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昌起义后的军队要南下广东?

——你了解咱们的队伍吗？（17）

主 编：崔晓汉

总撰稿：徐焰

顾 问：毛新宇

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功领导了南昌暴动，占领了全城并拥有了2万多人的正规军，五天后却离城南下行军去广东。当时为什么要放弃江西?为什么起义军要以广东为前进目标?

认定广东为目标，发展方向出偏差

南昌城内暴动的枪声刚停息，8月1日上午在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花厅内便召开了各路代表会议。谭平山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布要继承孙中山联俄联共的精神，讨伐蒋介石等叛逆。

谭平山

不久党内有人批评，起义领导者都是共产党员，何必还用在民众中“已经臭了”的国民党名义。前委的这一做法，是由于暴动前中共中央仍要求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起义军就没有改变国民革命军番号，仍称第二方面军。贺龙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位置保留给张发奎)，下属的2万多正规军编成三个军:叶挺所部编为第十一军，贺龙部仍为第二十军，朱德任副军长的第九军是个空架子。设立第九军番号，是想用于争取云南军，该部只有几百人。

暴动当天顺利占领了南昌城，前委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就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做南下部署。当地历来乃“四战之地”，不宜固守。周恩来到南昌前接到的指示是，部队暴动后迅速南下占领广东。选定这一发展方向，是由于长江中游国民党军力很强，北方又被奉系军阀盘踞且没有大革命造成的革命影响，都不是发展的理想之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认为广东过去工农运动的基础好，交通又方便，得到出海口还容易得到苏联的援助。南下若能占领广州，可以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中国。

暴动前的这一估计，其实并不合乎实际，是战略发展方向的错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作战指导思想还停留在北伐战争时期，憧憬的情形都是在民众夹道欢呼中进军，以及满载武器进港来援的苏联轮船。从南昌出发后行军很苦，大家还认为“到了广东就好了”。到广东后发现工农运动在白色恐怖下已冷冷清清，很多人后悔地认为，“要是留在江西就地建立根据地就好了”。当时江西因没有经过像上海、广东、长沙那样的反共政变，南昌暴动后召集群众大会到会者还数以万计。如果起义军就此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工作的基础也要好得多，后来在江西能建立起广大苏区就是明证。

8月5日，起义军完全离开南昌，出发第二天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就是勉强附和起义的第十师叛逃。该师师长蔡廷锴把全师拉往浙江(后编成第十九路军)，军中的共产党员也被驱逐。蔡廷锴原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拥护起义，因而暴动后前委有人主张将其撤换并派共产党的干部改造该部，意见却未被采纳。最初单独领导军队的共产党人吃了这次大亏，在认为“十分痛心”后痛定思痛，更认识到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

酷暑远征，兵家大忌

起义部队南下出发之时就损失了一个师近5000人，剩下的部队只有 1.6万人。向南行军途中，沿途民众受了国民党关于起义军“共产共妻”欺骗宣传，大都藏起粮食逃避一空，田地里成熟的稻子无人收割。部队的给养筹措艰难，士兵们只好常常以未经脱粒的稻谷充饥。

越向南走，部队在终日受阳光曝晒和大汗淋漓中就越感疲劳，路边陆续出现被丢掉的子弹、火炮零件，再往后是整门迫击炮和山炮。士兵掉队和生病亡故者越来越多，拖枪逃跑的人也日益增多。起义军虽已受共产党领导，其军官大都是共产党员黄埔生，此时军队中的募兵、管理、教育等许多制度仍没有冲破旧式军队的规范。起义军士兵大都系雇佣而来的破产农民，虽然进行过“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教育，多数人却感受不到战争与自身解放有什么密切关系,“当兵吃粮，领饷养家”这种旧军队传统制度仍然留存在部队中。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顺境中,薪饷供应无虑,官兵能保持“铁军”的高昂斗志，一旦严酷的逆境出现就会出现士气急转直下。如第二十军的第三师是共产党人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按师长周逸群所叙述，行军一周竟“将近损失一半”。

当时代理宣传委员会主席(主席为郭沫若)的，是国内著名的“青年导师”恽代英。开始他遇到众多政工人员反映士气不振，便气恼地说:“一般的政工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能跟上部队就算不错,还有什么力气再'卖狗皮膏药’?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恽代英认为此刻只有以身示范，便干脆剃了个光头，和士兵一样背着背包行军，并在肩膀上搭一块毛巾又擦汗又洗脸。他本来又黑又瘦，当时又晒脱了皮，这副苦行僧模样被同伴戏称为“甘地”。此种无言的行动，在军中的影响胜过多少次讲演，战士们都赞叹说:“看!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还能吃苦!”南昌起义后行军的这一经验，使共产党的政工干部最早认识到模范表率作用的重要。

与粤敌激战会昌，虽胜却得不偿失

8月下旬，南下的起义军只剩下1.3 万人，在江西会昌又同由广东前来拦截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及桂军共三个师遭遇。敌军总兵力在1.6万人左右，兵员和弹药容易补充。南昌起义部队却是一支流动的无后方的孤军，弹药兵员都无补充，打硬仗显然不利。可是当时的起义军所具有的军事知识主要就是正面打硬仗，尤其是叶挺部队在北伐时以“三猛”战术著称--猛打、猛冲、猛追。在叶挺、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下，起义军击溃了敌人，却消耗了不少弹药和兵员。由于未打成歼灭战，当地也没有发动民众，这一损失得不到补充，部队进入广东时只剩下 1.1万人。

事后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朝气蓬勃，对于如何从中国特色出发独立开辟一条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还缺乏经验，学习的是苏俄城市中心的模式。此刻国内的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不属于共产党人。还不懂得这一规律的共产党人仍向那里奔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以后悲剧性的一幕。不过失败乃成功之母，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暴动后的远征受挫，被迫走向了农村，恰恰踏上了一条能够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