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狐狸和优秀猎手的较量，1992年银川市乙醚麻醉杀妻案侦破始末

1992年12月28日凌晨3时，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室大门被一个身背着一个年轻女子的年轻男子撞开。男子一进门就大喊：“来人，快来人，救人呐！”

当天在急诊室值班的刘大夫和两个护士闻讯迎了上去，认出男子是急诊科大夫李锋，而他背着的是本院胸外科护士孙某，见到刘大夫，李锋急声喊道：“刘大夫，快救救我爱人，她喝药自杀了……”

于是刘大夫和两名护士一起将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的孙某从李锋背上卸下并抬上急救床，护士装好心电图机后刘大夫一看已经没有心跳和呼吸，用手摸脉搏也不见跳动。刘大夫又马上帮孙某做了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孙某依然毫无反应。在抢救了半个多小时后，刘大夫在诊断书上写下“入院人已死亡”的医嘱。

医院派出所所长李明全程目睹了抢救过程，觉得孙某“喝药自杀”颇为蹊跷，于是立即向银川市公安局汇报了此事。随即，银川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在中队长李建军的带领下赶赴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调查。

李锋和孙某的家位于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10号楼1单元1X3室，技术人员进入现场后发现卧室内沙发上叠放着整齐的床罩，而双人床上则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床被子，在床单上发现一滩白色糊状的“呕吐物”并提取。床头一侧有个梳妆台，上面放着一只棕色药瓶和一只透明玻璃杯，玻璃杯的底部还残留着一些上面清澈、下面浑浊的溶液，作为物证也被一一提取。

在客厅内，电视机对面的沙发上卷着一床乱七八糟的被子和枕头，沙发前的茶几上有小半盘吃剩下来的火腿肠以及半瓶白酒。

死者孙某的丈夫李锋向侦查员们诉说了事情的经过：“12月27日下午，我和我爱人带着孩子上街购物，晚上回来包饺子吃，睡前我们因为家庭经济纠纷吵了一架。我很烦躁，想抽根烟定定神，一看烟没有了。于是我就下楼到急诊科办公室拿了一包烟，还和值班护士聊了一会儿，大约在晚上9点多回到家。一进家门看到我的被子和枕头被丢在客厅的沙发上。我想又要同往常我和爱人吵架一样睡沙发了。”

“我切了盘火腿肠，在客厅就着火腿肠喝了半斤多的酒就睡着了。睡到半夜醒来我起身喝水，听到卧室内有‘呼呼’的响声，我赶紧到卧室开灯一看我爱人已经口吐白沫，床头梳妆台上放着家里的一瓶乙醚和一只有白色液体的玻璃杯，我一看她又自杀了！她之前曾经自杀了11次，都被我抢救过来了。这回她又喝了乙醚又吃了安定，所以没救过来。”

银川市公安局的法医对孙某的尸体进行了尸检，由于没有在尸体表面发现任何外伤痕迹，并在尸体口腔容物内检出了“安定”的成分（但没有检出乙醚成分）。于是就在法医鉴定书上写下了“吸药自杀身亡”的结论（由于家属的反对，法医没有对尸体进行解剖）。

然而，在对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走访中，但凡和孙某认识的医生和护士都不相信孙某会自杀。

接诊抢救孙某的刘大夫说：“12月27日下午3点半我还看见李锋和孙某两口子带着孩子逛商场呢，晚上怎么就自杀了呢？”

孙某的好友，胸外科护士乐某说：“星期五（12月25日）下午孙某向我要我答应帮她买的羊绒裤，我那天忘了给她带来，结果挨了她好一顿埋怨。我好一通道歉，对她说：‘下周一（12月28日）给你带来’，她还特意叮嘱我：‘千万别忘了’。要说她自杀，我不信。”

此外，乐某还说：“孙某平时极爱整洁，注重仪表，甚至有些洁癖，如果她要自杀，也绝不可能只穿胸罩和三角裤自杀的，这不是她的个性。”

此外，在对现场的勘查中，技术人员也发现了一些关于孙某自杀的疑点：孙某服用乙醚的瓶子上和玻璃杯上都没有任何指纹，却发现有纺织物蘸水擦过的痕迹并提取到了一丝纤维，经过鉴定，这一丝纤维属于一件兔毛衫，而李锋正好有这么一件兔毛衫。同时在尸检报告中明确写明：“死者左口角距1.5厘米处皮肤有0.2厘米×0.1厘米的表皮剥脱伤，左前臂外侧中段部有3厘米×2厘米的青紫色淤血斑，在左大腿外侧中段有一2厘米×1厘米的呈椭圆形皮下出血斑痕，另有两处大小为0.3厘米²的表皮剥脱伤。”

因此，李明所长和李建军中队长都对孙某自杀的说法表示怀疑，但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只好任由孙某家属按照民族习俗将孙某的遗体在孙家坟地入土为安（孙某是满族人）。

李建军和李明在充分讨论后，李建军中队长将讨论结果形成书面报告，于1993年1月3日向市局刑侦大队正式提交，上级对此十分重视，主管刑侦的雷副局长亲自来到刑警大队，主持了针对孙某自杀一案的研究会议。会议上大家总体分成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事实已经定论，人也已经入土，且缺乏他杀的证据，因此不必纠缠于此，而应将宝贵的警力用于其他案件的侦破。

另一派认为孙某自杀仍有疑点，虽然没有推翻服药自杀的有力证据，但现有疑点足以质疑自杀的说法，因此主张继续侦查。

最后雷副局长的的建议是：“此案疑点较多，希望大家沉下去，勿急勿躁，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不要过早地打退堂鼓或武断下结论。”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侦查员们对孙某生前要好的同事、朋友以及附属医院职工家属100余人进行了详细查访，同时还派人前往李锋的老家盐池以及长期生活过的石咀山电厂家属区进行调查取证。果然，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和疑点，疑点尤其集中在李锋身上。

在孙某下葬的时候，李锋特意买了昂贵的裘皮大衣等物品给孙某陪葬，并将厚厚的一沓50元票面的人民币烧祭。在侦查员进行查访的时候，李锋四处活动，扬言：谁再要向公安局诬告陷害他，他就对谁不客气。此外，还意外地了解到这个李锋大夫的屁股也不干净，一些附属医院的医生护士怀疑李锋和前一段时间医院药房的麻醉药品的丢失有关；此外，还有群众反映李锋有非法行医、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以及和多名女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个人作风问题。

李锋身上的问题越来越多，但是要推翻孙某“自杀”的结论，则必须要开棺验尸。然而当警方找到孙家提出开棺验尸的时候，李锋就第一时间跑到孙家，撺掇孙某的父母拒绝开棺。

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孙家人肯不肯的问题了，在警方的反复劝说以及周围群众的议论“压迫”下，孙某的父亲在1月17日终于同意警方开棺验尸的要求。

1月18日上午10时，市局的另一拨法医在附属医院保卫科的护送下来到孙家坟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因为严冬而保存完好的孙某的遗体进行第二次尸检。

春节过后，第二份尸检结果出来了：“死者肺部组织呈肺气肿、肺水肿、肺充血，根据死者胃内容物表明：死者的死亡时间应在12月27日夜23时左右，且胃内容物未查出安定和乙醚成分。这充分证明孙某不可能是服安眠药或乙醚自杀身亡的。”

为了进一步证实孙某肺部病理改变的原因，警方从附属医院调阅了孙某生前的病历，结果未发现孙某有肺部病史。

经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和银川市公安局的批准，附属医院派出所李明所长和侦查员王庆敏携带本案的卷宗、两次的尸检报告以及检材前往上海，交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今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

经该所病理研究室和毒化研究室的鉴定，死者的肝脏的毒化物含量只有每克0.3微克，根本达不到中毒标准，肺部的检查发现有形成窒息的病理改变。并建议李明和王庆敏再将检材送往中国医科大学，找法医学教授李德祥作进一步检查。

李德祥教授在看了死者孙某遗体照片后，发现孙某面部紧张且不干净，估计尸体有皮下损伤，但要证明这点需要有皮肤检验方可确定。于是，李明和王庆敏火速返回银川，要求尽快进行第二次开棺，提取皮下组织和表皮样本。3月31日，孙某父母同意第二次开棺，提取样本后交予李明再度前往上海送检。经李德祥教授等专家鉴定得出结论：“皮下血管扩张、出血，真皮纹路展平、断裂，细胞排列改变，系暴力所导致。经对比从床单上取到的所谓‘呕吐物’样本进行检验，证明此物不含胃壁细胞，因此判定不是‘呕吐物’，服药自杀的说法可以被否定。”

此外，李德祥教授从药物学角度对孙某“喝乙醚自杀”的说法做出明确否定：“乙醚是一种极其难闻，麻醉性极强的麻醉药品，别说喝了，只要凑到鼻端嗅一下就会立即麻醉昏迷，人的口唇一沾它便会本能地排斥而绝不可能将其吞咽下去。”

1993年7月20日，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公安厅、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以及附属医院的20余名法医专家在银川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开论证会，最后一致认为孙某的死亡并非自杀，而是被用特殊手段强力捂压导致的窒息死亡。

至此，李建军基本确定李锋有重大作案嫌疑，但为了防止打草惊蛇，避免心思缜密的李锋狗急跳墙，李建军欲擒故纵，借口有别的案子要办，将人马全部撤出了附属医院，并放出此案难破的风声麻痹李锋，改明查为暗访。

果然，之前还在到处托人打听案情的李锋停止了活动，还急不可耐地和一个女子订婚并同居。

8月19日9时，李锋被银川市公安局传唤，晾了他一整个白天后才在8月20日0时30分开始进行询问。

预审员从孙某的身体健康状况入手，进而转到孙某的精神状况，再到孙某和李锋的夫妻关系，李锋的一堆前科以及李锋从小到大的心路历程，步步深入、环环相扣，终于一举摧毁了李锋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迫使李锋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李锋的供词摘录如下：

“1981年，我从老家盐池考入宁夏医学院，1985年毕业实习的时候认识了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孙某。为了达到留在银川工作的目的，我主动追求孙某并和她结婚，如愿以偿留在了银川。开始几年我和孙某的感情还好，还生了个女儿。”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就觉得不满足，还想要更多。于是我就利用工作之便，经常盗窃医院的麻醉药品并倒卖牟利，还在暗地里非法行医捞钱。1991年孙某去北京进修，我看她不在家就在家里乱搞男女关系，没想到被‘小姐’传染上了性病，孙某回来后我们同房结果把性病传染给了她。孙某知道实情后大为光火，我们此后就经常吵架。”

“1992年初，我和别的女人的婚外情被孙某撞见，她把我臭骂了一顿，我也心灰意冷提出离婚，但孙某拒绝离婚，还威胁我说要把我偷卖药品、非法行医的事情告到医院党委。我感到被她戴了‘紧箍咒’，就产生了杀妻的念头。几经策划，我选择用乙醚先让孙某昏迷再捂压口鼻让她窒息死亡的方案。”

“于是，我一边加紧准备实施犯罪，一边又表现出‘洗心革面’的态度，对孙某关怀有加。1992年12月27日下午，我带孙某和女儿进城逛商场，准备给她买一件裘皮大衣，在商场碰到了刘大夫。当晚10点左右，孙某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趁机出门跑到急诊科办公室对几个值班大夫说：‘我刚和孙某为家庭经济问题大吵了一架，心里感到很苦闷’，就是要让他们能替我作证。”

“聊了一个小时后我回到家中，孙某已经睡熟了。我当时心里很紧张，为了壮胆，我切了一盘火腿肠，就着火腿肠喝了半斤多白酒壮胆，然后找出早已准备好的乙醚和安定药瓶，又从卫生间里拿出一条粉色毛巾，将乙醚浸在毛巾上，将毛巾捂压在已经睡着的孙某的口鼻处，再垫上塑料袋捂住。孙某惊醒后挣扎，我就用胳膊和腿按压在孙某的胳膊和腿，继续猛力捂压，待她失去反抗能力后，我又将冲泡的安定药强行灌入孙某的嘴里。但孙某此时已经失去了吞咽能力，药液自行流出到了床单上。我探了鼻息、摁了脉搏，判断孙某已经死了。最后，我用兔毛衫擦掉了杯子和药瓶上的指纹，伪造了孙某自杀现场后就背着孙某的尸体去急诊室——”

至此，这起举国罕见的利用乙醚麻醉杀妻案在历经8个月的侦查宣告破案，李锋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在1994年4月7日10时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