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昙花一现的北国之都

原作者：胡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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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五世纪，平城从一座边地县城一跃成为北魏的都城，见证了北魏从边鄙小国成长为整个北方的主人。平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拓跋政权如何选中了平城？平城如何成就了北魏？在平城的城市建设日臻成熟之时，北魏孝文帝为何又决然放弃平城，迁都洛阳？迁洛之后，平城在时人心中又能唤起怎样的乡愁？围绕平城，我们有数不清的疑问，寥寥数册史书和为数不多的遗迹，究竟提供了多少解答，研究者又有哪些思考，让我们在本次沙龙中略作探索。

一 农牧交错带上的平城

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市，在自然地理中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从下面几幅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大同位于（1）400毫米年降水量线经过大同附近。近日华北的暴雨，就没有越过太行山；（2）温带草原区域和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的交界线附近；（3）海河流域的西北端，紧邻海河流域、黄河流域、内蒙古内流区的分界线。这意味着附近有较为高大的分水岭山脉；（4）农牧交错带之中，可农可牧。

再来看一下平城周边的地形地貌。从较大的尺度来看，桑干河流域由一系列小盆地组成，大同盆地在其北端，位于群山之中，周边几个大的山脉是北部和西北的阴山、西南的管涔山、南边的恒山、句注山，东边远处是太行山。这些大山脉又是无数个小山组成的，平城周边就有武州山、方山、白登山三座小山，南边稍远处是崞山，让它形成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开口的小地形。最重要的是阴山和句注山，阴山南北是游牧民的肥美牧场，就像那首《敕勒歌》中描绘的一样，所以平城距离游牧世界的核心地段是不远的。句注山在古代是一大界限，在《吕氏春秋》里就被列为“天下九塞”之一，后来的雁门关就是这座山上著名关口。山中的通道叫陉，雁门关附近这条通道实在很重要，以至于古代把句注山以北的桑干河流域称为“陉北”，下面本文就主要用陉北来代指这一地区。

山脉等于阻隔，河流则代表通道，山中较大的河谷往往是重要的交通路线。桑干河中古时期叫灅水，《水经注》中专门有一篇写灅水，对沿途的景观描述得很仔细。沿着桑干河的城址有很多，这里只提醒大家注意马邑，即今朔州。平城位于桑干河北部的支流上，这条河古代叫如浑水，现在叫御河。平城作为都城时，如浑水穿城而过，是主要的水源。沿着如浑水河谷是一条南北向的交通大道，现代从大同往北的铁路（不是高铁）就是这样修的，可以一直通往乌兰巴托。北魏皇帝从平城“北巡”，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在平城的西南，还有一条汇入御河的支流，就是今天经过云冈石窟的十里河，古代叫武州川水或武州塞水。这座山叫武州山，因为有关城，也叫武州塞。称为“塞”，也就意味着经过此处有一条重要的交通路线。从平城往西，沿着这条武州川河谷，可以到达北魏的武周县（今左云县），再往西行进一段，就到达善无县（今右玉县），于是进入了另一条向北流的河谷，就是今天的浑河，沿河往上，可以到达盛乐（今天的和林格尔县），也就进入云中地区，阴山南麓的平原地带，在北朝后期它还有个名字叫“敕勒川”。浑河即将大转折的地方，就是明清时代著名的“杀虎口”，也就是走西口的“西口”，长城上的重要关塞。可见这一条路线沿用得非常久，北魏皇帝西巡云中这样走，明清时期出塞谋生的人们这样走，今天连通大同与和林格尔之间的国道、省道还是这样走。在高速公路和高铁大规模修建之前，交通路线基本与古代差别不大。（参看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总结一下，第一，平城、大同盆地乃至整个陉北地区都位于农牧交错带上。可农可牧，但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够好。第二，平城地当阴山草原南下要冲，至少在北、西、东三面都有通往草原地区的大道。第三，整个陉北地区，与南边的汾河流域的联系，中间有句注山的阻隔，并不十分顺畅。

这样的地理特征，意味着什么呢？

二 拓跋崛起之前的陉北地区

陉北这样一个在中原王朝看来相对边缘的地区，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才会被朝廷关注，从而进入国家主导的历史记载当中。下面先以几个历史事件为窗口，一窥这一地区的历史概貌。

1 赵襄子灭代

在春秋末期，赵氏已经强大起来。赵以晋阳为重镇，目光已盯上了陉北地区。赵襄子的父亲赵简子，曾经给他的儿子出题，说自己藏了一个宝符在常山上，谁先找到了有赏。结果，诸子到山上什么都没找到，只有襄子回来说找到了，他的答案是，“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常山就是恒山，代国的中心在大同盆地以东的壶流河流域，正在常山的北边。赵襄子刚办完父亲的葬礼，就登上夏屋山（也就是句注山、恒山），请代王——也是他的姐夫来会面，然后在宴会上谋杀了代王，又发兵兼并了代国的土地。代是戎狄建立的国家，赵襄子在夏屋山与代王会面，意味着这里是两国的边界地带。在这次偷袭成功之后，赵才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陉北地区。那里除了代国，还有一些其他的游牧半游牧部落，被称为林胡、楼烦等，可以想见他们也暂时向赵国臣服了。这是中原诸侯国第一次控制了陉北地区。不过踏入归踏入，建立深入统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这一区域的戎狄部落，不会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占有一片游牧半游牧人群生存的地域，让赵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文化，这为一百多年以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埋下了伏笔。只有在胡服骑射之后，赵国才能将自己军事力量继续推向更北方和西北的草原地带，从东往西设置了代、雁门、云中三个郡。

2 白登之围

与秦灭六国大约同时，匈奴也崛起了。到了秦末，冒顿单于把草原上的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成为北边的一大强权。汉初大同盆地时常处于匈奴兵锋之下。刘邦分封的韩王信都于太原，他上书说封国经常遭到匈奴入侵，太原距离边塞太远，请求徙治马邑。但马邑很快就遭到了冒顿单于的围攻，韩王信投降匈奴，一起回攻太原，侵入汾河谷地。刘邦亲自率兵反击，在山西中部的铜鞮（今沁县）打败了韩王信。随后又在晋阳、句注塞一带与匈奴军大战，汉军都取得了胜利，另一种说法是匈奴主动后撤以诱敌深入。刘邦听说冒顿在代谷（也就是大同盆地往东去的代郡），不顾汉军已经因远征和严寒而损失惨重，带着少量前锋军队主动追击，结果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遭遇了匈奴的包围。据说冒顿的骑兵把白登山围了整整七天，刘邦无力突围，最后是靠陈平的“秘计”——大概是做了政治上的妥协——才侥幸脱身。在此之后，大同盆地及其附近的代、云中地区一直都不平静，是匈奴掠夺、侵扰的重灾区。几任代王都无法立足，或逃回首都，或投奔匈奴。高祖十一年下诏说“代地……数有胡寇，难以为国”，于是将代国的云中以西划为云中郡，很可能还有定襄郡；又将句注山以南到太原一带划给代国，以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后又改到中都（今平遥）。这其实是将代国从边境后撤了，汉文帝时期，防御匈奴的三支大军，在中路代地就屯于句注山，也就是今雁门关处。

由此可见，在西汉前期，整个陉北地区被视为与匈奴的缓冲地带。匈奴在马邑后撤诱敌，在平城却能展开反击和包围，可以看出这个缓冲带从南到北汉匈势力此消彼长。

3马邑之谋

汉武帝对匈奴发动战争，以在马邑设伏引诱匈奴为起点。为什么选择马邑？这是距离雁门关较近的城，也是匈奴经常来与汉朝关市贸易的地方。在这里汉军才有设伏的可能，再往北，比如平城，汉军是没能力悄无声息过去的。史料记载，匈奴单于在得到假情报后，是从“武州塞”进入汉境，直到距离马邑城百余里的地方，才起了疑心。匈奴军队出入平城附近的武州塞，并未遇到抵抗，可见这一地区汉朝的防守是很虚弱的。

通过历史事件的管窥就到这里。汉武帝倾举国之力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将匈奴驱逐到了大漠以北，使得“幕南无王庭”，“不教胡马度阴山”，从此以后陉北地区才成为汉朝有效实施郡县制统治的地区。如前所述，陉北地区尤其是北部的平城，向北与草原地带的交通和联系比向南更为容易，所以王朝想要牢固掌控这一区域，就必须将边塞推进到阴山一线。这一规律在北魏时期也同样适用。不过，在边郡地区，居住的可不都是编户齐民，还有很多未完全解散的部落，以及不断来归附的外蕃，族群结构总是很复杂的。两汉时期，平城是雁门东部都尉治所，边郡的部都尉，一般都有领兵防御和镇抚蛮夷的职能，从中也能看出平城周边地域的族群结构。《汉书·地理志》：“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每当中原王朝势弱，这一地区必然又会被匈奴等游牧民族控制。比如在东汉初年，平城就在匈奴及其附庸卢芳之手。东汉军屡战不胜，不得不迁徙雁门等郡边民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有趣的是，当中原王朝对草原游牧族群取得优势时，此处的游牧人群也不是被排除得一干二净，反而被吸纳进来。公元48年，匈奴分裂，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率南边八部附汉。单于居西河，列置诸部。这是东汉北边形势的一大转机。在此之后一两年，汉朝才恢复了缘边八郡（包括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在内）。而南匈奴为汉防守这些新恢复的郡，每郡都有匈奴屯兵。与此同时，乌桓大批内附，“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徕种人，给以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附塞的南匈奴、乌桓，成为东汉防御和进攻更北方草原上的北匈奴、鲜卑的重要力量。北匈奴在汉、南匈奴、鲜卑的联合打击下日渐衰耗。北匈奴的威胁解除了，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原属于北单于的许多部落和人口以自愿或被迫的形式南迁到汉的边塞之内，其中一部分归入南匈奴，而大部分被安置到了东汉的北边诸郡中。受到汉朝重赏诱惑的乌桓，以及一部分鲜卑部落，也沿着边塞向西向南移动，有些就进入了塞内。也就是说，汉朝对匈奴军事上的胜利，其实让更多的匈奴、乌桓人进入了北边塞内，甚至北方的边防都更加依赖他们。北边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在北方所谓 “缘边八郡”中，东汉后期平城所在的雁门郡在籍人口有31862户，249000口，户口数明显高于周边的代郡，更数倍于云中、定襄等郡。这说明雁门郡所处的桑干河流域在北边地带拥有较优越的农耕条件，汉王朝可以在这里控制住更多的人口。在籍人口中，有不少定居化的乌桓人、匈奴人乃至鲜卑人。边塞内外的北族十分了解桑干河流域的农业优势，后来拓跋部南进时很重视这一区域，就在情理之中了。到了东汉中后期，也就是安顺至桓灵时期，即公元2世纪，各种矛盾爆发，北边地带也动荡起来。鲜卑、乌桓从塞外侵寇，塞内的乌桓、匈奴也经常叛乱。

公元2世纪，正是鲜卑迅速崛起的时期。1世纪后期北匈奴彻底衰败，草原上留下的巨大政治真空被从东方发展而来的鲜卑所填补。草原上仍有大量以古突厥语为语言的丁零、敕勒，他们原来臣服于匈奴，现在又归入到鲜卑檀石槐的大联盟之中。檀石槐的联盟在吸收草原中西部固有势力的情形下，迅速壮大，以至分为东中西三部，几乎覆盖了东汉从东北到西北的整个北部边境。鲜卑的寇抄最初集中在较为东方的辽西、右北平、渔阳，后来逐渐西移。护乌桓校尉治所附近的上谷郡和代郡成为侵寇的重点，这里同时也是鲜卑、乌桓与汉互市的重地。等到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之后，从凉州到幽州的边境都常被寇抄，但檀石槐建庭于弹汗山，一般认为在代郡高柳以北的塞外，也就是在平城的东北方，因此，檀石槐时代鲜卑的寇抄自然以代郡、雁门、云中等郡为重点。

檀石槐死于灵帝光和中，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王朝走上了末路。进入到3世纪的最初30余年，轲比能率领的鲜卑部再次强大起来，“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成为东汉末至曹魏时期北方塞外举足轻重的势力。轲比能是来历不明的小种鲜卑，同时期仍有檀石槐的孙辈数人率领部众活跃于雁门郡一带，他们为了与轲比能竞争，选择了依附魏晋王朝，成为“保塞”部落。此时的边塞已经大幅后撤了，由于北边持续的动乱，各郡民户流徙分散，215年，曹操撤销了云中、定襄、五原、朔方、上郡五郡，将流民集中到句注山麓的“塞下荒地”，设立新兴郡加以管理。曹魏以后，“自陉岭（句注山）以北并弃之”，233年，并州刺史毕轨想要出军威胁轲比能，魏明帝接到报告后赶紧下敕，命令军队千万不要越过句注山。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已经转移到鲜卑、乌桓诸部手中，中原王朝只能在其中施展纵横之术，试图让它们互相牵制而已。然而轲比能迅速崛起，大有兼并诸部之势，让平衡战略也难以为继。235年，幽州刺史王雄铤而走险，派遣刺客刺杀了轲比能。这一斩首行动暂时延缓了鲜卑诸部政治体的演进，但大的历史趋势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三 从拓跋入主陉北到“北魏平城时代”

拓跋部初兴，在轲比能政权瓦解十余年之后，是这次混乱后重新洗牌的结果。虽然缺少直接史料，但完全可以推想，拓跋部先世曾经是轲比能政治联盟的成员。拓跋力微早年依附于没鹿回部，后率所部居长川，获得半独立的地位。长川就是于延水，今东洋河的上游，其实就是檀石槐建庭的弹汗山。从长川到定襄（呼和浩特附近），是拓跋早期的活动范围，也与轲比能的政治中心区域几乎重合。这片草原地带正位于大同盆地以北，可见在正式入主陉北地区之前，拓跋部已经在其北方逡巡很久了。

拓跋力微在阴山南北的云中、定襄一带建立霸权后，即向洛阳派遣了质子，与魏晋王朝维持着和平的关系。277年，那位质子沙漠汗返回时，力微派遣诸部大人到句注山北麓的阴馆去迎接，说明在此时期，陉北原雁门郡地区仍是两者间的缓冲地带，甚至拓跋部对这里有更多的掌控。沙漠汗在这次回归途中被杀，力微不久后也去世，拓跋政权又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如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指出的，拓跋力微末年的乱局，暴露出拓跋政权内部存在着拓跋与乌桓两大势力的矛盾。经过十几年的内争，拓跋部以“国分三部”的形式重组了政权，西部即阴山、云中为主的草原地带，是拓跋的根基所在，重心在盛乐；中部在雁门、代郡以北，其重心在参合陂附近；东部则在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这里传统上是乌桓的势力范围，“东部之国紧靠乌桓、宇文、慕容；游离而隔绝，并非拓跋政权能够长期控制之处”。统领中西两部的猗㐌、猗卢是亲兄弟，统领东部的禄官则要疏远一些，拓跋和乌桓为首的两大势力以这种方式暂时实现了联合。

此时正当西晋末期，刘渊已率领匈奴五部反晋，西晋在并州的统治想要维持，不得不求助于陉北的拓跋部。五部匈奴的北部在新兴郡，已经到了句注山南麓，陉北的一些部落也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守住句注山一线，扼制匈奴向北发展，对拓跋部的生存至为关键。于是，尚在三分时期的拓跋部，就在中部首领猗㐌的率领下，出兵支援了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后来猗卢一统三部，更是全力支援刘琨，让这位只身深入敌后的并州刺史得以在匈奴攻势前支撑了十年之久。作为回报，310年，刘琨向朝廷上表封猗卢为代公，并将陉北残存的五县之民徙于陉南，将陉北之地尽数交给了拓跋部。拓跋部正式“合法”地领有整个陉北地区，“徙十万家以充之”，迈出了南进的关键一步。

313年，猗卢加快了南进的步伐，“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在保留盛乐旧都的前提下，平城被选定为南都，并且在更南的桑乾河北岸黄瓜堆上修筑了新平城，后来还进一步跨到水南修建了灅南宫。这一切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拓跋部积极南进的战略意图。平城，正是在这时被选定为南进之后的副政治中心。从更南的新筑城也被冠以“新平城”来看，拓跋部对这个曾经离它们最近的城市情有独钟。

拓跋南进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猗卢被那位统领南部的儿子六修所杀，此后二十余年，拓跋再度陷入内部帝位之争。继承权斗争的背后仍然是东西两部之争，此期间拓跋的政治重心在东木根山、盛乐之间徘徊，平城的“南都”地位大概已被遗忘。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最终在什翼犍继位之后得以平息，他在位达39年，一直以盛乐为都，以阴山——云中地区为根本，与石赵、慕容交好，初步建立了稳定的统治。什翼犍末年，前秦统一了北方，376年在拓跋宿敌铁弗部的引导下，前秦大军攻入云中地区。什翼犍不敌秦军，便率国人越过阴山前往漠北。但漠北生活的大量高车种落极力抗拒拓跋的到来，拓跋部人无法立足，不得不又回到漠南。原本已经在归途的秦军见状，又反攻回云中，刚刚走上轨道的拓跋政权就此夭折，而什翼犍及其孙拓跋珪的下落也成了谜团。

世事难料，383年，不可一世的前秦政权在淝水之战后迅速瓦解，被它兼并的诸多势力伺机而动，慕容部与拓跋部几乎同时展开了复国运动。386年，拓跋珪在贺兰等部的推戴下，于牛川即位为代王，恢复了代国，随后又改国号为魏。牛川在阴山以北，今呼和浩特东北方向（今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一带），此时拓跋珪迫在眉睫的任务是重建在阴山南北草原地带的霸权。历史再次眷顾了拓跋，由于山西南部慕容永政权的存在，河北地区的慕容垂后燕与拓跋结成了联盟，当然其中强势的一方是后燕。重生的代国依靠后燕的强力支援，先后对草原上实力较强的独孤、贺兰、铁弗等部发动战争，取得胜利后实行“离散部落”，建立起一个基础更为稳固的政权，胡三省将这一过程称作“燕为魏驱除”。

拓跋代国日渐壮大，与后燕矛盾渐积，转而联合西燕。395年，后燕太子慕容宝来攻五原，拓跋部退至黄河以西固守，又趁燕军回师之际，在参合陂奇袭取得大捷。翌年，慕容垂亲征而死于归途，拓跋遂趁势灭后燕而据有山西、河北（396-398年）。在燕魏之间的这次大战中，陉北再次成为一个争夺的焦点。燕军北伐，专门分兵攻占了平城，慕容垂病重退兵时，又在平城以北三十里筑燕昌城而还。拓跋的灭燕之战则是从马邑向南越过句注山，直指晋阳。

获得前盟友全部遗产的拓跋部，一夜之间从偏居漠南草原的小国，跃升为成为半个北中国的主人。在此过程中，拓跋珪完成了称帝、改国号为魏等一系列建国程序，并且迁都平城，开始建设宫室、宗庙、社稷等，北魏作为一个“王朝”正式登场，也宣告了“平城时代”的开始。（参看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四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北魏既然已经占据大半个华北，何以仍选择平城为都？事实上，在初次攻占河北之时，拓跋珪曾来到邺城，“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设置了尚书行台，并留兵五千镇守。然而半年之后，正式确定的都城则是平城。史料中没有记载拓跋珪改变决策的过程，但十几年后的一次关于迁都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415年，平城及周边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有大臣提议迁都邺城。然而出身河北第一高门的崔浩坚决反对，他认为迁都邺城不是长久之策，主要有三点理由：第一，河北百姓常说拓跋“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若是部分留守部分南徙，必然要暴露北族人口不多的实态，而南迁者水土不服必然有疾疫死伤，更是有损威名；第二，若迁都邺城，则会让周边敌对政权看到本国的虚弱，赫连夏与柔然都会前来侵略，届时云中、平城这些根本之地就会非常危险，而国家重心在河北，阻隔恒代千里大山，难以救援；第三，如今国家重心在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明元帝采纳了崔浩的意见，否定了迁都之议。

崔浩的论证很好地展示了时人眼中平城的优势，可以总结为两点：其一，平城所在的大同盆地，与阴山草原距离很近，与句注山南、太行山东的农耕地带相对隔离。这是一种主动式的隔离，站在北方向南看，这里易出难入，进可攻退可守。其二，北魏的劲敌是同为游牧半游牧国家的柔然、赫连夏，因此云中、代北既是根本，又是边境，必须全力防守。这大约是北魏建国初期选择平城为都的主要考虑。

在“北魏平城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平城并不是唯一的中心。《宋书·索虏传》记载：“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深远饶树木，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气却寒也。”这一奇特的风俗，经过何德章先生的历史学解释，成为揭示北魏前期的双中心结构的关键。（参看何德章《“阴山却霜”之俗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辑，1993年）北魏虽建都平城，并在那里安置了大量徙民，但阴山-云中之地仍然极受重视。当北魏建国之际，柔然在漠北崛起，其游牧路线“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于是漠南阴山地区成为双方必争之地。柔然不仅常常南下阴山，兵锋还屡屡波及平城，这种威胁迫使拓跋统治者放弃在中原的进一步发展，把注意力放在平城北面的防御上来。北魏前期，从道武帝到太武帝时代，“北巡”、“西巡”的频率很高，巡幸的范围则从最初的畿内北部，逐渐向北推移到阴山一线。与之相伴随的，是一次次与柔然的激烈战争。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不久，柔然侵入云中，攻陷盛乐宫。此后，北魏军队多次深入漠北草原与柔然决战，获得成功。北魏对柔然作战的收获，除了牛羊畜产，还有数以十万计的柔然、高车游牧人口，“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极大地充实了漠南草原。与此同时，太武帝频繁巡幸阴山、漠南，有时停驻数月之久，从事校猎、讲武等活动。阴山的离宫“广德殿”成为平城之外的又一政治中心。

唯有巩固阴山防线，才能保障平城和陉北地区的安全，这一道理，于阴山南北发展壮大的拓跋部自然十分了解。与汉朝不同的是，拓跋本以游牧狩猎和征服掠夺立国，对柔然、高车、赫连夏等草原部族的战争不是简单的防守，而是选择兼并和吸收其人力、畜产资源的扩张之路。借助游牧世界中获取的军事资源，北魏一步步吞并了北方并立的其他政权。在此过程中，华北、河西的大量农耕人口也被强制迁徙到了平城一带，北魏国家配给他们耕牛和土地，于是桑干河流域的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与更加适合游牧的阴山、云中地区相比，桑干河流域的水热资源更为优越，既可实行畜牧，更能进行农耕开发，承载更多的人口，成为战争所得人口、资源的最佳“储存地”和“转化器”。北魏国家正是这样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参看佐川英治：《游牧与农耕之间——北魏平城鹿苑的机能及其变迁》，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

十六国到北朝时期，农牧交错带上的都城不只有平城，西平、姑臧、统万、和龙都可以归于这一类型。依赖游牧与半游牧世界军事资源立国的北族政权，不约而同地选择将都城放在紧靠农牧交界线的较大都市，或者如赫连夏一样，在此地带从头建设一座新城。他们都与北魏一样，既不能远离游牧地带，又想尽可能向农耕世界进取，这样的都城选择无疑具有相当的时代特征。

四 北魏迁洛之后的旧都平城

如所周知，北魏孝文帝在公元494年毅然决定迁都洛阳，此后平城丧失了都城的地位，降格为恒州的州治，也常被称为“代都”或“旧都”。在孝文帝在位的前20年里，主导北魏朝政的是冯太后，在此期间不仅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俸禄制，平城的城市建设也日臻完善。宫殿、城墙已极具规模，明堂、辟雍那样的高级礼制建筑也已建好，壮观的云冈石窟和城内的寺院足以安放人们的信仰，冯太后和孝文帝本人还在城北的方山上修建了陵墓。为什么孝文帝要断然放弃平城，到一片废墟的洛阳另起炉灶呢？

关于孝文帝迁都的原因，学者的讨论已经连篇累牍，有人认为他向往华夏文化，故而希望前往中原的神圣首都洛阳；有人认为代北守旧势力强大，孝文帝要实现汉化改革理想，不得不迁都远离；还有人认为这次迁都只是一次冲动的决策，背后并没有多少深思熟虑，等等。此处不打算深入这一问题，还是把眼光放在平城吧。前田正名等学者已指出，自北魏定都平城以后，首都附近经常发生饥荒，随着时间的推移，饥荒的程度愈演愈烈。487年，平城再次发生大饥荒，朝廷不得不允许饥民出关前往河北“就食”。频繁发生的饥荒已经不是偶然的天灾，背后问题的实质是桑干河流域的人口达到饱和，而从河北向代北运输粮食，需要陆路攀越太行山，成本耗费极高。另一方面，柔然在北魏的多次讨伐之下已经衰弱下去，赫连夏、沮渠北凉等北方强国早已被消灭，北方边境的威胁大大降低了。与之相应，太和年间北魏建立起六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阴山一线的边防已经可以常规化地交给边镇来维持。最后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北魏在华北平原的统治日趋巩固，不仅崔浩反对迁邺时的那些担忧已经不再成立，而且当国家的经济、人口重心已落到华北平原时，平城就不适宜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了，更无论孝文帝还梦想着向江南进发。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深谙华夏文化的孝文帝，甚至不满于迁往此前石赵的故都邺城，而选择了远在黄河以南的神圣故都洛阳（关于洛阳的魅力，可参看胡鸿：《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收入耿朔、仇鹿鸣编《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中华书局，2019年）。

迁都之后，北魏历史记载的重心完全转到了洛阳，那么“旧都”平城境况如何？孝文帝迁洛既是乾纲独断，北魏统治集团中不乏反对的声音。迁都后的一系列旨在文治化的改革，让以武力见长的代人北族颇感失落。越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孝文帝越是要坚决地维护既定路线，更加尊崇洛阳，同时降低平城的地位。495年6月，孝文帝“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从生时所注籍贯，到死后埋葬之地，以洛阳取代平城的政策推行得不留余地。从迁都之初，平城的反对派就密谋扣留太子元恂，举兵断关，割据陉北；到496年底，重臣穆泰、陆叡在平城正式起兵谋反。这场叛乱虽很快被平息，但牵涉到包括太子元恂在内的多位宗室近亲，足够暴露出反对迁洛者拥有相当的政治基础。下一年初，孝文帝亲赴平城处置反叛者，这是孝文帝以及其后所有北魏皇帝最后一次“幸”平城。

在反叛事件之后，可以想见，怀念平城、颂扬平城的声音会进一步受到压制。平城不仅在实际上变得更加衰落，在文学作品中也难以呈现出故都曾经的辉煌了。大约在公元500年，时任尚书令的王肃在省中吟咏了一首《悲平城》诗：

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王肃是从南朝逃到北朝的人，此前生活在温暖的江南，有平城苦寒的印象十分正常。就像同样出自南朝人之手的《南齐书·魏虏传》写道：“平城……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王肃大概没去过平城，他所咏的这首诗，甚至不一定是他本人的作品，而是一首当时广为传颂的诗作。这首诗“抹黑”北魏旧都，王肃吟诵了一遍，孝文帝的亲弟弟彭城王勰竟然大为叹美，还想让他再朗诵一遍。正是由于尊洛阳贬平城已是孝文帝最后几年的“国策”，这一看似奇怪的事件才变得可以理解。

这首简短的诗还值得再欣赏一下。在诗中，平城的宫殿、苑囿、甚至佛寺、石窟完全都没有被提到，诗人的视线从平城一掠而过，直接驱马入云中了，甚至在云中也没有停留，最终落到了阴山之上。云中在平城西北，是比平城更早的旧都盛乐所在之地。而阴山，更在盛乐以北。拓跋部从阴山到云中，从云中到平城，再从平城到洛阳的发展历程，在这首诗里颠倒了过来，诗人的路线就像一次让时光倒流的穿越之旅。越往回穿越，气候越恶劣，天地越昏暗，文明越稀薄，而诗人无疑来自光明而温暖的洛阳。

和诗中表达的一样，太和后期，阴山和平城的历史的确黯淡了下去。屏蔽北境的六镇，从极受重视的军事重镇，越来越成为被朝廷遗忘的角落。在边镇从军者毫无出路，“一生推迁，不过军主”，大量的士兵都是被强迫而来的罪犯之流。他们头上的镇将都是一些“底滞凡才”，“专事聚敛”，还有一些犯罪配边的“奸吏”为之出谋划策，政以贿立，腐败透顶。陈寅恪先生说：“中央政权所在之地洛阳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洛阳的汉化和文治化程度越深，六镇那些依靠武力出身的兵将就更加边缘化，这些没有出路的北人与盘剥他们的镇将间矛盾极深。文化的冲突是表象，地域间政治前景的落差和人群间社会流动的阻塞才是问题的实质。

重重积怨带来了六镇的大乱，敲响了北魏王朝的丧钟。来自阴山、云中的失落武人再次主导了漠南草原，在动乱之中和之后，他们陆续被句注山南的契胡酋长尔朱荣收编，最终成为北朝末期东西分立的决定性力量。这似乎是拓跋历史的一次加速度重演，但历史并不会简单重复，局中人也努力在避免重蹈覆辙。高欢掌握大权之后，一方面将傀儡皇帝放在邺城，以邺城为名义的首都，一方面自己带领重兵常驻晋阳，遥控朝局。这一局面，到北齐正式建立之后依旧维持了下来。邺城与晋阳分担了都城的职能，皇帝带着朝廷中枢每年在两城之间频繁往来。为何形成这样的制度？从后见之明来看，北魏彻底放弃平城，带来了北镇边缘化的严重后果，来自北镇的高欢等人对此有着切肤之痛。既要维持代北军事资源的优势，又不能放弃河北平原的人口、财富与正统性，选择晋阳和邺城两都是个很好的方案。邺城在黄河以北，紧靠太行滏口陉，而晋阳在句注山以南的汾河谷地，两者间的交通距离，较之平城和洛阳大大缩短。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了北魏前期阴山和平城双中心的模式。兼顾游牧与农耕两个区域，双都制乃至多都制乃是最合理的方案，此后的王朝，尤其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无不采用了跨越南北的多都制，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特展信息

展览名称：经典与范式——平城实力和云冈时代

展览时间：2023.07.01~2023.11.08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一楼第一特展厅

（注：本特展闭展日期延期一个月，从2023.10.08更至202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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