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匪谍”包围的胡宗南，与王石坚的中共北方情报系统

十多年前国外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认为胡宗南“真正身份和张治中一样，是黄埔出身的“中共代理人”。

也就是说，胡宗南是一名中共的间谍。

作者的观点在网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有人列举胡宗南的种种反常作为：

比如从进攻延安起，犯下的一系列小儿科的错误，让毛泽东从延安从容撤离；又让兵力只及自己十分之一的彭德怀在青化眨、羊马河等地一再打他的歼灭战；并且葬送刘勘等干将。

这种说法传得有鼻子有眼，就连胡宗南的长子胡为真都站出来辟谣，在新加坡《星岛日报》上发表《我父亲不是共产党间谍》的访谈录。

说胡宗南是“共产党间谍”，多少有些“恶搞”的意思。但胡宗南身边尽是地下共产党员，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熊向晖，就曾给胡宗南当过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在胡宗南身边工作12年之久。

除了熊向晖，被周恩来称为“龙潭后三杰”的另两位陈忠经、申健，也都在胡宗南身边工作。

那么，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的直接领导人是谁呢？此人就是直接受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指挥的王石坚。

王石坚本名赵耀斌，在北京大学上学时，他就是北平学联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早在1932年他就已经成为了中共党员。

1933年4月，北平的中共外围组织公开为李大钊举行了公祭公葬活动，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组织。

5月18日，王石坚与反帝大同盟、华北救亡会的4名负责人，在西城阴凉胡同7号院开会时遭到警察逮捕。

已经叛变的原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张文勋，指认了这些人的身份，王石坚等人因此被移交宪兵三团，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

第一次被捕后，王石坚表现非常英勇。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了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在狱中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后来再次被叛徒告发。

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

在审讯时，王石坚等人与叛徒在法庭上当面对质，虽然叛徒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但国民党当局还是分别给这8名中共党员加刑判决，关进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王石坚等人来到中央军人监狱后，被当作重犯对待，看管特别严。监狱方不准他们与其他犯人接触，甚至连洗澡、放风、看病等都是单独进行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借国共合作的便利，中共中央专门派人，将关押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共产党政治犯保释了出来。

王石坚出狱后来到延安，在通过长时间的考察之后，他重新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

1941年夏天，王石坚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目的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系，发展地下党组织，搜集国民党情报。

住在西安桃胡巷的王石坚，起初并没有公开身份，只是一个潜伏地下的职业情报人员。

有一天凌晨，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包围了王石坚的住处，准备动手抓他。

申健手下有很多三青团成员都是搞情报的，警察这边一有风吹草动，申健就听说了，他赶快联系陈忠经一起商量对策。

在西安的社交圈，陈忠经也是一个活跃的人物，当年他结婚时，还是胡宗南当的证婚人！

在国民党里，陈忠经、申健等名校毕业的学生，都有点“左倾”。陈忠经曾经当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

不过，胡宗南偏偏就欣赏这种人，认为有点“左倾”的年轻人往往有能力、有见识。所以，他们都成了胡宗南身边的红人。

陈忠经一听这情况，就准备硬闯桃胡巷救出王石坚。当时申健还没结婚，他拦住陈忠经，决定由自己去通知王石坚。

申健仗着他现任三青团西京市分团书记的身份，又是“军统”、“中统”和三青团三家合署办公的特联组成员，他抢在蠢蠢欲动的警察之前，大模大样地进了桃胡巷15号。

见到王石坚后，申健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不管什么事儿，你都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让你干的。”

陈忠经、申健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行为，不仅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情势，还让王石坚从“地下”成功走到了“地上”。

桃胡巷遇险后，王石坚觉得这样不行，不能再昼伏夜出，他着手改变生活习惯，开始从地下走到地上。

王石坚、陈忠经等人拿着毛泽东特批的二三百万元开办费，又经胡宗南同意，在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任经理。

接着，他们又办起了《新秦日报》。这个《新秦日报》原本是准备要停办了。既然要停办，王石坚和陈忠经就顺理成章把它接了过来。

《新秦日报》比“研究书店”更加有利，它可以在全国各地设办事处，也可以派出各路记者，工作面就更加宽广了。

有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 王石坚等人彻底转变了过去潜伏地下的秘密方针，开始打入国民党内部，争取变敌人组织为中共组织的“白旗政策”。

打破了过去狭小的情报圈子，王石坚建立起了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在内的全方位情报工作系统。

从1941年到1947年第二次被捕为止，王石坚在6年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当然，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也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

那时候，王石坚一度想让熊向晖寻机偷出胡宗南的密码本，不过都被熊向晖拒绝，熊向晖的理由是这样太过冒险，一旦暴露整个情报系统就会前功尽弃。

熊向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刚到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时候，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就已经被介绍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

戴中溶是上海嘉定人，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毕业的高才生。1934年大学毕业后，他经人推荐来到了甘肃天水，为胡宗南部队创建了无线电通讯网络。

如果说王微是凭借与胡宗南的私交，才当上了机要室主任；那么，戴中溶凭的就是无出其右的业务能力，当上了机要室副主任。

最初，戴中溶是由在胡宗南部队卧底的罗青长负责联系，1941年罗青长回延安后，就把这一情报关系转交给了王石坚。

在延安，罗青长当过李克农的秘书，负责情报保障工作。罗青长是有名的活档案，他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情报系统和主要情报关系也如数家珍。

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的身边“匪谍”如麻，那他是不是个粗枝大叶的马大哈呢？

还真不是，胡宗南这个人其实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机密电报，都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是不能拆开查看的。

许多机密电报就连熊向晖也是看不到的，不过，戴中溶却凭借自己机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以及尚未译发的回电。

那时候，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发给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这些机密电报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经知道了。

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匪区作战计划》和胡宗南“闪击”延安的计划，都是熊向晖从胡宗南那里截获，再交给王石坚上报中共中央的。

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王石坚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机密，加上由其他渠道获得的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对西安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些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为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都默默地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