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琪(网名:艺林秦风),男,1957年生人。从事医疗及医院管理30多年,历任国有某大型企业医院主任医师、党委书记、院长等职。曾合作出版译著两部,发表医学论文与译文近40篇。喜欢文学、书画与摄影,曾有小小说、诗歌与歌词等见诸报端,创作的歌曲曾获省部级三等奖。近年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摄影作品60多幅,在国际沙龙摄影比赛获金、银、铜奖及绶带奖20多项。现居西安,以书为友,以摄影为乐,笑看夕阳。
【陕西】艺林秦风|消失的记忆
人生有许多回忆,回忆是对记忆的再现。回忆者本身可能没有变,变化的是人生的际遇和无情的岁月。
王安民和我是初中同班同学。学校就坐落在他们村,是一所社办小学“戴帽”的七年制学校,没有高中部。学生来源于附近的几个村庄,我们班总共32名学生,王安民就坐在最后一排靠窗子下的课桌上。
第一次见到王安民,给我的印象他是个瘦高个,蓬乱的头发盖在“鹅蛋”似的脑袋上,蜡黄的脸上刻着一双无神的大眼睛,面部始终隐藏着某种忧伤。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袄,双肘部打着补丁,下身穿一条黑色粗布裤子,屁股后面补了两块“牛眼”状的灰补丁。赤脚穿着一双黑粗布鞋,右脚大拇趾将鞋前面顶破了一个小洞。他从不给新书包书皮,书包是用粗布缝的小口袋,放学时要么提在手上,要么抱在怀里。
初中刚开学,新生彼此相对陌生,两周后便熟悉的就像兄弟姐妹。下课以后,男生要么趁机在教室门口的水泥乒乓球台上争夺几拍;要么抬起一条腿握住脚踝,单腿跳着彼此用膝盖玩“顶牛”;要么瓣手腕比手劲;要么“撩鸡逗狗”似地追逐嬉戏。女生们踢键子、跳皮筋或扔沙包……
渐渐地我发现,王安民总是不声不响地远远站在墙根下看着大家玩耍,却从不参与,也没有同学邀请。我思忖着,这个同学怎么这么呆板古怪?平时少言寡语,独来独往不合群。上课经常走神,老师让其回答问题,总是重复叫几遍名字,他才如梦初醒般的站了起来,尽管八九不离十的都能回答完问题,他的考试成绩也处在中游略偏上,但老师总是不满意。同学们似乎商量好地很少和他说话。王安民好像也习惯了,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他,依旧孤僻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慢慢地我才知道,原来王安民的父亲王有才是个老“右派”。王安民属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狗崽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为了“划清阶级路线”,害怕“引火烧身”,大家都远离王安民不敢与其交往,王安民自已也时常躲着别人,生怕给他人带来麻烦。
我始终不明白,王安民的父亲是右派,难道王安民就一定是坏分子吗?我注意到,学校大扫除和劳动课上,王安民都特别卖力,从不像有的同学那样耍奸溜滑。也不像电影里演的“坏人”专搞破坏社会主义的勾当。好奇心促使我不顾个别同学的警告,尝试着接近王安民。起初他总是躲着我,课间休息我一旦走近他,他便向厕所走去说要小便。后来我索性和他一块去上厕所,并关切地说:“你应该买个黄帆布挎包当书包”。他说:“没钱,我家人多劳力少,是队上有名的“超支户”,上学的学费和书本费都是我和弟弟挖药材挣得”。我不再说什么,我知道了我们有着相似的家境,我家也是“超支户”,上学的钱都是自己想办法,挖药材、捉蝎子、捡废铜烂铁……
也许是“超支户”这个相同的家庭命运将我和王安民系在了一起。我们两慢慢地走近了,我发现王安民会说,也能说,也会笑,不像别人说的是一个傻子样的怪人。上自习王安民钢笔没了墨水,会主动找我用笔尖对笔尖的给他吐几滴墨水。轮到我值日,王安民会在课间抢着替我擦黑板,帮我打水扫教室……
记得一次上数学课,老师刚上讲台,就在黑板上写了一道数学题,点名王安民同学上台做题。这道题是昨天的练习作业,王安民很快就做完了,老师问大家对不对?齐声回答:“对”!老师示意王安民退下。随后不点名的讲到:“昨天有两位同学没交作业,希望回头补上”!大家心里明白,昨天有一个同学突然腹痛请假,另一个肯定是王安民,不然老师为啥让他上台做题?我猜想王安民肯定是没有作业本了,就将自己用订书机订好的32开包装纸本子,撕去已写好我名字和“农业常识笔记本”字样的封皮,下课后偷偷塞给了王安民,他红着脸,眼里充满感激的泪水,半推半就的接受了。顺口说了一句:“这学我实在上不下去了”!
从那之后,我发现王安民的桌兜里,经常有同学们偷偷塞的各种颜色、大小不一的自制练习本,还有蓝墨水、橡皮、铅笔和圆珠笔芯等,也再未听到老师催交作业的声音。
斗转星移,我对王安民及其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安民的父亲王有才原本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在省城某中学任教,五七年因说错一句话被打成右派,下放回乡劳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经常被造反派拉去批斗,莫须有地还给戴了个“蒋介石特务”的帽子。王有才的父亲早些年得了食管癌已去世,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时常出门找不到家,动不动就忘记提裤子无奈光着腚在地上跪行,后边跟着一串小屁孩看笑话。王有才经常下工后在村里找到母亲,然后背着回家。王有才的妻子年轻轻地就一头白发,成天病怏怏的药不离口。王有才为人善良,寡言少语,也不让家里人多说话。掏大粪、起牛圈又脏又累的农活他都抢着干,为的是多挣工分。在人们的眼里王有才是个聪明人、老实人和可怜人。
初二最后一学期,开学三天了,还不见王安民来上课,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为什么?第四天,王安民红肿着眼睛来了,从教室后门进入,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下课后,王安民主动把我叫到教室背后,他说:假期奶奶去世了,办丧事又欠了一屁股债。他原本不想上学了,想劳动挣工分,让弟弟好好上学。他说初中学的知识在农村基本够用了,不料被他父亲痛骂了一顿,硬逼着他来上学。他说着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酸枣给我,“这是前几天上山挖药材时摘的,甜着哩”!我顺手扔进一颗到嘴里,那味道甜中带着酸!
那年升高中实行“统考”。我们中学成绩全县第一,学校因此而转为公办,享受了县财政补贴。我们班就王安民一人落榜。
有人说:“可能政审没过关”!
同学们说:“平时胆小不说话,可能考试怯场”!
老师说:“意料之中的事”!
而我最清楚:他是要帮父亲挣工分!
多年以后,听说王安民的父亲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全家搬进了省城。父亲在学校看大门,王安民也谋了个差使,其他信息知道甚少,但大家都知道,王安民一家开始过上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那个荒唐的岁月消失了,可王安民同学的故事却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记忆里!
2023年5月写于西安
文艺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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