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历史方法,在前人已有编年体、国别体史书的基础上,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史记》也成为古代撰史者的楷模。 读者遵从他的撰写体例,主要从纪传的角度读这部历史,其中有王朝传、诸侯国传、帝王将相传、还有游侠、刺客、滑稽者传等,通过这些纪传了解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社会变迁。
往常人们读《史记》,多通篇读,读事件、读人物,当今流行的各种《史记》读本也是这样为读者指示阅读门径。而韩兆琦先生新近出版的《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则告诉读者,可以按《史记》的问题读。他把《史记》中的一些问题拎出来,用随笔的方式边读边评,这也不同于他自己以往关于《史记》选注、选译、选讲,全注、全译、全讲,论述之类的读法,让人感悟《史记》可以这样读。而如此读的背后,是韩先生研读《史记》近六十年及数十遍的功力积淀。
韩先生为他的《随笔》取的正题是“点赞、志疑”,这也是《随笔》的基本宗旨,构成它的两面:称道司马迁写得好的地方,对《史记》里存在的问题进行质疑。
一先说“点赞”
韩先生研读《史记》有自己鲜明的态度,他常为司马迁写得精彩的地方击节叫好,在点赞中又往往有自己明确的意向,以此弘扬司马迁及其《史记》,也为《史记》的读者作人生或知识的导引。
点赞历史人物的高尚品格。《史记》中许多历史人物品格高尚,如韩先生拎 出《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负荆请罪”一节,说司马迁写得极好。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家喻户晓,蔺相如原本是宦官令缪贤的门客,为赵惠文王使秦而完璧归赵,被任命为上大夫,又因在渑池会上使秦昭王不能胜赵而拜为上卿,位居功勋卓著的老将廉颇之上。廉颇十分不快,在他看来,蔺相如出使不过有口舌之劳,怎及他的攻城野战之功呢?况且相如原本地位卑贱。
负荆请罪
于是他放言: “我见相如,必辱之。 ”蔺相如闻言,一再避让廉颇,导致门人不满。 蔺相如说,我连秦昭王都不怕,难道怕廉将军吗? “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 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 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
就此,韩先生说蔺相如: “ 这种先公后私的精神不仅感动了负气争胜的廉颇,而且也一直感动着两千年以来的后代中国人。 ” 同时,他说廉颇“ 一旦省悟,立即负荆请罪。 这种知过必改,肝胆照人的品格,更成了千古佳话。 ” 蔺相如、廉颇以国家大局为重,舍弃个人恩怨的品格,千百年来为人赞颂,这使他们成为后来小说、戏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韩先生为之点赞,意在昭示读者做人的品格,古为今用,廉蔺二人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仍然值得今人学习。
点赞司马迁的巧妙记述。司马迁长于记事记人,许多记述巧妙,引人入胜。 有些人物此前不太为人关注,如楚怀王熊心。 陈胜、吴广举义旗反秦之后,项羽的叔父项梁听从范增的意见,顺应民心,在民间找到为人放羊的楚怀王孙子熊心,推举他为“楚怀王”,以此为旗帜号召天下百姓反秦。
研读《史记》不留心的人一般以为楚怀王在反秦斗争中不过是傀儡。 韩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楚怀王初都盱眙,项梁兵败于定陶后,他推进到彭城,在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 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 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 然后,楚怀王又任命宋义为诸侯上将军,号“卿子冠军”。 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向救赵,而派他心目中的宽厚长者刘邦西进破秦,不许项羽西进。 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
韩先生说: “楚怀王令人钦敬的是他在项梁兵败被杀,全国反秦形势急剧下落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来大勇气、大眼光、大作为。 他不是继续后退、逃跑,而是迎着困难、危险上, 他由后方的盱眙前进到了反秦前线的彭城,真正以一个反秦领袖的姿态由后台走到了前台。 ”韩先生肯定了楚怀王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他这个反秦义军的领袖,一度把握军权,整编军队,还吸取了以前西征军失败的教训,起用刘邦为西征军统帅,是慧眼识英雄,怎能视之为傀儡和懦弱之辈呢? 司马迁对楚怀王没有用浓墨重彩集中描写,而是将相关内容分散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篇什,在看似轻描淡写的记述中,勾勒出楚怀王与反秦诸侯的密切关联。 这一点,在《史记》的研读中长期为广大读者所忽略。 韩先生为司马迁点赞,因为他将一贯受到冷落的楚怀王突出为反秦的灵魂人物,让人看到当时天下反秦的一体化以及楚怀王在这段历史中特别的地位和作用。
点赞司马迁的精彩描写。刘邦是司马迁着力刻画的人物,他在《高祖本纪》中,写刘邦从一个泗水亭长成为西汉开国之帝——汉高祖的过程,司马迁虽然不太喜欢刘邦,但他仍然把刘邦写得活灵活现。其中写了项羽分封诸侯后,先尊楚怀王为义帝,后派人把他杀死在去郴州的路上。司马迁将义帝被杀时刘邦的表现写得很有意味:
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义帝死,刘邦哭,发丧及遍告诸侯,韩先生从这一连串的行为中敏锐地察觉出刘邦的心理活动:这光着膀子大哭的刘邦,其实心里乐开了花。
韩先生说了两个原因:“第一是项羽自己给刘邦促进了反项统一阵线的形成,自己把自己投进了人神共愤、天下共讨之的罪恶深渊,这对于刘邦是多么好的一种大力帮助啊。第二是项羽还为刘邦未来的称帝扫清了道路,试想如果没有项羽的这一手,日后刘邦在打败项羽后又将对楚怀王如何安置呢?所以刘邦内心对项羽的感激也是不言而喻的。”
韩先生说得很对,早年不事产业的刘邦,在观看了秦始皇巡游后,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由是在反秦后渐生称帝之心。但当时他军事力量薄弱,对项羽心存畏忌,也没有反项羽的理由。项羽杀了义帝,就给了刘邦可以大张旗鼓地和项羽争夺天下的借口,说是“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话虽婉转但心意已明。司马迁写得好,好在将义帝之死的悲情故事写得外悲实乐;好在让刘邦打悲情牌,以正义的化身伐项。韩先生看透了刘邦的内心世界,把它揭示出来告诉读者,让读者知道司马迁描写的微妙,从中看到刘邦的政治胸怀。
点赞司马迁以简单勾勒表现重大事件。司马迁许多历史事件都写得很精彩,如项羽的鸿门宴、蔺相如的完璧归赵等,为人们熟知。这里要说的是汉初黄老之学与儒学之争。西汉文景之治时,黄老之学兴,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尊黄老。《外戚世家》写道:“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儒林列传》还说儒学大师辕固生说《老子》是家常话,激怒了窦太后,以致发生了窦太后令其到猪圈杀猪的滑稽剧。就是这个窦太后,《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道:
(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王臧等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侯由此以侯家居。
其实,当时窦太后旁边还有一个奉儒的王太后,她在窦太后面前处于弱势,但一仍信任武安侯,等窦太后死即尊儒学,朝廷大权归于汉武帝。韩先生说:这场看似黄老之说与儒学的斗争,根本上是权利之争。当御史大夫赵绾、王臧等人要夺权,窦太后立马出击,一举罢掉了丞相、太尉,杀掉了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把朝廷班子进行了大换血,完成政变。“这段文字不长,可惜讲思想史的专家们多对之注意不够,都对汉武帝‘尊儒’过程中的这场流血政变只字不提,似乎不应该吧。”司马迁的时代,统治集团由黄老之学转向独尊儒学,一般读者没有觉察这场斗争后面的故事,只认为是儒学和黄老之学间的冲突。司马迁对这则故事 只是简单勾勒,写得不动声色,又放在不很显眼的《魏其武安侯列传》里。 韩先生却读出其中的玄机,指出这一点未为一些思想史专家所重,令人遗憾。 西汉时,思想斗争与政权斗争相系以及后宫干政都不足为奇,司马迁揭示出它的复杂性,让读者可以更透彻地认识这一段历史。
韩先生的点赞远不限于上述,总的来说,韩先生的点赞常常致力于揭示司马迁记述或描写上的精彩内涵,让读者知道司马迁用笔的深意以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加强读者对《史记》的认知和理解,把《史记》的研读引向深入。 可贵的是,他的点赞常能出人意表,让人颔首诚服。 其中的关键在于关联性研读,通过不同纪传的关联、同一事件的关联、不同人物的关联还有文字表层与实质的关联等,在《史记》中读出历史的深长之味,也借此告诉读者《史记》研读的重要方法。 读者需要用这种方法在《史记》中读出司马迁,也读出自我。
再说“志疑”
说“志疑”
司马迁以一己之力记述三千年的历史,难免会给后人留下一些疑问。韩先生《随笔》的志疑,一方面延续他2004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笺证》的风格,仍用地下文献来说明司马迁《史记》里存在的疑问;但更多的是通过对《史记》的综合研读,在纪传、事件、人物的相互参照中,从一些细微处看到司马迁记述历史时存在的矛盾。韩先生并非否定历史事实本身,而是说明历史被司马迁重写或重编之后,存在与史实相悖的情况,应当引起注意。
破项羽于垓下还是破项羽于陈?垓下之战,是刘项相争最重要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的具体情形记载在《高祖本纪》中: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
按照司马迁记事的通则,垓下之战最应记载在《项羽本纪》中,因为它与项羽的命运最为相关。但《项羽本纪》只说汉将韩信、刘贾、彭越等会师垓下,这时,“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在这一记述中,眼看一场汉楚两军的垓下之战就要展开,司马迁忽然说项羽率八百余壮士溃围南出,迷道后被田父欺骗,兵陷大泽,被汉军追及。于是项王率二十八骑至东城,有了惊心动魄的东城之战。韩先生说:“项羽军初到垓下的时候,他所统领的还是十万从未遭遇失败的长胜军。在陷入刘邦各路大军的战略合围时,还没有进行任何正面的接触,怎么就忽然变成‘兵少食尽’,而后项羽就立刻慷慨悲歌了一回,便领着八百人溃围南逃了呢?这‘垓下之战’到底还存在不存在?”而司马迁在《曹相国世家》说“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不仅如此,还有《樊哙传》中 “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夏侯婴传》中“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凡此等等,无不表明项羽被破于陈。陈(今河南省淮阳县)是秦郡名,与垓下相距五六百里。司马迁在这些地方都不提决定项羽命运的垓下之战,与《高祖本纪》里说项羽在垓下大败相矛盾。只是读者一般受《项羽本纪》的影响最深,乐于说项羽败在垓下,而未深察司马迁还有项羽败于陈一说。韩先生在此志疑,提醒读者关注这一矛盾现象,以便深入探寻历史的真相。
项羽死在乌江畔,还是死在东城?项羽从垓下逃到东城,东城之战相当精彩,他要证实“天亡我,非战之罪”,为手下的二十八骑与汉军快战,果然是斩将刈旗,英武无比,但终不敌数千汉军的追杀。项羽逃到乌江畔,乌江亭长劝告他渡江以东山再起,他则笑言“天将亡我,我何渡为”;并痛感当年率八千江东子弟渡江击秦今无一生还,无脸面见江东父老,于是对追赶上来的故人、汉将吕马童说:“吾闻汉购吾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于是自刎而死。他死后出现这样惨烈的一幕:
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
这里很明确说项羽死在乌江畔,且是自杀而死。但《项羽本纪》“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又说他“身死东城”。《史记》中还有其他关于项羽死在东城的记载,《樊郦滕灌列传》中说,项羽兵败垓下之后,“(灌)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这里说项羽是在东城被杀的,杀项羽的是灌婴部下的五个小卒,这与《项羽本纪》所载差异太大,唯有将项羽的尸体分成五块以及获得他尸体的人都被刘邦列土封侯是一致的。那么,项羽是死在乌江畔还是死在东城,是自杀还是他杀,是分尸于五汉将还是五汉卒之手,也是不清晰的。前一问题的争论在学界一直存在,既有学者坚持项羽死在乌江畔,也有学者坚持项羽死在东城,争论之根源在司马迁对项羽之死的不同记载。韩先生志疑,没有下结论。说实在的,以项羽之威猛,如不是自杀,汉五将也难杀项羽,更不用说五汉卒杀项羽了。只是现在难以确证,有待地下发掘的新发现。
张良驳斥郦生之计是真是假?张良是“汉初三杰”中为刘邦出谋划策的人,常运策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刘邦得天下以后,张良退而修身,自求善终。《留侯世家》在说到刘邦在荥阳为项羽围困,有谋臣郦食其为他谋划恢复已灭亡的六国之后,让他们感恩戴德,向风慕义,臣服于刘邦。刘邦告诉张良郦生之计,张良说:“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随之,他对比古今,八问刘邦:一问今陛下能致项羽于死命吗?二问今陛下能得项羽之头吗?三问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头吗?四问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吗?五问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吗?六问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吗?七问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吗?八问六国之后将各事其主,陛下与谁取天下呢?这问得正在吃饭的刘邦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人取消为六国之后刻印之事。这八问又被后人称为“八难”。韩先生引用了宋人王若虚在《史记辨惑》里的质疑:“张良八难,古今称颂,以为美谈,窃疑此论甚疏。夫桀、纣已灭,然 后汤、武封其后,而良云‘度能制桀之命’‘得纣之头’,岂封于未灭之前耶? 郦氏所以说帝,特欲系众人之心,庶几叛楚而附汉耳,非使封诸项氏也,奈何其以汤、武之事势相较哉? 汤、武虽殊时,事理何异 ? ‘制死命’与‘得其头’,亦何以分列为两节 ? ‘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此干之墓’,此本三事,而并之者,以其一体也; 至于‘倒置干戈’‘休马’‘放牛’,独非一体乎 ? 而复析之为三,何哉? 八难之目,安知无误耶? ” 然后韩先生说: “张良驳人之语,硬凑八项,徒以气势压人; 其道理之不合、逻辑之混乱,都不足分析。 ” 因为此处语言逻辑混乱、语意重复,韩先生断言它是被后人塞进《史记》的,不伦不类,降低了张良的思想水平和司马迁的文学水平。 读者很少注意这个有名的故事中存在的问题。 《晋书》与《资治通鉴》有记载,说石勒在北方称帝(后赵),曾让人给他读《史记》里的这段郦食其给刘邦出主意的故事,吃惊地大叫危险,以为真有此事。 现在人们把这段故事当作张良的美谈,更多地是因为当时楚汉相争正烈,封六国之后欲益反损的后果以及张良说话的铺排气势,使这故事看起来很动人。 现在韩先生拨开迷雾,揭开老底,让人看到了其中的荒谬。
周亚夫军细柳是实写还是夸大?《绛侯周勃世家》“周亚夫军细柳”的治军脍炙人口。当时汉文帝到细柳视察,于是有了这一段佳话。司马迁写道:
(汉文帝)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这一段读来津津有味,但韩先生说:这一节是不可全信的故事传说。他认为,周亚夫治军严,对皇帝也不通融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他尽管身为将军,“明明知道这是皇帝前来劳军,面对汉文帝的车驾,还要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令,以显示自己兵营的纪律森严与自己在军中的无上权威……司马迁夸张、描写得太过头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司马迁出于对周亚夫的喜爱而用了文学的笔法,把本有的事实夸大了,美化了,让周亚夫别有光彩。周亚夫军细柳的写法在《史记》中并非个案,类似的还有《田单列传》,韩先生说它“作品精于剪裁,故事生动,有开头、有发展、有高潮,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短篇小说” 。还有《孙子列传》写魏齐马陵之战,庞涓中孙膑诱敌深入、增兵减灶之计,在马陵道上智穷兵败,自刎前的自言自语:“遂成竖子之名。”这有点类似《左传·鲁宣公二年》的记载:暴虐的晋灵公派鉏麑刺杀屡次劝谏他放弃不当行为的大夫赵盾,鉏麑凌晨时见赵盾家门大开,赵盾已穿好朝服,因太早而坐在家里打盹。鉏麑很感动,自言自语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说完,一头撞在槐树上自杀了。这事史官怎么会知道?而这却像庞涓的自言自语一样被载入史册,确有出自史官的推想而不可信的因素,需要引起读者注意。
再来谈“师其意不师其辞”的认知方法。上面曾说到韩先生对《史记》的参照式读法,这里主要是针对《史记》的文学性描写而言的。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最想成就的是一部划时代的史书,以这部史书尽忠,尽自己太史令的职业责任;以这部史书尽孝,以完成父亲司马谈的临终遗愿;以这部史书立名,以实现自我的人生理想。只是他做了史学家,也通过记述历史做了文学家。韩先生以对《史记》的研读,告诉读者《史记》存在的文学性。本来文学的历史化、历史的文学化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史记》根本是历史,韩先生在这方面的志疑,同时也是告诉读者,不要把司马迁的文学描写视为真实的历史。他说不要认为《史记》是杰出的历史书,就此认定它书中所写的东西句句是历史。这是读者应有的历史态度。司马迁这些记述的内核毕竟是历史,所以韩先生提醒读者在《史记》研读中重在把握历史文学化的本质。这对《史记》研读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因为《史记》的文学性就淡化它的历史特质,显然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他从来都说自己写的是历史,而不是文学创作。至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矛盾,韩先生提出一条处理原则:读者当“师其意不师其辞”。
“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中唐韩愈在《与刘正夫书》里说的,本意是学习古代圣贤要把握思想或精神,不必太在意古人的文辞差异。韩先生借用这句话,表明对司马迁用文学笔法写的人物或故事应持这种态度。譬如《楚世家》里伍举谏楚庄王讲的大鸟故事。这鸟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韩先生说,这“是一种寓言性质的小故事,不能视为真实历史,师其意不师其辞可也。”还有前面提到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所写的渑池会、完璧归赵,韩先生说,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好,故事也好,却还是有些过分夸张之处,“对此,我们能本着一种‘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在这些地方,司马迁没有划分文学和史学的界限,这和《左传》《国策》多少有些关系,《左传》好讲故事,故事中多有人物优美的外交辞令;《国策》好入辩词,辩词中不乏精彩的历史故事,二者都有描写、夸张过分以及作者代历史人物说话的地方。对此我们当对历史记述者有尊重和同情性的理解,韩先生的“师其意不师其辞”,是恰当处理这一问题的较好方法,使读者研读《史记》时,知道怎样去区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不至于错把文学当作历史。
韩先生志疑是希望释疑的,他在《随笔》里谈到《曹相国世家》写刘邦开国功臣曹参之子曹窋:“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韩先生对曹窋免官很感诧异,因为曹窋曾助周勃、刘章消灭诸吕、拥立代王刘恒称帝。对此,清代牟庭在《雪泥书屋杂志》里说,曹窋虽参与诛杀诸吕,但不愿参与诬蔑惠帝诸子“非刘氏”的事,与老臣陈平、周勃不合,故被免官。看到这里,韩先生说:“醍醐灌顶,愿与读者诸君共享。”让人感到释疑之后的研读快意。
除了上述,《随笔》还值得一说的是,韩先生对《史记》通行本的原文与标点提出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他以己见作了新的标点。对此,本文不多言说,但有一点需要强调,句读历来是读者入学的门径,特别是古文的句读。今人为《史记》通行本所作标点之疏漏,当然不是司马迁的问题,但任何一个读者都应高度关注,细心处置。因为句读不通,标点失当,难免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韩先生在《随笔》中,对通行本的文字与标点提出问题,尝试纠改,并视之为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为读者做了很好的榜样。
《随笔》在韩先生的诸多《史记》研读著作中的突出特点是围绕问题展开,通过问题以点赞与志疑的方式把《史记》读得更细,从而凸显司马迁的高明、所述历史的深沉之思以及留给后人的疑问等。他希望读者能够理解自己对《史记》的解释和发明,也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史记》中存在的问题,不人云亦云。所以在《随笔》里,他先罗列《史记》中的问题,再用他人评说或自己评说,揭示对所列问题的思考,给读者指示《史记》的研读门径和方法,让人同时知道其中的灵动性、复杂性和思想厚度。不过,韩先生在《随笔》的前言里又说了一句:《随笔》“应该是我一生最后一本《史记》读物”,这让人顿生许多念想。
《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
韩兆琦/著
【内容简介】
本书点赞《史记》人物的卓荦言行,情节场面,使人提高眼界、开阔胸襟;也点赞了司马迁思想的宏放雄奇,与其文章的博大精深,后人可俯仰有得、触类有悟。本书也记出了《史记》的矛盾疏漏,情感与视角的偏颇,与其文字、标点的可讨论之处,或求正,或存疑,管窥蠡测,尚期有抛砖引玉之用。
《史记精讲》
中国青年出版社
韩兆琦/著
【内容简介】
《史记精讲》实际是一本“《史记》精华录”。它从《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112篇作品中选出了100个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而又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上传播极广,对中华民族教育、感染极深的故事段落,这一百个故事段落分别来自《史记》原文的60个篇章。
这些选入的篇章仍依《史记》的前后次序编排;每篇选入的故事段落,或一个、或两个三个,另加小标题,在各自的篇题下前后列出。在每个故事段落的原文后,有简要的注释,有流利的译文;在每个篇章的最后,有对于该篇全文与对该篇所选故事段落的扼要评述。
读者于此既能客观地掌握历史,又能理解司马迁的个性与文章。
【作者简介】
韩兆琦,男,1933年生,天津静海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著有《史记笺证》、三全本《史记》、《史记题评》、《中国传记艺术》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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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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