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神》到《长安》，如何看待影视中的“历史真实”？

作者 | 河马君

编辑 | 楚青舟

发布 | 深瞳商业（ID：DEEP-FOCUS）

相比电视剧，国内电影市场似乎更容易面临“历史真实”的争议？

《封神第一部》和《长安三万里》，这两部暑期吃到最多传统文化题材红利的电影，近日双双面对舆论波澜。

有意思的是，二者看起来都是被自己的题材红利“反噬”了。

譬如《长安三万里》被洛阳市隋唐史学会要求纠错道歉，原因是“影片中部分情节描述与真实历史不符”；而《封神》的导演和演员，则被翻出了过去关于民族问题的表述。

争吵从电影外部开始，逐渐对电影本身产生影响。粉丝当然会大呼冤枉，但舆论和市场的反应也有复杂的历史经纬，不能一概而论。

历史题材是一直那么“难拍”吗？

隔壁电视剧行业好像并不这么觉得，从古早的《唐明皇》《铁齿铜牙纪晓岚》《戏说乾隆》；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再到《甄嬛传》《知否》《清平乐》……

真要是以“历史真实”的游标卡尺去量这些作品，那也鲜有能站得住的，但这并不妨碍人家口碑流量双丰收。怎么到了电影这里，事情就不一样了呢？

虽然都面临内容审核，但 电影作为一个特殊载体，相对而言，各国官方对其“价值观战场”色彩都看得更重。

在我国，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在上映后期往往是会有机关事业单位、中小学组织集体观影的；好莱坞虽然号称创作自由，但一直也是“美国价值”开疆拓土的先锋。

这一点电影圈本身也是习惯的。 问题就出在……他们 好像太习惯在价值观战场作战了。

再加上电影圈的大导演多，对自我的价值标准更为自信，也更导致整个电影圈喜欢高谈教化，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同样也是一边关注“具体的人”，一边用尽宏大的词汇给这些具体的人上价值。

每个人当然有表达自由，但核心主创人员的观点，不可避免会与作品联系在一起。

这至少在逻辑上是公平的，如果个人声誉可以给电影带来数亿的票房，那个人失误影响电影收益也应该可以理解。

真正的问题是，一部文艺作品，它在选取历史题材创作时，究竟对“真实的历史”负有多大的责任？我们究竟是否应该以真实历史作为标尺去衡量一部电影呢？

一、不只是《封神》《长安》，历史电影面临复杂的“真实”问题

好的文艺作品是无法标准化的，我想这应该是公认的准则。

即使是未来进入AIGC时代，AI也需要学会跳出窠臼去创造一些独特的表达，才能够俘获受众的心。 既然如此，用任何一种刻度仔细度量文艺作品，都会发现它有一大堆毛病。

所谓“历史真实”也是一样，没有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能够做到完全“真实”。

正如海登·怀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说的，“历史叙事(narrative)本身就是指将特定的事件，依照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可理解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

——历史的本质，就是寻找一种符合当前材料与一般逻辑的叙事，它并不追求绝对客观。

即使在“叙事史”复兴之前，兰克等哥廷根巨擘的旧史学也遵循“史料即史学”的原则，将价值判断的权力留给上帝。

至今为止，无论是哥廷根、年鉴派还是新生的“叙事史”，从未有学者宣称自己的叙事能够完全等同于历史真实。

更何况，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毕竟不是历史作品。

对历史问题“上纲上线”算是当下的一个文化习惯，可正因为如此，在文艺批评中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尽最大努力去克制那种“上价值”的欲望，因为文艺作品是永恒的“非标品”，它很可能无法妥帖地装进任何价值框架的模具之中。

一旦将“历史真实”的边界实体化，它必然要切割创作本体，损害作品本身的价值。

其实传统上人们对文艺创作是比较宽容的，譬如没有人会指责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不符合地理学，因为他写的是诗；中科院不会因为《流浪地球》中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不符合现实物理规律，就让郭帆和电影制作团队道歉……

从前的电影和电视剧中，各种戏说和虚构剧情也并不罕见。只是当前舆论场的确环境复杂，恰好前一个阶段《八佰》《金刚川》等历史题材电影中，创作者埋入了许多意义不明、引发争议的细节和意象“彩蛋”。

部分作品中的“河殇”味，也让整个舆论空前敏感起来——这是不少观众要求以历史真实“框正”作品取向的直接导火索。

正所谓“前人砍树，后人暴晒”，不止《封神》和《长安》，以后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样需要面对“历史价值”这个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单纯地去指责群众紧绷的神经，也不能动辄将创作团体都打上“反贼”的标签。

还是那句话，要尊重文艺创作与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历史经纬，创作与评论的双方也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二、细节的真实问题，有时是工业化能力和成本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绝对真实”确实不能强求，可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确保作品的细节真实肯定是没错的吧？

这话肯定对，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意义。我们作为消费者，很少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所有的细节都是有成本的。

这个成本有时候是显性的，譬如我们知道从前有清宫戏可以借用故宫拍摄，那清代建筑的细节几乎就不可能出错。

后来为了保护古建筑，创作者只能在影视城拍摄，那么一个镜头中斗拱、脊兽、雕梁……

如果要复刻某个时代的建筑，都需要很高的成本。

如果要在日常饮食用具、食物、陈设等方面都“真实复现”某个时代的元素，这个成本是大多数剧组都花不起的。

真正关注道具、服化的朋友肯定知道，那些宣称“复刻某时代衣物”的影视剧，能把主角的服饰捯饬清楚就不错了，配角、龙套的服饰几乎没人管，道具方面元祖雪月饼、知味观绿豆糕摆在桌上当点心也是常有的事，具体到桌上的菜品，哪怕是参考《随园食单》的都不多见，更别说隋唐以前的食物了。

是剧组不想要完整的时代风格吗？那倒也并不是，有的时候，考据本身也构成了隐性成本。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拍摄的时候，为了找到相对更加“原汁原味”的地方美食，每一个入境的美食案例都要经过完整的前采。

几名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读研究生，结合地方志、文人笔记等历史文献，确定当代的食物、技法与历史上记录的食物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一部分工作费时费力。

即便如此，《舌尖》所说的历史典故，也未必都那么严谨。

商业化的剧组如果想做完整考据，这个成本可就太高了……

学生的劳力可能不贵，但时间能否匹配演员的档期，考据出来的东西怎么变成现实中的道具，都极其考验资金和组织能力。

最终，还是得回到影视工业的现实，抓大放小，选取一部分代表性元素去“真实”，剩下的部分依然得“戏说”。

最怕的就是，创作者不承认自己是“戏”，却又没能力“真实”。

陈凯歌是出了名的喜欢构造大场景的导演，《无极》里据说有个场景单独搭了一年，《妖猫传》里花萼争辉楼辉煌灿烂……

可你要是按照古建筑复原的标准去看他构筑的花萼争辉楼和那个长安城，不还是一堆“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地方么。

归根结底，是国内电影工业还不具备复现某个时代风貌的基础能力，不仅是道具师做不到，导演等主创本身也无法理解“另一个时空”的真正内涵。

“真实复刻”基本上是个神话，但我们的创作者和宣发总是喜欢反复地去讲这个神话，这个毛病真要改掉。

电视剧《琅琊榜》就吹嘘过胡歌在剧中用的一个玉冠使用了真玉，价值6000元，以此体现剧组的“用心”——这其实很难评，那么大一个“玉冠”，用6000元的“真玉”符合梅长苏的设定吗？

比起材质是不是真玉，还不如看看这个玉冠是否符合南朝玉冠的形制（实际也不符合）……说到头，细究每一个历史细节，这个成本根本承担不了。

如果剧组宣传能够认识到这点，不再刻意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寻找宣传点，许多问题本不该存在。

更合理的选择，当然是选一部分代表性元素加入影片中。

这一点《长安三万里》就做得很好，里面的马匹形象，是根据唐代雕塑“肥马”的样子做的，既指向了“唐”这个时代，又表示这部“动画片”与真实的历史毕竟不一样。

片名《长安三万里》也很有意思，即使计算唐代疆域的极边，也没有地方距长安三万里之遥，这是个虚数，与九万里风鹏正举的文学作品相呼应。

实际上，“长安”本身也是一个虚指，唐诗中那个“长安不见使人愁”的“长安”，更多指的是某个繁华的权力中心，李白《长相思》中那个“长相思，在长安”的女子，也不见得真是个西安或者咸阳的姑娘。

某种意义上，“长安—洛阳”在中晚唐本是一体，武则天频繁率领行政机构“就食洛阳”是因为长安的“大城市病”，因为漕运断续等一系列问题，关中无法供养这么多的脱产人口；而她本人所信仰的神秘主义体系又将洛阳这个神秘学上的“天下之中”与帝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许多时候，政出于长安或出于洛阳，对唐人来说无甚区别。

当代人争执“长安还是洛阳”，就更显得无趣，洛阳的文化自豪感当然需要尊重，但《长安三万里》本身将的是李白的一生与唐帝国的时代转折，和西安这座城就没有太多关系

——李白和杜甫按照现有文献看来，初识于洛阳，但这对影片的主旨几乎毫无影响。

李白初遇杜甫这段剧情，重点并不在杜甫，而在于李白“一进长安”的故事，如果因此就要改掉剧情主线，那创作的自由度可太小了。

因此我认为，长安和洛阳的距离在“三万里”这个尺度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三、戏里的“殷郊”可以骑马，但敬畏历史才能“长安”

有个问题提的很好，那些历史文化题材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吃到了“历史红利”才火起来，它们对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或许有，但这个责任肯定不是落实在“真实复刻”上，比如这一次，乌尔善的《封神》有一个训练营，小鲜肉们从骑马射箭做起，这当然很好，以后他们接别的古装戏时，真实马戏的能力说不定还会成为一张王牌~

可舆论中有一类声音，质疑乌尔善在电影里“加入大量私货”，包括使用“异族”演员和加入了大量的蒙古元素……

我的看法，戏内的部分不应该过度解读。你说殷郊质子像蒙古人一样骑马符不符合历史真实？那肯定不符合呀，但首先，你能不能示范一下不用马镫怎么骑马并教会演员呢？

这其实还是个成本问题，商代肯定没有马镫，商代甚至都没有形成车马合战的战争形式。

剧组如果复刻一遍商人的日常，没有炒菜、没有桌椅、没有棉织品、平民穿着和用具压根不知道什么形制……道具的定制成本先不说，观众也会觉得很别扭，难以代入情境。

“另一个时空”如果距离观众太远，一切概念都要重新构建，那就不会有人消费。

基于乌尔善本人就是蒙古族，他借用了呼麦的形式来唱“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他用九斿白纛的样子来代替商代的旗帜……这都不算什么大问题。

想要上价值的人总可以找到角度，说法国奢侈品用了汉服元素，是“文化挪用”，伤害了主体民族的感情，可以；那按这个逻辑，就不存在“以蒙代汉”是包藏祸心文化入侵，而是主体民族对蒙族的文化挪用，对吧？这两种声音是不可共存的。

我认为，对电影细节没有必要上那么多价值，影视中总得有一个具体的外壳，商代的“太贵”，所以借用了蒙古文化元素，剧组大大方方承认就好了。

《封神》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出在戏外，因为历史文化阐释，本身就不是导演和演员们的长处。

他们在拿着港台的二手“研究”结果教育观众时，并不具有任何权威性，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言论中出现明显错漏，必然要大翻车。乌尔善的问题，是他居高临下地教训观众和质疑者：你们的观念有问题，我才是对的。

花木兰是蒙古人吗？鲜卑是东胡的主流后裔，而蒙古是杂胡中的杂胡，连“蒙兀室韦”这样杂乱的概念性称呼都晚于唐才形成，完整的“蒙古”概念形成则要到元以后了。

所以只能说蒙古人有一部分鲜卑血统，不可能说鲜卑人就是蒙古人。何况花木兰并不一定就是鲜卑人，可能和杨隋皇室一样，是鲜卑治下的汉人。

至于汉族的形成，更是一个不太值得辩驳的问题。胡汉之争远早于元代，汉族的族名起源在学术上更早有定论。

整个文艺圈，毛病都差不多，在文化水平不太高的情况下，却总想当观众的教师爷，而他们所教授的，往往并不是什么“真实历史”。

介入复杂的历史问题，就要承担由此而来的批评和非议，这没什么不对。

文艺作品在“历史问题”上的尺度，我认为是权利与义务相一致。

商业电影，如果不承担“复原历史真实”的义务，也就没有自称“宣教者”的权利。 导演和演员可以有创作的自由，殷郊质子团怎么骑马，还是应该由导演说了算，但那只能是荧幕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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