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厨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健，当与吾子读之也。

这是徐渭晚年在宣府做幕僚时寄给门人的短札，文字随意而精警，极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他在落魄生涯中的悲苦心境，同时也显示出不甘寄人篱下的个性。这正是晚明小品之先声。

当我们谈论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时，又不能不注意到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个性舒张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个人与社会的正面对抗又足以导致危险，这使晚明文人把精神转托于山水与日常生活的情趣，因而在小品中产生大量的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自我赏适、流连光景之作。这里渗透了对现实紧张无可奈何、不敢正视的无奈，是不言而喻的。

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品文热”，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1932年，“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侵略的凶焰步步进逼，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冲突此起彼伏，也是十分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是以上海为中心并主要依托租界形成的“小品文热”，倡导幽默、闲适的情趣，难免令人产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所以鲁迅对这一风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33年10月发表于《现代》杂志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把当时林语堂诸人提倡的专写“性灵”的小品文比作士大夫的“清玩”，认为这类文字会“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而呼吁“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这是从完全不同的视角评价小品文。

这也是我们理解施蛰存先生《晚明二十家小品》需要注意的背景。正是在1933年，因为施蛰存向青年学生推荐《庄子》与《文选》，遭到鲁迅批评，当时年轻而气盛的施蛰存不服，反言讥刺，二人的笔战持续了两年之久；而“小品文热”被鲁迅呵斥，缘由也很相近。所以施蛰存当然会有所回应。序文中说：“……而一味以冷嘲热讽为攻击之资的情形，正与三百年后的今日一般无二”，这明显就是说鲁迅吧。

但施蛰存对鲁迅的回应并非都是消极的。他称赞小品文的作家“是一群正统文学的叛徒”，就是强调他们原不乏斗争的一面；他说明自己在选文时，也特意注意把体现“明人的风骨”的文字收缀进去，也避免让人误以为晚明小品全是闲逸软滑之作。这和鲁迅所倡导的斗争精神，又有一致之处了。

顺带也值得一提的是：发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一文的《现代》杂志，主编正是施蛰存。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都有当日具体的背景和原因。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也需要懂得事过境迁之后，以一种平静、客观的眼光看待一切。像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施蛰存先生《晚明二十家小品》的优长，都是容易确认的。

当年施先生编选这本书，时间和资料条件都不是很充分，所以作为附录的《诸家小传》比较简陋，选篇中个别文字的标点，亦有重加斟酌的必要。因为要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似不宜多加改动，这方面的问题，读者可以注意一下。

序（节选）

作者 |施蛰存

本集中所选录的二十个晚明文人，从徐文长开始，以至于公安竟陵两大派，以及其他一些虽非属于公安竟陵，而思想文章都有点相近的作家，对于正统的明代文学说起来，差不多都是叛徒。

在政治上，这二十个人中间，大半都不会做过显赫一时的官，在文学上，他们也没有一个曾经执过什么文坛的牛耳。但是，因为对于显宦之反感，而有山林隐逸思想，因为对于桎梏性灵的正统文体的反感，而自创出一种适性任情的文章风格来，使晚明的文章风气为之一变，这二十个人却不妨可以说是一支主军。

正因为是一群正统文学的叛徒，而且又不居显要，有政治的势力来为之后盾，所以这一群作家是随时在受指斥或攻击的。你主张山林隐逸，就骂你是标高要名，企图以隐士为做官的终南捷径；你主张文章要纯任性灵，就说你滥调浮辞，卑不足道，这种文人相轻，不估量一下对方的真价值，而一味以冷嘲热讽为攻击之资的情形，正与三百年后的今日一般无二。

所以本集的编选，除了尽量以风趣为标准，把隽永有味的各家的小品文选录外，同时还注意到各家对于文学的意见，以及一些足以表现各家的人格的文字。这最后一点，虽然有点“载道”气味，但我以为在目下却是重要的。因为近来有人提倡了明人小品，自然而然也有人来反对明人小品，提倡明人小品的说这些“明人”的文章好，反对的便说这些“明人”的人格要不得。提倡者原未必要天下人皆来读明人小品，而反对者也不免厚诬了古人。因此我在编选此集的时候，随时也把一些足以看到这些明人的风骨的文字收缀进去。譬如汤若士这个人，一般人大概只晓得他填词拍曲，是个侧艳的词章家，但看到他给朋友弟子的一些书信，对于当时朝野的一种卑鄙龌龊的愤懑，却不由的也见到此老在风流跌宕之外，原有一副刚正不阿的面孔。若徒以摹情说爱的词人目之，未足知汤若士也。

内文节选

徐文长《记梦》

历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广纵可数十顷，非甃者。值连山，北址衙署四五所，并南面而阖。戎卒数十人守之。异鸟兽各三四，羁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忽震，几陨。望山北青松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观，入。守门者为通于观主人，黄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曰:“此非汝住处。”谢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日:“汝名非渭，此‘哂’字是汝名也。”观亦荒凉甚，守门及主亦并褴褛。

陈眉公《花史题词》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数种花外，设土锉竹床，及三教书。除见道人外，皆无益也。独生负花癖，每当二分前后，日遣平头长须，移花种之。犯风露，废栉沐。客笑曰：“眉道人命带桃花。”余笑曰：“乃花带驲马星耳。”幽居无事，欲辑《花史》，传示子孙，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韵事，当与农书、种树书并传。读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长世；披荆畚砾，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经世；谢卿相灌园，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飞而食肉者，不略谙此味耳。

本文选自《晚明二十家小品》，已获出版社授权。作者：骆玉明、施蛰存 ；摘编：张进；编辑：张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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