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政治思想和学说的流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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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活动于约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390年，名翟，鲁国人。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其主要思想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项。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他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鲁班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

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在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一个学派，与儒家并称“显学”。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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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鲁问》中，墨子提出了墨家的十大政治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墨子广为人知的主张“非攻，兼爱”。

具体说来，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为以下几方面：

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与儒家的别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相反。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坚决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强烈批判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兼爱非攻是墨子最著名的思想。

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所谓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非乐。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不能解决广大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问题，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王公大人欣赏音乐反而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反对音乐。

非命。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人的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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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由墨子所开创，经其弟子后学推进发扬，长期居思想界重要位置达百余年，曾形成与儒学分庭抗礼之势。然自秦汉以降, 墨家学派急剧衰落, 以至于墨学“显学”几成“绝学”，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墨家学派先是经孟子批评后受到很大打击，到秦始皇焚书时，墨子的著作被烧，加上汉初先用黄老学说治国，武帝时又独尊儒术，受到儒家反对的墨学于是迅速衰落。从秦汉之际到司马迁作《史记》时，仅仅200多年的时间，墨子及其学派的资料已经很少了，所以司马迁没有为墨子单独作传。汉朝没有墨子著作流传的记录，只有对墨子思想的零星评论，而且大都是从儒家立场批评墨家的观点。

这样的情况直至西晋，西晋的鲁胜于墨学可谓功莫大焉，如果没有他，也许墨子的学说就不会流传到今天。鲁胜是最早对《墨子》一书进行整理和注释的学者，他是今张家口蔚县人，有《墨辩注》一书，今仅存序文。

唐代韩愈读过《墨子》，他是儒家阵营中较早肯定墨子思想的人，他认为儒、墨相通、相同，墨子的尚同、兼爱、尚贤、明鬼和孔子的尊尊、泛爱、贤贤、祭鬼神本无区别。他主张儒墨互补。宋代研究墨子文本的甚少，“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所以对墨子思想的了解都是一鳞半爪，但是学者对墨子评论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赞成墨子学说的有欧阳修、张舜民等。欧阳修说墨学“贵俭兼爱”，“然其强本啬用之说，有足取焉。”张舜民赞扬墨家“履穿袍弊突不墨，辞币与粟甘清贫”。反对者也人数众多，有王安石、二程和朱熹等。他们认为墨子之学是不可能做到的，墨子的理论不但不近人情不能实行，而且有很严重的后果。

明代时期，宋濂、李贽等一些学者开始对墨子的著作进行整理，但都以宏观的分类为主，缺乏考证，没有对文字训诂做细致的工作，错别字很多，许多文字和内容都没有正确读出，而最后完成这项工作的是清代学者。

清中期后，墨学开始复兴，乾、嘉年间，有许多学者开始整理墨子的著作，出版了13种墨学刊本、校注本和札记，并对墨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1780年，汪中出版《校陆隐刻本墨子》53篇，但是没有流传。影响较大的是1783年毕沅出版的《墨子注》16卷，他以明道藏本为底本，参考了几种明刻本及传注、类书的引文，校正了一些错别字，并作了简要的注释，特别是发现了旧本写法规则，读出了最难的墨辩六篇，引起了清代学者对墨子的兴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和俞樾等都曾经对毕刻本进行过研究。

从道光元年（1821）到宣统三年（1911），是清代学者研究墨学的高潮期，出版了墨学整理和研究著作44种。对《墨子》一书贡献最大的是晚清学者孙诒让。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精通校勘训诂，谙熟古文献，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他集毕注和王、俞、洪颐煊、戴望、黄绍箕、杨葆彝等10余家之说，取长补短，撰《墨子间诂》10卷和目录、附录、后语4卷，1894年用活字印行，印了300部，1910年刊布定本（这时他已去世两年了）。本书可以说是两千年来研究墨学的总结，梁启超评论此书时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梁启超是近代首先尝试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治墨学的大家。他既有《墨子》文本的校勘，也有墨家思想的研究。他对墨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对墨家学说的近代诠释，在他看来，墨家和儒家一样，都是应时而生的学术流派。孔子称道尧舜，而墨子尊崇大禹，都是为了补救时弊。节用、节葬、非乐是墨子针对当时社会奢靡风气而提出的社会主张；尚贤、尚同是针对当时战争频仍的社会提出的，其目的是希望统一；兼爱、非攻是针对当时“内竞激烈”“奸利迭起”的社会现象而提出的“人道”主张。孔、老等提出的社会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墨子晚出，便另辟蹊径，倡导天志、明鬼、非命，企图建立一种宗教哲学，借以收揽人心。《墨经》部分讲“论理学”，是为了在当时的学术领域开拓出一块新的领地。他还以西方近代的学术分类方法，把墨家思想学说条分缕析。

清末到民国，墨学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墨子中的科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兼爱、非攻等博爱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受到广泛的重视，大批研究学者出版了许多研究著作。

直至今日，墨子那种关心民众、行兼爱、讲义气、锄强扶弱、重实践、自强不息的精神，已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融解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一部分。墨子的科学观也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科学观”，包含着丰富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它不像某些现代科学技术那样，正在被改造得越来越强调私利性、功利性，只重视利润成果，是无情无义的，不关心事实结果是否是美的，是否是道德的，是否是向善的。墨子学说穿越两千余年时光，仍能给后人以启迪。Ω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张丽玲所著论文：《从<墨子>一书看古代科技著作流传的曲折》）

山东滕州墨子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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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克守 著 《科技之父——墨子》，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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