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胡辣汤，花光了身上的现金，国民党上尉台长决定投奔延安

1948年11月的一天，国民党上尉军官、西安绥靖公署二处的潜伏电台台长薛浩然，一大早出门在西安的街道上喝了一碗胡辣汤。

在放下碗的那个瞬间，薛浩然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投奔共产党，说走就走。

说来可笑，这一碗胡辣汤，差不多花光了他身上所有的现金。

自从内战开打，物价就翻着跟斗往上涨。钱已经毛了，越来越不值钱了。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改法币为金圆券。23日，西安市开始收兑法币发行金圆券，一金圆券兑换三百万法币，可顶半块银元。

可到了11月10日，蓝田244医院住院的一名伤兵，在《西京日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表示：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两顿饭，每餐只有一碗白水青菜，没一点儿油水。

“昨天发下六元金圆券的月饷钱，到街上买肉没有，买油没有，我气极了便到菜铺炒了一盘肉丝，价钱为一千二百万元（法币）。所剩几何？请自算吧。”

进入1948年以来，西安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2月份，在老百姓的一片骂声中，西安市开始征收“勘乱建国费”。钱收来干什么了呢？挖战壕了，说是解放军要攻西安城。

然而，壕沟挖了两个月，彭德怀不来攻打西安，却一度攻占了西府的宝鸡。

再说，这壕沟就是挖得再深，能挡得住解放军进攻吗？这难道是冷兵器时代吗？私下里，薛浩然和他的一些朋友也没少骂过国民党政府。

时年22岁的薛浩然是陕西韩城大南沟村人，家里兄妹九个只活下来六个，他是最小的那个。

尽管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家里在供他上完小学后，又送他上了一年初中。

这时，正好赶上胡宗南黄埔一期同学、喜欢佛学的第一军军长丁德龙在韩城招童子军，薛浩然被编入战时工作干部第四团。

半年后，胡宗南的机要室主任的王微，来到童子军中挑选学生。

薛浩然和同县的高孟吉等人被选中，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学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42年底，薛浩然在七分校学习一年后毕业，下部队任见习军官，转正后当了胡宗南第八战区副长官部通讯营的少尉见习报务员。

1944年秋天，薛浩然随部队参加了豫西抗战。抗战胜利后，他配属到“独眼将军”刘戡的37集团军总部。

这个长得相貌堂堂的“湖南骡子”刘戡，是胡宗南黄埔一期的同学，二十九岁当上了中将。薛浩然在三原刘戡的司令部待了将近一年，经常可以见到这位曾经的抗日名将。

1948年2月底，关中咽喉宜川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刘戡奉胡宗南之命率整编29军前去救援，行至瓦子街时被包围，刘戡捡了个手榴弹引爆自杀。

刘戡自杀的消息传来，让薛浩然感到十分地震惊，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国民党部队的命运。

在三原的整编军部待了大半年后，1946年秋，薛浩然又被调到了西安。胡宗南在这里成立了一共有十部电台的直属无线电队。

西安虽然比不得上海的繁华，但比三原之类的地方强多了，吃喝玩乐什么都有。

和在军校学发报时不同，薛浩然这会儿已经成了军官，他们有时间、有自由，也有薪水可花。除了有机会上街打打牙祭，他还学会了赌钱。

不过，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半年，薛浩然就感到无聊了。他不甘心就这样沉沦，开始在夜校学习英语。然而仅学了半年，就因为部队换防离开西安而中止。

薛浩然他们这些在电台工作的人，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能听到延安的广播。因此，对于国民党官方的战局报道，他根本就不相信。

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薛浩然知道，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已经从起初的十多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他一点儿也不看好。

且不说人心向背，仅从军事上说，国民党军早已经败相毕露了。

薛浩然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其中跟他最铁的，一个是韩城老乡高孟吉，另一个是华县的吕出。

吕出是个刺儿头，曾经因为伙食问题闹过罢工。听说营长要收拾他，吓得他投了别的部队。

1947年秋，吕出回到西安，住在杜公祠，薛浩然常去找他聊天。分别将近一年，薛浩然发现吕出变化很大，思想很激进，提起国民党就是骂，提起共产党就是夸。

当然，他们只能私底下这样说说，要是让人汇报上去，被列为“赤化分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老乡高孟吉则是个文艺青年，爱看书，也爱写文章。不知通过什么渠道，高孟吉能看到亲共的书刊。

从这两位同学这儿，薛浩然开了不少窍。不光是他，跟他们经常扎堆儿的几个同学，这会儿都已经成了“赤化分子”了。

随着战事的吃紧，上面开始考虑在大部队撤走后，留下人员潜伏。

1948年4月，西安绥靖公署机要室主任王微，与二处处长刘庆曾一起开办潜伏电台培训班，薛浩然又被抽去参加培训。

受训的一共十人，两人一部电台，其中一人为台长。薛浩然、高孟吉二人为其中的两个台长。当台长的好处，就是可以吃几个人头的空饷。

学习结束，薛浩然就被派到陕南的镇安县潜伏。镇安这会儿还是胡宗南的天下，但是预计到大势所趋，上面提前把薛浩然他们这些人安插了下去。

9月下旬，薛浩然找了个借口离开镇安，溜回西安了。

让薛浩然一直以来感到不爽的，还有一件事儿。十四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完了婚，媳妇比他大四岁。

薛浩然怎么看这媳妇怎么觉得别扭，早就想离婚，当面又开不了口，只得写了一封信，提了离婚的事。

后来收到他哥的来信，才知道女人在家寻死觅活地闹了一场。离婚八字还没一撇，他就已经是个穿军装的陈世美了。

从镇安回到西安，薛浩然就拿定主意，再也不回镇安了。不回去，他就是逃兵，上峰当然饶不了他。

也就是这时候，他决定去延安投共产党。那究竟走哪一条路去延安呢？

第一条线路是从淳化、耀县走，薛浩然专程去三原实地探测，发现通行困难还是比较大；另一条路，就是从华阴到韩城。

虽然韩城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但他是韩城人，回家一趟看看父母、处理下家事，总是个说得出口的理由。

这天早上，推开胡辣汤碗，薛浩然决定马上就采取行动。他已经装病两个月了，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上司就要来收拾他了。

在投奔解放区这件事儿上，薛浩然原来计划几个人一起行动的，参与者有高孟吉以及他推荐的师世德。

师世德也是韩城人，和薛浩然是小学同学。他在西安市政府当差，能给他办身份证。

当薛浩然决定行动时候，高孟吉还在柞水县的潜伏电台困着，无法脱身。因此，他只好与师世德一起同行。

弄到身份证后，薛浩然穿了件长袍，扮作小学老师，为了出门方便，他还特意带上了绥署二处的特工证件。

那时候从西安回韩城，火车只能坐到华阴庙。他们两人下车后，又雇了辆马车一路跑到合阳，就到了国共对峙的地方。

两边都有检查站，雷庄这边，是国民党的检查站，到处都是穿军装、穿便衣的检察员。

薛浩然他们没带什么违禁品，又都拿着身份证，所以他连绥署二处的证件都没掏就过了检查站。

接着再走上十里，来到一个坡上面就是方镇，那是共产党的地盘了。薛浩然被韩城保安科的高步林接过来之后，安排在一所中学里住下。

当年，保安科就相当于公安局，高步林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跟薛浩然谈话的主要是保安科资深的情报专家高仰山。

高仰山问到薛浩然的，主要是他的社会关系，以及回西安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他对薛浩然了解得很细致。

以后几天，薛浩然基本上都在韩城保安科里写材料。薛浩然是诚心诚意掏了心窝子，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高步林，并且主动提出愿意返回西安为解放军搞情报。

经过组织上的批准，11月25日薛浩然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高仰山、高步林与薛浩然商量了电台联络的办法，决定波长为45米，呼号、密码为明码加“西北解放军”五个字。

他们还商定了薛浩然的化名为“万国祥”。以后去西安找薛浩然的交通员，将自称“兆庆”，问他是不是万国祥。

薛浩然要问对方家在哪儿，对方回答：“涧南村。”再问：“那你在西安住什么地方？”对方回答：“三盛合小纸烟铺。”

这时候，薛浩然要再问：“是李掌柜吗？”这才对上了号。

组织上要求薛浩然写情报材料尽量用特工专用的化学水，用纸要尽量小，便于携带；无论他调动到哪里，必须给参府街17号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打招呼。

不过，高步林、高仰山对电台也是外行，电台联络方面的有些事儿，就由薛浩然自己决定。

当时，胡宗南军队电台的呼号是“CQ”，薛浩然提议呼号为“coo”。组织上发现有电台呼“coo”，就可以调到45米波长进行联系。

既然要把薛浩然再派回西安，就不能让他在韩城耽搁太久。离开韩城的前一天，高仰山给了他五百万农洋（边币）作为活动经费。按照当时的行情，可以兑换十几块大洋。

本来，组织上还要给薛浩然一些黄金，但薛浩然说什么都不要：“我投身革命，可不是为了钱。你看你们的日子过得这么艰苦，不管怎么说，我在国民党那边还有薪水。”

来韩城时，薛浩然他们租了辆马车；回去时，就他一个人，高步林就给他弄了辆自行车。怕他路上遇到麻烦，高步林专门派保安科的老李护送他出境。

11月26日一早，薛浩然动身回西安。老李带着枪，一身农民打扮，他骑车子带着薛浩然，两人一气儿骑到合阳方镇，在那儿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老李不能再往前送了，就把车子交给薛浩然。薛浩然一个人骑到朝邑，遇到了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检查站。

薛浩然掏出绥署二处的工作证时，不小心随手带出了一张五千元的边币，本来他是想把这张边币带回西安，给徐学章他们看个稀罕，结果这下子却闯祸了。

哨兵不由分说，把他带到了县保安大队的营部。等了几个小时，总算来了个当官的，薛浩然好说歹说，人家才算让他走人，不过那张边币就被扣下了。

出了检查站，薛浩然匆匆赶往华阴，骑得全身是汗。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只好在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搭火车，客车不让他带自行车上去，他只能搭货车去西安。

货车上拉的是花生，他坐在花生包上，半截身子都在车厢外面，被吹得灰头土脸。车到赤水站，后面追上来一辆客车，有人在扯着嗓子喊薛浩然的名字。

循着声音望过去，薛浩然发现在客车上喊他的，竟然是特工电台的同事孟师孔。虽然都是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但他比薛浩然年长三岁，跟他也不是一路人。

意外遇到同事，薛浩然不知是福是祸。他不能装看不见，只好冲对方招手，算是打了招呼。

回到西安，薛浩然住在徐学章家。第二天，孟师孔就找上门了：“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到那边逛逛。”

“得了，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薛浩然吃了一惊。

“干什么？你屁股底下坐的是谁的货？”

孟师孔一脸的心知肚明，薛浩然松了口气。孟师孔没注意到他那辆自行车，光看到那节车皮里都是花生包。

“那是人家的货，不是我的。”

孟师孔摆摆手：“行了行了，我又不分你的花生。我找你有事儿呢。”

原来，薛浩然在韩城这些天，孟师孔也偷偷回了趟潼关老家。现在，他们都面临上司、特工电台的负责人程再颐严厉的盘问。

孟师孔心里发毛，直到在路上看到薛浩然，才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孟师孔的电台设在三原，原来准备三原失守后作潜伏台。

孟师孔拉薛浩然，一起去找程再颐，两人订下攻守同盟，孟师孔说自己一直在三原，有薛浩然作证；薛浩然也不用交代私下跑单帮做生意的事儿，就说到三原找孟师孔玩了几天。

程再颐拍着桌子把他们骂了一顿，也没再追究，让他们去领了潜伏电台的电池，孟师孔仍回三原，而薛浩然则被要求立即回镇安。

这个安排，正好让薛浩然顺利回到原来的电台，并且名正言顺地潜伏了下来。

1949年1月至3月，薛浩然一直在应付潜伏电台的事儿，很少留在西安城里。

2个月以后，薛浩然又重新回到西安，和李福泳一起在绥署电台工作，他的电台也和边保电台联系上了。

5月13日，胡宗南的大部队开始撤离西安。此前，薛浩然和李福泳两人已经商定，让李福泳继续留在西安，他自己则随胡宗南的军队一起撤退。

薛浩然给绥署这边的通讯营长打了个电话，请示他李福泳生病走不了，电台怎么办。营长随口就说，让薛浩然带着电台走。

这样，李福泳不走也就合法化了。5月14日，薛浩然用李福泳的电台通知边保方面，胡宗南已经从西安撤兵。

随后，薛浩然带着李福泳的电台上了火车。到了宝鸡周家湾，薛浩然一个人很难开展工作，他就说服了报务员王万顺，让王万顺帮助他用电台跟解放区联系。

这段时间，薛浩然发出的情报内容包括西安撤退、炸桥、蒋介石准备来宝鸡等。不过，后来蒋介石因故并没有来宝鸡。

转眼间，刚来时还绿油油的小麦已经黄灿灿一片，麦收季节到了。5月21日，解放军在西安举行人城仪式，薛浩然的潜伏工作，也看到了解放的曙光。

6月6日晚，译电员崔义盛突然跑到薛浩然这边：“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过两天，我们就要开始大反攻了！”

“你没吃错药吧？咱们一退再退，怎么会反攻？” 薛浩然一口韩城话问道。

崔义盛望了望外面，接着声音降了八度，“我刚译了个电报，有重大军事行动，咱们由西往东反攻，马家军由北往成阳打。千真万确！”

崔义盛有个未婚妻在西安城里，长得还挺漂亮。本来他们准备下半年结婚，可部队一开拔，他跟未婚妻连招呼都没打成，生怕这门婚事黄了汤。

他当然想不到，几个小时之后，他说出来的这个军事秘密，就被薛浩然拍发给了解放区。

发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是说：“6月9日，胡、马两军将反扑西安、成阳。”

此时时刻，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已经由延安搬到了西安。如果遭到袭击，我军的损失将会无法估量。

幸好，战场上传来的是成阳阻击战马家军攻城受挫，不得不北撤的消息。薛浩然为自己传递的情报产生了效果而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